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論在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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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俄羅斯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論研究始於1916年阿列克謝耶夫的《司空圖的〈詩品〉譯註與研究》，該著在方法論和研究原則上為俄羅斯的中國文論奠定了基礎，還確立了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合理性。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關注，中國文論研究進一步推進。20世紀80年代蘇聯科學院推出舉世矚目的《世界文學史》，相關章節中系統闡述了中國古代文論思想。在漢學家的推動之下，被提升到美學思想範疇的中國的文論思想，也為蘇聯哲學界所接受，在蘇聯科學院哲學所推出的經典的《美學思想史》中，從哲學美學的角度，系統介紹中國文論思想。蘇聯解體以來，中國文論研究被納入文化學研究的視野，把中國文論看作理解中國文學的基本原則，把中國文學當作中國文化的基本文本，將中國文化看成世界文化寶庫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顯了中國文論的現代價值、突顯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關鍵詞］中國文論 俄羅斯 蘇聯 美學 文化學

作者|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摘自《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P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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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辯證唯物主義美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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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成為蘇聯歷史的重要轉折點。赫魯曉夫（Н.С.Хрущев）在黨代會上所做的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使蘇聯的社會思潮擺脫了教條主義束縛，開啟了「解凍」時期。在科技、教育、文化整體良性發展中，中國古典文學頗受青睞。

「解凍」時期，蘇聯文學理論界對普列漢諾夫（В.Г.Плеханов）文藝理論進行了全面研究。在美學領域，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對於文學與生活，文學與政治，經濟生活在政治、心理、道德、哲學等方面對文學的影響等問題的看法，也體現於蘇聯漢學家的中國傳統文論研究。1958年，費德林出版專著《〈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他在「《詩經》的詩學與中國的詩學傳統」一章中指出，《詩經》展現了古代社會生活、精神旨趣、抒情哲學和哲學內涵、詩歌和諷刺的全景畫面，並由此揭示出遠古時代人的社會關係和內心世界。費德林從美學的階級性出發，認為《詩經》全面反映了中國人民豐富多樣的古代文化，是中國人民的靈魂，《國風》更是直接表現出文學與生活、與人周圍的世界之間深刻的聯繫，體現了真正的現實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中國的生活，了解這個偉大民族的內心世界。在他看來，《詩經》中的不少作品反映了藝術的階級性，針對富人的自私及其對勞動人民的掠奪，發出了鮮明的抗議。費德林關於《詩經》詩學的看法以及1960年代關於中國傳統文論的研究，均在普列漢諾夫文藝理論的總體框架之中，反映出當時蘇聯盛行的辨證唯物主義美學。這既是蘇聯美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階段，也是蘇聯漢學界之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階段。在蘇聯辯證唯物主義美學大潮中，同時也是在蘇聯漢學家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熱潮之中，誕生了一批涉及中國古代文論的論著。1961年在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工作的外交官漢學家克里夫佐夫出版的《馬列主義美學基礎》和《古代和中世紀的美學思想》兩書，都關注到了中國傳統文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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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文學思想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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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漢學家開始從理論上關注中國古典文學。在1964年出版的《東方國家的文學和美學理論問題》一書中，李福清和謝曼諾夫分別把中國戲曲理論和中國的敘事文學理論介紹給蘇聯學界。1966年，畢業於蘇聯外交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戈雷吉娜（И.К.Голыгина），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通過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文學理論的主要流派》為題的副博士論文答辯。這一時期戈雷吉娜所關注的中國文論問題，有桐城派的美學思想、林紓的美學觀、王國維和魯迅的美學思想，以及中國古代詩歌體裁問題。1967年，戈雷吉娜在《東方民族的文學與俗文學》一書中發表《「詩」的體裁的詩學理論問題》一文，從「詩」的定義、重要範疇、創作主體幾個方面介紹了桐城派後繼學者方東樹的文學思想。

20世紀70年代前後，中國文論在蘇聯的東方研究、特別是東方文學研究中佔有重要位置。蘇聯東方學界定期不定期召開以東方文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如「東方文學理論問題研討會」、「遠東文學研究理論問題研討會」、「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討會等。莫斯科大學首任漢語教研室主任波茲涅耶娃、後來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利謝維奇、戈雷吉娜等在這些會議上發表的關於中國文論的文章，或收入重要學術文集、或收入教材。除文論研究會議論文外，重要期刊上也不乏中國文論研究的文章，如波茲涅耶娃1971年在《莫斯科大學學報》第14卷之《東方學卷》第2冊上發表的《論公元3-6世紀的中國詩學典籍及其哲學傳統》，1971年在《文學問題》上發表的《中國的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之爭》；利謝維奇在1969年在《文學問題》上發表的《中世紀東方文學的方法》等。1974年，蘇聯出版了第一部用作中學教師教學參考資料的《文學理論術語詞典》，利謝維奇為該詞典撰寫了「中國詩學」詞條。這說明中國文學理論知識已不再局限於漢學或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已進入蘇聯基礎教育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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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等教育體系和美學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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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莫斯科大學教授波茲涅耶娃為蘇聯高等、中等教育部審訂的蘇聯國立大學教材《古代東方文學》一書，撰寫了其中的「古代中國文學」部分，其中的第七章為《語文學與詩歌理論——儒教和道家異端的形成》。波茲涅耶娃從《毛詩序》（《詩大序》）開始介紹中國傳統美學，「其中一部分涉及詩學的描述性內容，意在確定詩歌創作的各種體裁與風格，另一部分則涉及一些美學問題。莫斯科大學自1755年成立起一直是俄羅斯的科學和文化中心。1943年，奧夫相尼科夫開始在莫斯科大學哲學系開設「美學思想史」課程，以該課程的講義為基礎，1977年出版高等學校教材《美學思想史》一書，成為蘇聯經典教材。1984年，作者出版該書的修訂版，其中第二章「中世紀美學」部分，介紹美學在中國、印度、拜占廷幾個東方文明大國的發展狀況。

20世紀80年代是蘇聯社會發展的一個新階段，1986-1900年間蘇共中央的幾次重要會議，使蘇聯社會的精神生活發生了較大轉向，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變對文化遺產的態度，階級利益觀被放棄，確立了全人類價值的優先地位，確立了尊重不同思想和觀點多元化的態度。由此蘇聯文學理論界在20世紀80年代將目光投向世界各國文學，其中包括中國文論。

從1983年起，蘇聯科學院編纂出版大型學術叢書《世界文學史》，在中世紀文學的「東亞與東南亞文學」部分設置了「中國文學」內容，漢學家艾德林是該卷編委會成員。從事漢代至宋代中國古典文學翻譯、研究的漢學家熱洛霍夫采夫、利謝維奇、李福清、蘇霍魯科夫、切爾卡斯基、艾德林參與了這一部分的編寫工作。該書中寫道，在多個世紀文學實踐的基礎上，至公元5世紀末至6世紀初，出現了中國美學思想的繁榮期。

同樣是在20世紀80年代，蘇聯科學院哲學所美學研究室陸續推出六卷本《美學思想史》，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和第四卷均涉及中國傳統美學思想。1982年出版的第一卷內容論述「古代世界、歐洲中世紀」，其中「古代東方各民族的美學觀念」一章，設有「中國」一節，基於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發展，論述古代美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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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中國文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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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秋，歷經70年風雨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告解體，70年來作為蘇聯意識形態唯一主體的馬列主義轟然崩塌，人文科學以人為核心的標準重新確立，而「文化」作為自然本質之後的第二本質，成為人文科學重點關注的內容。一時間文化學研究在俄羅斯呈蔚為大觀之勢，大學將文化學作為必修課，新出版的高校文化學教材達數十種之多，期刊上與文化學相關的文章屢見不鮮，專業雜誌、文化學詞典、叢書也大量湧現。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文化學視角也被應用於漢學研究和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文化學是漢學文學研究的新趨勢。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確定整體文化體系中的內在聯繫。」

1995年，克拉夫佐娃出版了《中國古代詩歌選：文化學分析初探》。她認為，俄羅斯漢學界介紹中國詩人、文學創作、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以及對作品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闡釋，與中國國學研究的注釋傳統相似。人們應注重中國文學發展的連續性，在理論上揭示中國詩歌的類型學特點和中國文明特徵。

戈雷吉娜於1995年出版的專著《1-14世紀文學與文化中的中國世界模式》，也是從文化學角度對中國詩歌進行的理論研究。作者從中國文化整體性的立場出發，運用蘇聯文藝學中文學作品的語言修辭分析方法，論述了中國古代詩歌。例如，通過對《關雎》的分析，將「關」「雎」二字與遠古占星聯繫起來；再以《爾雅》中的釋義為依據，挖掘中國古代詩歌所體現的文化和藝術傳統。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俄關係的發展，有關中俄交往史、中俄文化聯繫的研究不斷增多，俄羅斯漢學界也對其研究成果進行了總結。2004年，戈雷吉娜和索羅金（Вл.Ф.Сорокин）出版了一本總結18世紀以來俄羅斯的中國文學研究成就的小書，並在「文學理論與美學思想」部分中寫道，「文化學是漢學界文學研究的新趨勢。這一領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確定整體文化體系中的內在聯繫」，「漢學界文學研究領域正在形成一種研究方向，即在總的文化學視角下，依託於整體研究文學文本、事實、現象的方法，尊重文化、語文學內在規律的總體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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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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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漢學家以道家思想為核心，以直譯、意譯、注釋、研究的形式，以司空圖《詩品》為起點，百餘年來對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自《詩大序》至19世紀下半葉桐城派理論、乃至20世紀初中國學者在現代學術視角下所觀照的中國古典文論，都有獨到的理解。俄羅斯學者將中國文論與俄羅斯文學理論、蘇聯文藝學理論相結合，將中國文論看作理解中國文學的基本原則，把中國文學當作中國文化的基本文本，將中國文化看成世界文化寶庫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整體上進行理解。關注和研究俄羅斯學者筆下的中國文論，對於彰顯中國文論的現代價值、突顯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毫無疑問是非常重要的。

（插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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