真相之死：我們如何放棄了事實，迎來特朗普時代

撰文：角谷美智子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人類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兩個政權出現在20世紀，兩者的統治根基是：對真相的違背和破壞；在犬儒主義、厭倦和恐懼情緒的共同作用下，那些希望擁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的謊言和虛假承諾，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漢娜·阿倫特在其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寫道，「極權主義統治秩序的理想臣民不是堅定不移的納粹主義者或極左分子，而是這樣一些人：對於他們而言，事實與虛構之間（經驗的現實）、真相與虛假之間（思想的標準）不再存在區別。」

阿倫特的文字讀起來越來越不像是寫於上個世紀，而是像對我們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景觀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慄。在今日世界，虛假新聞和謊言在俄羅斯的「巨魔工廠」（troll factories，大量俄羅斯水軍的工作場所——譯者注）以工業量級被生產出來，當今的美國總統也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在自己的推特賬戶上，傳播著各種假新聞和謊言；然後，這些假新聞和謊言再飛速通過社交媒體賬戶傳播到世界各地。因為不同意識形態主張所形成的網路上的一個個孤島和過濾氣泡的存在，人們失去了對現實的共同感受；屬於不同社會，有著不同信仰之間的人們失去了相互之間進行溝通的能力，原有的秩序被攪亂，民族主義，部落主義抬頭，人們對外來者的仇恨加深，對社會變革感到恐懼。

我不是想將今天的種種境況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巨大恐怖直接進行類比，而是要去觀察人們的某些處境以及他們的態度（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將這些處境和態度比作奧威爾的《1984》和《動物農場》中的「危險信號」），這些處境令人們容易受到煽動，在政治上被操縱，一些國家則會輕易地被潛在的獨裁者掌控。我想去審視，人們對事實的忽視，用感情代替理性以及語言的被腐蝕導致了真相的價值遭到怎樣的削弱，而這一切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真相的衰敗」（truth decay）一詞如今也進入到「後真相」時代的辭彙庫中，這個辭彙庫里還包括人們如今已經熟悉的「假新聞」（ 「fake news」）和「另類事實」（ 「alternative facts」）。還不是只有假新聞，還有偽科學（由否認氣候變化和反對接種疫苗的人們製造），假歷史（宣傳者是大屠殺歷史修正論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臉書上的假美國人（由俄羅斯的巨魔工廠製造），社交媒體上的假粉絲和假的「點贊」（機器人生成）。

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撒的謊又多又快。根據《華盛頓郵報》的計算，在他上任的第一年裡，他發表的虛假或者具有誤導性言論的次數達到了2,140次，平均每天5.9次。他的謊言覆蓋範圍很廣，從俄羅斯對美國總統大選的干預的調查，到他的受歡迎程度和取得的成績，再到他看電視的時間……而這些謊言還只是危險信號里很容易讓人注意到的，除了這些，其他危險信號一直沒停過：他持續攻擊民主制度和規範，新聞界，司法系統，情報機構，選舉制度以及保證美國政府正常運轉的公務員都是他攻擊的對象。

真相遭受攻擊的情況也不僅限於美國。在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浪潮一波接著一波，人們更少通過理性辯論來尋求解決方法，而是被恐懼和憤怒情緒驅動；民主制度遭到侵蝕，專業見解被群眾的智慧取代。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有關英國與歐盟的金融關係對英國不利的說法很流行，這些虛假的說法讓很多人投了支持英國退歐的票；為達到破壞民主國家的信譽和穩定的目的，俄羅斯政府開動宣傳機器，在法國、德國、荷蘭和其他國家舉行選舉前，大量散播虛假信息。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真理和理性是如何變得像現在這樣稀罕？它們目前的這種岌岌可危的處境對我們的公共話語意味著什麼，對我們未來的政治、政府的治理又意味著什麼？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特朗普的當選背後有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可重複的因素：仍然遭受2008年金融危機餘波影響的美國選民感到心灰意冷；俄羅斯對大選的干預，社交媒體上充斥著挺特朗普的假新聞；特朗普的對手希拉里在選民中的支持率呈現兩極分化，而且她也成為了平民主義者譴責的華盛頓精英的代表；各個媒體對特朗普這個前真人秀明星產生的巨大流量欲罷不能，為他的競選活動貢獻了價值約50億美元的免費報道。

如果某小說家在作品裡塑造了一個如特朗普一樣的反派：一個不僅自戀、虛偽、無知、偏狹、粗野，而且好出煽動言論、行事獨斷專橫的人物形象，那麼這個小說家可能會被指斥胡編亂造，因為這個人物形象完全不可信。事實上，現任美國總統似乎不像是某個小說里的人物，而更像是一些癲狂的漫畫家筆下的形象。但是，特朗普那些可笑的特質不應該吸引我們所有注意力，我們應該看到他對真相和法治的攻擊所導致的極其嚴重的後果，還應該看到因他所暴露出來的，我們的制度和數字通訊存在著的種種缺陷。如果不是因為公眾對講述真相漠不關心，如果不是因為人們在對信息的獲取上出現了系統性問題的話，這個在競選期間就被爆出撒謊成性、搞各種商業欺詐的候選人，不太可能獲得如此高的支持。

在特朗普這裡，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在很多方面，特朗普不是一個奇異的漫畫人物，而更像是以下諸多互相交織的傾向的化身：新聞、政治與娛樂融合，為害甚巨的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民粹主義者對專業知識越發強烈的蔑視……它們都對真相造成了破壞。

幾十年來，客觀性逐漸不被人們看重，甚至那種認為人們可以儘力去接近真相的想法也是如此。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表達過一個很有名的觀點，「每個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沒有權表達只屬於他自己的事實」，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強調這一點：兩極分化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如今的美國選民甚至很難就哪些是事實、哪些不是事實達成一致。社交媒體更是極大地加快了分化：在社交媒體上，用戶能夠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聯結到一起，社交網路上的新聞是根據個人喜好所定製，人們的先入之見因之被加強，隨之生活在愈加狹窄的信息孤島中。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開始的文化戰爭以來，相對主義的影響一直處於上升趨勢。當時，它被新左派所接受，他們急於用相對主義來揭示那種西方的、資產階級的、男性主導的思想所存在的偏見；它也被那些傳播後現代主義「福音」的學院派人士所接受，後現代主義主張，普遍的真相不存在，只存在各種較小的、個人化的真相。這些觀念都是由當時的文化和社會力量所塑造。從那以後，相對主義的論點便被右翼民粹主義者用來為自己服務。

從被湯姆·沃爾夫（Tom Wolfe）描述為「我時代」（「Me Decade」）的70年代到現在這個自拍年代，相對主義與處於上升之勢的自戀和主觀性水平實現了完美的同步。那種認為一切都取決於你的觀點的觀點（所謂「羅生門效應」）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從勞倫·格羅夫（Lauren Groff）的《命運和暴怒》（Fates and Furies）等流行小說到《婚外情事》（The Affair）這樣的電視劇，其創作基礎無不是那種認為真相不止一種的觀點。

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1991年的電影《刺殺肯尼迪》對歷史作了重新構想。照片：Allstar / Cinetext / Warner Bros

近四十年來，我一直在閱讀和撰寫如下種種問題的文章：解構的興起和大學校園裡圍繞著文學經典發生的論戰；圍繞著關於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刺殺肯尼迪》（JFK）和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的《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等電影中虛構歷史的拍攝方式的辯論；為避免信息透明，柯林頓和布希政府做了許多事情，把現實界定為他們想要的樣子；特朗普對語言發動的戰爭，將不正常的東西變得正常；技術對我們如何處理、分享信息的影響。

矽谷企業家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在其2007年出版的《業餘者的狂歡》（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一書中警告說，互聯網不僅超乎想像地實現了信息的民主化，同時也讓「群眾智慧」取代了真正的知識，更危險的是，它還讓事實與意見、有學識的觀點和胡亂猜測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2017年，學者湯姆·尼科爾斯（Tom Nichols）在《專業知識之死》（The Deatn of Expertise）中寫道，無論左右翼人士，都對確定性的知識產生了一種偏執的敵意，人們不竭餘力地辯稱，「任何人關於任何事物的任何意見都和其他人的意見一樣有價值」。無知如今成了一種時尚。

後現代主義的一個觀點認為，所有真相都不是沒有立場的（也取決於一個人的視角），所以也就推出這樣一個觀點：要去理解或描述一個事件，存在著許多合理的方式。這種觀點推動了更平等主義話語的出現，從而讓以前一直被剝奪各種權利的人群獲得發聲的可能；但這種觀點也被一些人用來為那些令人不適的或已經被戳穿的理論尋找支持，或者將一些無法等同的事物等同起來。例如，神創論者呼籲，學校應該在教進化論的同時也教「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是對神的存在的宗教性論證，儘管支持者認為智能設計論是一個「關於生命起源的科學理論」，但其已遭主流科學界視為偽科學——譯者注）。一些人辯稱，「兩個都應該教」。其他人則說，「教給孩子有爭議性的事情。」

特朗普也用過這種「兩邊都有理」的論點。2017年，弗吉尼亞州政府決定移除象徵南方邦聯的雕像，一些新納粹分子在夏洛茨維爾舉行集會表示抗議，抗議現場也聚集了許多反對白人至上主義的示威者。特朗普試圖給兩邊的人劃等號，他宣稱道，「兩邊都有一些非常優秀的人」。他還說，「對於多方表現出的仇恨、偏狹和暴力，我們對此做出最嚴厲的譴責。」

那些否認氣候變暖，反疫苗和其他在科學上不佔理的群體隨意使用著如「多方面」，「不同觀點」，「不確定性「，「多種認識方式」等經常出現在講授解構的大學課堂中的詞語。拿俄米·奧莉絲（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M·康威（Erik M Conway）在其2010年出版的《販賣懷疑者》（Merchants of Doubt）一書中告訴我們，為了讓人們對科學產生懷疑，右翼智庫、化石燃料行業以及其他一些行業採用了所謂「煙草業策略」：通過傳播一些虛假信息，讓公眾心中滋生疑竇，從而對吸煙會造成怎樣的危害產生莫衷一是的意見。一位煙草業高管1969年在一份臭名昭著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懷疑是我們的產品，因為懷疑是與公眾心目中存在的 『整體事實』競爭的最好方式。」

從本質上講，這個策略就是：找來少數所謂的專業人士來反駁已經有明確結論的科學研究，或者爭辯說還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將這些錯誤的論點列成一條條發言點，然後一遍遍重複；與此同時，對真正的科學家的聲譽發起攻擊。如果各位對這個策略感覺很熟悉，那是因為特朗普和他的共和黨盟友在為各種政策（從槍支控制到在美墨邊境修牆）辯護時也使用了這個策略，全然不顧這些政策與專家評估和全國民意調查的結果背道而馳。

2018年1月，美國有50個州舉行了抗議活動，人們借抗議活動敦促美國參議員支持科學證據，反對特朗普提出的有關氣候變化的政策。照片：Pacific Press /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奧莉絲和康威認為，主流媒體中的一些從業人員經常為了平衡的目的，「導致那些不值得重視的少數人的觀點可信度增加」，客觀上這種所謂的「煙草業策略」。一些記者錯誤地將平衡當成了講述真相，把為中立而中立當作準確，從而讓真相與虛假的主張對等；同時也迫於右翼利益集團的壓力，向公眾呈現「雙方的意見」；電視新聞的節目形式是，持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的人進行辯論——即使一方代表了科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而另一方表達的觀點完全不被主流科學界所認可。例如，2011年BBC信託會發布的報告指出，在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問題上，BBC的科學報道「對很邊緣的意見給與了過度的關注」。《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的標題指出，「BBC的工作人員被要求停止邀請科學怪人上科學節目」。

在一場關於新聞自由的演講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席國際記者克里斯蒂安·阿曼普爾（Christiane Amanpour）以媒體對2016年總統大選所做的報道為背景，就媒體這種「平衡」報道發表了以下看法：「很多媒體都絞盡腦汁，試圖將平衡、客觀、中立和至關重要的真相區別開來……很久以前，我在報道波斯尼亞的種族清洗和種族滅絕時學到，永遠不要把受害者和施害者對等，永遠都不要在道德或事實上給二者劃等號，否則你就成了那些無法用語言形容的罪行的幫凶。我相信真相，不相信中立。我認為，我們不能讓真相被庸俗化。」

西方世界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經歷了文化上的震動，藝術家們苦苦尋求，應該如何描繪這種分崩離析的現實。像約翰·（John Barth），唐納德·（Donald Barthelme）和威廉·蓋斯（William Gass）這些作家開始創作具有自我意識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在這些小說中，相對於傳統的敘事方式而言，形式和語言被更多地強調。其他一些作家模仿雷蒙·卡弗的簡潔，採用一種簡約的寫作方法，創作精簡、主題單一的小說。隨著對更宏大的真理的追求在學術界變得越發不合時宜，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覺到越來越強烈的漂泊不定，失去重心，一些作家選擇將自己的寫作聚焦到最細小、最個人化的真相：他們只寫自己。

菲利普·羅斯在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國的現實變得非常混亂，「讓人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顯得過於貧乏，十分尷尬」。他寫道，這種情況導致「小說家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更宏大的社會、政治現象失去了興趣」，然後如他自己那樣，退回到更為可知的自我世界。

布魯斯·威利斯在根據《虛榮的篝火》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中的扮相。照片: Allstar/WARNER BROS.

1989年，湯姆·沃爾夫寫了一篇引起很多爭議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對時代的種種新潮表示哀嘆，他為老派的現實主義寫作在美國小說中的消亡而哀傷不已；他敦促小說家「走進我們這個狂野、奇異、浮華、不可預測的國家，將其重新轉變為文學上的養料」。他在自己的《虛榮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和《完美的人》（A Man in Full）等小說中便去進行了這種嘗試，他在小說中借用自己作為記者的技巧，描寫出那種巴爾扎克的作品裡才有的豐富細節，各種亞文化在他的小說中變得血肉豐滿。但是，儘管沃爾夫20世紀70年代曾是新新聞主義（強調記者的聲音和視角）的有力倡導者，但他的這番新宣言沒有在文學界得到響應。相反，包括路易絲·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大衛·米切爾（David Mitchell），唐·德里羅（Don DeLillo），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恰克·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和格羅夫在內的作家，對諸如多種視角、不可靠的敘述者以及互相交織的故事線索等寫作技巧（福克納，伍爾夫，福特·馬多克斯·福特和納博科夫等作家最早使用這些技巧）樂此不疲，將這些技巧用來描述這個新的「羅生門式的現實」，而在這種「羅生門式的現實」中，主觀性才是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另外，用比爾·柯林頓的一句臭名昭著的話來說，真相是什麼「取決於 『is』這個詞怎麼解釋」（柯林頓的原話是：「It depends up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is" is. If the—if he—if "is" means is and never has been, that is not—that is one thing. If it means there is none, that was a completely true statement. Now, if someone had asked me on that day, are you having any kind of sexual relations with Ms. Lewinsky, that is, asked me a question in the present tense, I would have said no. And it would have been completely true.」 譯文：這取決於』is』這個詞怎麼解釋。如果is 的意思是從來沒有過，這是不對的，這是一回事。如果is是說現在沒有，這是完全真實的。如果有人問我的那天，有沒有和萊維斯基小姐發生關係，這是問我一個現在時態的問題，我會回答，沒有。而這是完全真實的——譯者注）

但對於許多作家而言，羅斯稱之為「純粹的關於自我的事實，被視為不可侵犯的，強大的，勇敢的自我，乃是一個不真實的環境中唯一真實的東西」，仍然是讓他/她們更感舒適的領域。自2000年以來，這種傾向催生了回憶錄寫作的熱潮，包括像瑪麗·卡爾（Mary Karr）的《騙子俱樂部》（The Liars』 Club）和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怪才的荒誕與憂傷》（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這樣的經典作品，這些創作者因而成為了他們這一代人之中最重要的聲音。隨著卡爾·奧韋·克瑙斯高 （Karl Ove Knausgaard）的六卷自傳體小說《我的奮鬥》（My Struggle）的問世，回憶錄寫作的熱潮和博客寫作的流行最終達到最高潮。《我的奮鬥》里充滿了種種細緻入微的描寫，而這些細節都取自克瑙斯高的日常生活。

隨著有關客觀真理的概念不被看重，通過傳統研究收集的經驗證據遭到懷疑，「個人見證」也在大學校園裡變得流行。學界人士開始在自己的學術論文的序言中探究自己的「立場」——他們的種族、宗教、性別、背景，個人經歷可能會影響、扭曲自己的分析，或者令其分析具有可信性。

在一部2016年美國大選不久前上映，名為《超級常態》（Hyper Normalisation）的紀錄片中，導演亞當·柯蒂斯（Adam Curtis）以表現主義、蒙太奇的手段，對後真相時代的生活進行了一番冥想。紀錄片的片名是人類學家阿列克謝·尤爾查克（Alexei Yurchak）創造的一個術語，他是想用這個詞來描述蘇聯崩潰前最後幾年，蘇聯民眾的生活；當時的蘇聯人都知道幾十年來蘇聯政府進行的宣傳有多麼荒謬，但卻難以設想出任何替代方案。柯蒂斯在紀錄片的旁白中表示，多年來，西方國家的民眾也不再相信政治家一直對他們說的事情，於是特朗普意識到，「面對這種情況，你可以play with對現實做點手腳」，在此過程中「進一步破壞、削弱舊的權力形式」。

特朗普的一些極右翼盟友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現實。在電影《黑客帝國》的一個場景里，主人公尼奧需要從兩個藥丸選擇一個服下，如果服下紅色藥丸，他將看到現實的殘酷真相；藍色藥丸催人入眠，現實被幻覺所替代。「另類右翼」和一些憤憤不平的男權團體成員借用這個電影場景，聲稱要「讓這些信奉主流思想的傻缺吃下紅色藥丸」（「red-pilling the normies」），意思是要說服人們支持他們的主張。換句話說，他們要人們接受這個顛倒黑白的另類現實：白人遭受迫害，多元文化主義是一個嚴重威脅，男人受到女性的壓迫。

愛麗絲·馬威克（Alice Marwick）和麗貝卡·劉易斯（Rebecca Lewis）做了一份關於網路虛假信息的研究報告，她們認為，「一旦某些群體在一個問題上面 『被灌紅色藥丸』，他們就可能會接受其它極端主義思想。曾經相對來說沒有政治色彩的網路文化空間，開始充斥著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怨恨情緒。一些科幻小說、粉絲和遊戲社區在接受了常見的反女權主義觀點之後，很快就會開始支持白人民族主義思想。一些原本帶有 『諷刺意味』的納粹圖像和狠毒的綽號正被用來表達真正的反猶主義情緒、觀點。」

特朗普的一些極右翼盟友使用《黑客帝國》的這個場景來販賣他們黑白顛倒的「另類事實」

愛麗絲·馬威克和麗貝卡·劉易斯認為，另類右翼在網上傳播其思想的策略之一是，一開始將極端觀點「稀釋」成為沒有那麼極端的觀點，以此來吸引廣泛的受眾；兩位作者在研究報告中寫道，在網上的一些年輕男性群體中，「從拒絕政治正確，再到將他們的問題全部推到女性、移民或穆斯林身上，這個過程用不了多久。」

許多厭女症和白人至上主義表情包（memes）和大量假新聞最早出現在4chan和Reddit等網站上，或者在這些網站上最早獲得影響力，等它們的影響大到一定程度，它們會被人們在臉書和推特上傳播，得到更多主流人群的關注。研究網路上的陰謀論的蕾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認為，一些心懷惡意的行動者（包括俄羅斯等外國政府）把Reddit當成很有用的試驗各種表情包或假新聞的地方，他們能在Reddit上看到有多少人轉發、分享這些表情包或假新聞。蕾妮·迪雷斯塔於2016年春警告說，因為社交網路的演算法提供給人們的是流行、熱門的新聞，而非準確或重要的新聞，陰謀論的傳播因之被助長。

這種非主流內容會影響人們對疫苗、城市區段劃分法令以及飲用水加氟等問題的思考，也會滲透進圍繞這些問題進行的公共政策辯論之中。在蕾妮·迪雷斯塔看來，問題的一部分是由社交媒體上的「熱情不對稱」（「asymmetry of passion」）現象所導致：大多數人不會花時間在網上寫那些顯而易見的事情，「與此同時，充滿熱情的陰謀論者和極端分子卻在網上製造出巨量信息， 目的是要『喚醒愚民』」。

蕾妮·迪雷斯塔補充說，推薦引擎讓陰謀論者彼此聯結，目前，這種聯結已經達到非常緊密的程度，「已經不再僅僅是不同意識形態的過濾泡沫這麼簡單，人們形成了一個個孤立的部落，屬於這些部落里的人們體驗著只屬於他們的現實，並且以他們的事實來行事」。她總結道，到達了這種程度，「互聯網就不再僅僅只是反映現實，而是直接塑造了現實」。

作家詹姆斯·卡羅爾（James Carroll）曾經這樣寫道：語言之於我們，有如水之於魚。「我們在語言中遊動。我們用語言思考。我們生活在語言中。」這就是為什麼奧威爾會寫出「政治上的混亂與語言的衰退有關」這樣的話；他指的語言衰退是指：文字本身與意義分離，領導者的真實意圖與其宣稱要實現的目標之間出現巨大差距。這便是為什麼，在特朗普政府的一連串謊言，以及特朗普用語言傳播不信任和紛爭等行為面前，美國社會和整個世界會感覺迷失了方向。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的專制政權會吸收日常語言為其所用，因為這樣一來便可以控制人們的溝通方式——《1984》中的真理部正是採用這種方法，以達到否認外部現實的存在，捍衛老大哥的絕對正確的目的。

奧威爾的「新話」是虛構出來的，但是，人們常常諷刺，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要求民眾使用的「僵化的語言」便是一種「新話」。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湯姆（Fran?oise Thom）在他寫於1987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僵化的語言」有如下特徵：抽象，迴避具體事物；同義反覆（「馬克思的理論之所以是真理，乃是因為它們是正確的」）；糟糕的比喻（「法西斯主義章魚已經唱響了天鵝之歌」）；將世界描述為好和壞、正義與邪惡的對立（之間不存在任何灰色區域）。

約翰·赫特（John Hurt）在根據《1984》改編的電影中的形象。照片：Allstar / MGM

特朗普玩弄了一個令人不安的《1984》里描述的把戲（「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強大」），他所使用的詞語與詞語的真實含義完全相反。他不止徹底顛倒了「假新聞」這個詞的黑白——只要是對他構成威脅或者對他不敬的新聞，他便詆毀其為「假新聞」；他還稱司法部針對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調查為「美國政治史上最大的獵巫行動」，與此同時，他反覆抨擊新聞界、司法部門、聯邦調查局、情報機構以及任何一個他認為對自己有敵意的機構。

特朗普指責對手是：「騙子克魯茲」，「壞蛋希拉里」，「瘋子桑德斯」，而其實滿嘴謊言、又瘋又壞的是他自己。他指責希拉里「很有偏見，有色人種在她眼裡只是選票，而非值得擁有更美好未來的人」；他還斷言「俄羅斯和民主黨之間存在嚴重的勾結情況」。

根據奧威爾在《1984》中對新話的解釋，「黑白」（「blackwhite」）這樣的詞有「兩個相互矛盾的含義」：「當把它用在對手身上的時候，這個詞意味著違背基本事實，無恥地宣稱，黑即是白。當把它用在黨員身上的時候，這個詞意味著，當黨紀做出要求時，黨員需要表忠心，自願說出，黑即是白。」

特朗普政府成員和國會中的一些共和黨議員的行為讓人聯想到「黑白」的第二個含義：這些人替特朗普撒謊，經常公然地置證據於不顧，做出種種聲明。白宮新聞秘書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代表特朗普政府做了「首場表演」，他堅稱來觀看特朗普就職儀式的公眾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這個說法直接無視攝影證據，被事實核查博客「PolitiFact」稱為「極度荒唐的謊言」。記者瑪莎·葛森（Masha Gessen）指出，特朗普的這些謊言與普京撒謊有著一樣的目的，「讓權力凌駕於真相之上」。

左圖：奧巴馬2009年1月20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行就職典禮的鳥瞰圖；右圖：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職典禮的鳥瞰圖。

特朗普繼續著對英語的攻擊。他語言表達十分混亂：扭曲的語法，反覆改口，他的不誠實、惡意和極其具有煽動性的表達方式……而這種語言中的混亂正象徵著他所製造並且仰賴甚多的亂局；同時，這種語言上的混亂也是他的造謊錦囊里最重要的工具。當他在接受採訪時，當他在推特上發貼以及在沒有提詞器時發表的演講中，人們會發現其中混雜著侮辱性語言，夸夸其談，離題萬里，不合邏輯的推論，呼告以及種種影射……一個橫行霸道者這麼去講話，都是為了恐嚇、逼人失去理智、在民眾中製造對立，尋找替罪羊。

對特朗普來說，措辭精準與事實一樣，沒有什麼意義，關於這一點，只消問曾經給他做過翻譯的譯員們。還是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曾經上過幾次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與媒體見面」（Meet the Press）節目，主持人查克·陶德（Chuck Todd）觀察到，每回錄完節目，他都會靠在椅子上，要求控制室在監視器上不帶聲音地重放他的片段。陶德這樣說道，「特朗普只想看拍得怎麼樣，全程靜音地看。」

2017年，白人民族主義者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到佛羅里達州的一所大學講話，人們對此表達抗議。斯賓塞此前參加了夏洛茨維爾的極右翼集會。照片：Joe Raedle / Getty Images

菲利普·羅斯說，沒有人能夠料到，「這場降臨在21世紀美國的最糟糕的災難，不是由如《1984》里令人恐懼的老大哥式的人物所帶來，而是一個自吹自擂的小丑般的人物」。特朗普荒謬絕倫，自戀到了把所有事都變成關於他個人的事情，他的謊言離譜非常，再加上他極度無知……這些顯著特質吸引了人們特別多的注意力，這讓許多人看不到他的整個崛起過程所造成的那些更持久的影響：國會中的共和黨人那麼輕易地就支持了他，國父們提出的有關權力制衡的理念遭到嚴重挑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那樣被動地接受他對憲法的攻擊；在目前這樣一個歷史和公民教育嚴重萎縮的文化環境，俄羅斯政府製造的虛假信息是多麼容易被當真，然後廣為傳播。

美國開國的一代人經常談到「共同利益」。喬治·華盛頓提醒民眾，他們有著「共同的關切」和「共同的利益」，獨立革命中大家有著所有人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托馬斯·傑斐遜在就職演說中談到，這個嶄新的國家團結一心，「為了共同的利益，齊心協力」。對於當時的美國來說，共同的目標以及對現實共同的感受很重要，它們讓不同的州和地區聯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國家；而對於今天的美國來說，共同的目標以及對現實共同的感受，對於進行全國範圍的對話仍然必不可少。華盛頓曾經警告過我們宗派主義的危險，而在今天的美國，特朗普、俄羅斯和極右翼噴子正在通過各自的「努力」，挑起屬於不同種族、民族，信奉不同宗教的美國人之間的爭端，煽起了這危險的宗派主義。

針對目前的局面，沒有什麼簡單便捷的補救措施；但首先，民眾必須擺脫犬儒病，擺脫政治上消極、退縮狀態，因為專制者以及有著強烈權力欲的政客正是指望這種犬儒病和消極無為來消解掉抗爭。我們需要有大家都認同的事實，不是共和黨的事實，也不是民主黨的事實，更不是網路孤島上流行的另類事實；如果沒有這個共同認定的事實為基礎，我們將無法在政策上進行理性的辯論，也不會有一套實質性方法，來評估哪個候選人適合擔任公職，而那樣的話，讓民選官員對民眾負責自然也就談不上了。沒有了真相，民主制度必然跛足不前。

本文是角谷美智子根據她的新書《真相之死》（The Death of Truth）中的部分內容改寫而成，最早發表在《衛報》。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日裔美國人，1955年出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著名文學評論家，《紐約時報》著名書評家。1998年曾獲得普利策獎。她的新書《真相之死》（The Death of Truth）今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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