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的「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是不成立的 | 短史記

文史 08-09

文 | 楊津濤

自汪精衛投敵後，有一種論調頗為流行，認為汪的投敵，是與蔣介石協商的結果，是一種「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這種論點是怎麼產生的？又是否確切呢？

此說是汪精衛所捏造

為汪精衛辯護的聲音常稱：

蔣、汪二人在對日問題上早有默契，一在後方主持抵抗，一在淪陷區與日人議和，如此可使中國在同盟國、軸心國兩面押寶，無論戰局如何，可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此即「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論。

最早宣揚此說者，是汪精衛本人。

據褚民誼披露，汪曾告訴他，說自己出走前與蔣介石有過長談，談話中，蔣說：「抗戰易，和平難」，汪答：「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故而，褚民誼相信汪精衛發起的「和平運動」，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

此說很具迷惑性。曾任汪偽政權「考試院院長」的江亢虎也說：

「我以為汪系蔣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國辦法，且據汪稱日本無條件於二年內退兵，歸還中國領土，尊重我國主權，故與汪合作。」

在汪偽政權歷任要職的梅思平，似也聽過這種傳聞，一度

「以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託」。

後來在香港見到周佛海等人，梅思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

「汪先生此行事前並未與中央接洽，欲以個人之地位，發表通電大體贊成近衛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國內輿論，使國民對和戰問題有正確之認識。」

需要注意的是，褚民誼、梅思平等人強調自己曾受「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蒙蔽，實懷有藉此消減

漢奸罪責的用意。

但汪精衛曾傳播「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比如，在組建偽政府之前，汪曾在「幹部同志會議」上講話，如此解釋自己散布「雙簧論」的用意：

「我此次出來，

日本總以為我與蔣先生唱雙簧，以為中國真欲媾和，我不妨將計就計，藉此為緩兵之計。

自我等離開重慶、發表和平通電之後，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為和平真正到臨，均已喪失戰意。……故我等組織政府並非與重慶爭政權，乃為重慶作掩護，減弱日軍之戰意而緩和其攻勢。」

此番言論里，汪一方面否定自己與重慶有「雙簧」之約，字裡行間卻又強調自己願意行「雙簧」之實。

這種巧妙說辭，使「雙簧論」當年在淪陷區流傳頗廣。

1942年夏天，17歲的山東學生王鼎鈞，欲自淪陷區投奔大後方，去找偽政府警察局的巡官開「探親證明」。王鼎鈞發現，這些巡官也受到了「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的影響：

「探親證明的大標題是『良民通行證』，鉛印，重磅紙，紙面發亮，拿在手裡嘩嘩響，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談汪精衛，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汪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勛，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進，他怎麼會當漢奸？有人猜測，汪在抗戰局勢最惡劣的時候有此一舉，是國家設定的計謀，汪蔣兩人間有默契，他這個漢奸是假的。這猜測在淪陷區流行，使下水當漢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說辭。

那巡官說：『我認為汪先生不是漢奸，我才跟著汪先生走。你到重慶去打聽打聽，來封信告訴我，他到底是真漢奸還是假漢奸。』

我沒能替他辦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個淪陷區小縣城裡的巡官，是否選擇去偽警察局任職，與汪精衛是否在和重慶唱雙簧，未必真有多少關係。或許真如王鼎鈞所言：

「也許，他並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個到大後方參加抗戰的人表明心跡，儘管我還是個孩子。」

巡官之所以相信「雙簧論」，是因為巡官願意相信「雙簧論」。

「雙簧論」的存在，為許多淪陷區的「公職人員」緩解了內心的道德壓力。

圖：汪精衛參加日、偽軍聯合演習

不存在什麼「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有論者謂，汪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拋下名譽、地位，前往淪陷區建立政權，救民於水火，與日軍周旋。

這種觀點，起源於汪精衛及其同僚當年的各種自白。

比如，汪曾在前往南京前夕的「內部幹部會議」中，講過這樣一段話：

「我等既非……擾亂戰線，割裂軍政，又不謀於抗戰區內佔據尺寸之地盤，以自樹勢力。我等所管理者為業經淪陷之土地及人民，所爭者為敵人已經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為國家之元氣與淪陷區人民之利益，固不能於後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敵人，故我等在南京組府，不但於抗戰無害，而反於抗戰工作有所輔助，亦未可知。」

褚民誼在抗戰勝利後，也曾留下這樣一段自我辯護：

「以淪陷區域之廣大，安能責全體民眾一概西遷？此為不可能之事。在淪陷區中，見日人對民眾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憤，抑且不忍。和運以救民為口實，本人以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

這些講話，其實

只是一種枉顧史實的自我粉飾。

因為汪精衛原本的計劃，並不是要去淪陷區成立偽政權。

他念茲在茲的，乃是在大後方建立新政府與重慶分庭抗禮。

在「重光堂會談」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等人擬定的計劃是：

汪氏從重慶出走，發表「和平」聲明後，「雲南軍隊首先反蔣獨立；其次，四川軍隊起來響應」；「雲南的軍隊以及四川軍隊將領作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約，只是因為有中央直系的三個師在四川，所以決定先從龍雲起義」；「並且廣東軍隊以及其他戰線上的軍隊，有不少也是諒解這一行動的，因為受到中央軍的監視，儘可能使他們的起義從緩行動。」

得到雲南、四川、廣東響應後，汪精衛「將其同志集中於其手下，在雲南、四川等日本軍隊尚未佔領的地區成立新政府，建立軍隊」，然後「撤出一部分日本軍隊，使廣西和廣東兩省成為新政府的地盤」。

以上史實顯示，汪的本意，乃是依靠自己「革命元勛」的威望，號召西南將領脫離蔣介石，然後在日本的支持下，於雲南、四川、廣東非淪陷區，建立與重慶國民政府相對抗的新政權。

可惜的是，事情沒有朝著汪精衛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汪的「大後方新政權」計劃中，雲南省主席龍雲是關鍵中的關鍵。按預定步驟，龍雲將率雲南軍隊首先響應汪的聲明，反蔣獨立；雲南將成為新政府的第一基地，龍雲及其軍事力量，將成為新政府的主要支柱。

1938年夏秋之際，陳璧君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龍雲，鼓動反蔣。龍雲對反蔣一事未曾正面響應，但同時也表示：「汪先生如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

汪的親信陳春圃則說：他在與龍雲聯絡時，汪氏不許他多說，須待汪到達昆明後，再親自「把全部計劃毫無保留地告訴龍雲」。

汪、龍會談之後，汪曾對其親信轉述龍雲之語：「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點，日本要兩年之內撤兵，時間太長一點，最好改為一年。」

汪所轉述的這段龍雲之語，真假難辨。但二人的談話並不愉快，是可以想見的——汪本計劃在昆明停留兩天，會談後卻催促親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顯然龍雲並沒有給汪吃定心丸。

於河內發表「艷電」（發表於1938年12月29日，因29日在電報中的代碼為「艷」，故稱「艷電」。這是汪精衛公開降日的標誌）時，汪尚期待雲南響應。但此時的龍雲，已旗幟鮮明地選擇了支持重慶政府。

余者如桂系李宗仁、粵系張發奎等被汪精衛寄予厚望者，也無一人響應。

汪的「大後方新政權」計劃，遂就此泡湯。與蔣「唱對台戲」失敗，只好另覓出路，去淪陷區打出「救民於水火」的旗號，開始宣揚自己是在與蔣介石「唱雙簧」。

附帶一提，褚民誼等人還曾有過一段比較離奇的自我辯護：

「貝當是維護法國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與汪先生是一樣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陸仍在抵抗而不策應是漢奸，或勝利後還在擁兵自衛的也是漢奸。南京政府於敵人投降之後的第二天即自動撤銷，就不應算是漢奸了。」

貝當的維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國人佔領的自由區。如果汪精衛的「大後方新政權」計劃成功，然後與日本停戰議和，倒是可以類比於維希政府。可惜的是，後來的南京偽政權，完全卵翼於日軍鐵蹄之下，實屬傀儡，實無資格與維希政權相比。

圖：1942年，汪精衛(右三)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會」，與東條英機(左二)會面

汪精衛投日的真實邏輯

如前所述

，「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說，只是汪偽一干人等的自辯之詞，並不符合史實——汪精衛的理想計劃，是在大後方另立新政權，架空乃至取代蔣介石主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從來就不存在什麼

「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汪精衛最終選擇赴南京投日，據筆者理解，有三點原因至為重要：

（一）認為「抗戰必然亡國」，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變」後，汪發表《最後關頭》演說，認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國同胞惟有「一齊犧牲」。汪說：

「我們不但因為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為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

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

」

悲壯之中，有濃厚的悲觀情緒。

汪之所以認為「抗戰必敗」，主要基於兩點原因：

（1）中國是弱國，日本是強國，「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

（2）認為歐美各國會坐視日本侵華而不顧。

據楊天石統計，

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

至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汪精衛對抗戰前途的悲觀，終於到了極點。

需要注意的是，「抗戰必敗」這種認知，在當時並非汪精衛獨有。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應欽等，學界中人如陳寅恪、胡適等，均有相似的認知。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國社黨黨魁張君勱、《大公報》主持者張季鸞，在南京失陷前後，也都曾向蔣介石「進言和平」。

（二）以國民黨領袖自居，與蔣爭權之心旺盛

汪精衛曾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素以孫中山繼承者自居。

蔣介石後來居上，成為抗戰領袖，汪在內心是不滿的。全面抗戰之前，汪汪不滿於在黨內充當副職、虛職地位，曾數次參與反蔣，但均未成功。1938年4月，在國民黨臨時大會上，蔣介石當選總裁，汪精衛當選為副總裁。據參加會議的少將參議龔德柏觀察，汪當時的臉色十分難看。

不少汪的親信認為，在與蔣介石的權爭中失意，是汪選擇投敵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如，曾任汪偽政權財政官員的楊惺華回憶：

「汪在重慶雖居國民黨副總裁之尊，但無實際權力，早懷不滿，只是沒有機會發作罷了。」

再如，改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衛離開重慶後對人說：

「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為共產黨問題意見衝突。一年來，汪先生在政府里沒有什麼權力，在黨里也一樣。他雖身居副總裁地位，只是虛名，許多重要舉措，從來不曾與聞，這一點大概最使他難堪。」

再如，高宗武也認為：

「汪對於副主席一職非常不快，他認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資格當黨主席。這件事也最終影響了他的動向。」

（三）汪精衛對日本人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1938年11月達成的「重光堂密約」，是日、汪合作的基礎。其主要內容是：

（1）承認滿洲國。

（2）隨著治安的恢復，日軍在兩年以內撤退。

（3）為了防共，日軍駐紮內蒙，以日華防共協定有效期間為駐紮期限。

（4）外國租界、治外法權歸還中國。

（5）互相不賠償軍費。

這個密約中，對汪最具誘惑力的，無疑是撤軍一項。

日本陸軍部的軍人們看到這個條款時，曾極力反對：

「假使戰勝國讓戰敗國來約定撤兵時間等等，這種不名譽的表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是對不起在前線辛苦作戰的官兵的。」

受到軍方的壓力，1938年12月22日的近衛第三次聲明中，沒有加入關於撤軍的內容。

但汪精衛似乎並不想放棄「撤軍」一項。12月29日，汪發表「艷電」回應，仍充滿期望地提到：

「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

汪之所以懷有這種期望，與他關於「中日和平」的判斷有直接關係。他曾在文章中寫道：

有些人「以為日本除了滅亡中國沒有第二條路，所以我們除了抗戰沒有第二條路。」但其實還有「中日合作」這條路可走，而且只有這條路是正確的，因為「日本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日本必陷於絕大的困難。中國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中國將無以保其生存獨立而進為現代的國家。」

1939年6月，汪親自前往東京，拜會日本軍政要員。汪表示：

「如果他成為日本支持的中國政府的領袖，日本應該准許他建立一支50萬人的中國陸軍；中國政府成立後，日本應該儘快撤軍；日本不應干涉中國內政；日本應立刻承認他的政府，並儘快取得德國和義大利的承認；日本應給他三億日元的財務資助；在首都南京，應有權控制華北。」

日方先是對汪表示「只要汪能夠實現和平，將儘可能滿足他的要求」，然後給上面的每個要求都加上了限制。

1939年12月，陳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條約》的草案後，對影佐禎昭說：

「這哪裡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

影佐回答說：

「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

陳公博向汪精衛轉述了影佐的話。據說，汪的反應是憤然說道：

「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

但這種憤然毫無意義。相比之下，

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的說法更為坦承：

「和平政府（筆者註：即汪偽政府）……其存在之期限為五年四個月零十六日。在此遙遙長期之中，幾於一事無成，實為不能自恕之事，其惟一原因，一言以蔽之，即缺乏『力』的表現是也。對日本無力，故一切事項幾於惟日人之命是聽。」

從雄心勃勃的「大後方新政權」計劃，一路走到「一切事項幾於惟日人之命是聽」的傀儡政權，汪精衛的「漢奸」之路，與他的個人品性，顯然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未得龍雲等人的明確承諾而深信龍雲等人會跟隨自己起事；未得日方的明確承諾而深信日方可以與自己達成撤軍一類的和平協議，無疑都是同一種政治心態下的產物。

圖：汪精衛與德國、義大利各國使節交談

參考資料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鳳凰出版社2004；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南京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批判資料選編》，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高宗武：《高宗武回憶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東方出版社2010；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蔡德金：《歷史的怪胎：汪偽國民政府始末》，團結出版社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