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雲國：宋代知識分子的品格
九州好書
可以說，宋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先秦諸子以後又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
問：宋代的理學對於形塑知識分子的品格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虞雲國：作為宋學的主流，理學之所以在宋代產生，說得大點，是唐宋之際社會變動在思想領域裡的必然反映：社會與時代需要有一種維護統治的新思想；知識分子需要有一種與時俱進的價值觀與人生觀。
而作為宋代思想文化的核心，以理學為主體的宋學，對於知識分子性格的形塑作用，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面：
首先，宋學哺育出宋代知識分子的兼容精神。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時宋學各派，能夠做到學統四起而多元並存。神宗時期的洛學、新學與蜀學，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學派，學術主張儘管不一，有些問題甚至針鋒相對，但都落在同一個政治文化的架構之內，不同學派之間也能夠實事求是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
二是理學本身能夠兼收並蓄，為我所用。宋代重要思想家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歷，無論程朱派，還是心學派，理學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關於宇宙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成果，重建新儒學的理論體系。
其次，宋學催生了宋代知識分子的創新思想。
在宋學形成過程中，士大夫的思想取一種批判開放的態勢。主要表現有兩點。
一是當時士大夫普遍具有懷疑精神，學術思想界出現了一種疑經思潮。起先懷疑傳和注，後來直接懷疑到經文本身。疑經思潮撼動了儒家經典的神聖地位，起到了突破藩籬、解放思想的作用。
當時傑出的知識分子從「疑古非聖」發展到「議古擬聖」，與先賢往聖那樣，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可以說，宋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先秦諸子以後又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
二是政治領域的改革思潮。「變風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在整個兩宋始終處於時代的主流。到宋仁宗慶曆、嘉祐年間，「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是改革思潮的傑出實踐。即便王安石變法的對立面，像司馬光、蘇軾等人，在思想實質上，也是主張變革的，爭論焦點不過在如何變革上，是方法上的差異。南宋浙東事功學派，仍以政治改革作為其核心思想；即便是朱熹，在他的思想里，也有政治改革的強烈訴求。
這種改革思潮，直到南宋末年文天祥那裡還能聽到呼籲的聲音。
再次，宋學培養了宋代知識分子的經世理念。
宋代士大夫階層，對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無不抱有捨我其誰的主體認識，並把這種主體認識融入到自己經世濟時的建功立業中。正如余英時所說：「無論就思維方式，或行動風格說，宋代士大夫作為一個社會集體，都展現了獨特的新面貌。」
其中范仲淹堪稱是這種理想人格的典範。他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還有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是這種經世理念的最好表述。
複次，宋學鍛鑄了宋代知識分子的理性態度。
理學注重義理之學，比較容易促成理性主義。士大夫們以「理」說「天」，以「理」說「人」，把「天人合一」推到了新高度。
理學涉及世界觀、自然觀、人生觀、認識論、方法論等多個層面，在學理上熔鑄自然、社會、人生為一體，要求每一個體通過格物致知、內省慎獨來發明本心，主張嚴格的道德自律。通過這種內聖的功夫，來實現外王的理想。所以宋代士大夫的人生態度，總體上比較中庸、比較平和、比較實在。
另外，宋學造就了宋代知識分子的平等意識。
唐宋之際階級結構的變化，生產關係的變化，以及科舉制的推進擴大，造成了社會階層的流動不居與自由競爭，對宋學思想與知識分子形成了衝擊。
宋學家張載強調，「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民胞物與」的平等觀念與這一衝擊波不無關係。這種平等觀，促使當時士大夫認識到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換取了一視同仁的視角。反映在朝廷大政上，這種平等觀鼓勵議論，推崇士大夫「與天子爭是非可否」。
最後，宋學凝聚起宋代知識分子的氣節觀念。
史家呂思勉指出：「經過宋儒提倡之後，士大夫的氣節，確實是遠勝於前代。」前代士人不是沒有氣節觀念，但進入宋代，自覺性大為加強。
這裡所謂氣節，或名節觀念，有兩層意思。
一是指士大夫本人為人處世的風骨氣節。比如，理學家主張：「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就是說，你去做官，不能歪曲了原先所追求的道。當時士大夫已有一種共識：「刑賞為一時之榮辱，而其權在時君；而名義是萬世之榮辱，而其權在清議。」這種把當世和後人對自己名節的評價，認為是高過爵祿，甚至超越生命的永恆價值，構建了宋代士大夫名節觀的基本層面。
二是指民族氣節。兩宋一直處於北方民族政權的打壓之下，民族意識隨即高漲，「尊王攘夷」的口號重新提出。到了南宋，這種民族意識便在朝野知識分子中轉換為一種普遍的恢復情結與愛國情懷。民族大義在南宋大為凸現，《宋史?忠義傳》中死節人數劇增就是明證。
知識分子中，民族氣節的普遍確立與自覺踐行，應該說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形成的。這與宋學的推動有絕大關係。
本文摘自《從陳橋到厓山》
作者：虞雲國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書是專論兩宋的隨筆與書評集。
作者虞雲國先生兼具歷史學家的專業眼光與人文學者的生動文筆，通過對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繪，重大史事的獨到解讀，文化現象的別樣詮釋，制度層面的透闢剖析，最終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總論，宏闊而縱深地展現了宋朝興亡成敗的邏輯軌跡，堪稱是一部深入淺出而雅俗共賞的歷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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