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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有的人初中、高中畢業就是人生頂峰，然後進入社會底層；有的人大學畢業就不再上進了，往往在社會中下層；有的人到研究生畢業開始享受人生，往往在社會中上層。然後，開始陷入坍塌和黑洞之中。極少數的人，一直想從黑洞中逃逸。

你的價值觀決定了你選什麼課、聽什麼講座、讀什麼文章、選什麼課題、思考什麼問題。我們每天都在做選擇，人總是選擇自己價值觀能接受的東西，絕大多數人都是在這個選擇的過程中放棄了學術。有人自己覺得自己不行，有人被各種眼前利益、機會引導走了。其實，在學術道路上成功與否，也就是一念之間，由你自己的價值取向決定的。

本文2017年11月2日刊登於《視覺求索》微信公眾號

引言

第一節　讀書與科研的功利思想：價值觀的錯位與扭曲

第二節　學術人生到底是什麼：愛因斯坦評論科學殿堂中的三種人

第三節　學術思想自由的「清風明月」境界

第四節　學術人生定位與道路選擇：士與仕之間遊走，技術與資本博弈

第五節　學術人生價值與評估：科研的三個時期

第六節　人生價值的極限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第七節　人生的黑洞與坍塌效應：囚徒困境中的焦慮

結束語

引言

《視覺求索》公眾號要求我為「學術人生」欄目寫一篇心得，當時我正準備為「正本清源」欄目寫幾篇關於計算視覺和人工智慧的核心問題和發展方向的文章。但是，如果學術思想、價值觀沒有校準，論述再多的學術問題也是事倍功半。每年與我們相關的學科發表幾千篇文章，社交網路上各種吸引眼球的真假科研、產業新聞層出不窮，大量似是而非的東西漂浮在空中，學生要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氛圍找一條學術道路，就相當于飛機在重度霧霾天尋找北京機場降落的跑道，實在太難。所以，還是先寫這個價值觀的問題。

這是個老題目，網上有不少精闢論述。本文僅憑一家之觀察、感想和思辨，探討到底什麼是學術人生；學術人生的理想境界是什麼；人生價值如何評估。初稿交出後，公眾號編輯部羅傑波、吳郢、周少華、楊志宏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先在此對他們的支持一併致謝。

首先聲明: 涉及價值觀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無關對錯。道不同、不相為謀。

本文面向三個方面的讀者。

一是迷茫的青年學子。最近我們這個學科（計算機視覺、統計和機器學習、機器人、人工智慧）變得十分熱門，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學生被裹挾進來。說他們不明真相，是因為他們畢竟不了解學科發展的背景和趨勢。我希望他們對科研能有一個比較端正的思想，走得更遠。

二是糾結的青年研究人員（博士、博士後、年輕的教授）。業界的躁動攪動了平靜的書桌和實驗室，考驗著他們的智慧和判斷力，不少人在對人生價值在重新思考和對學術人生作調整規劃。

三是關切的學生家長。我每次暑假回中國探親，或者就在洛杉磯，總有親友同學帶著子女來找我諮詢讀書和做科研的一些事情。他們對孩子走上學術一途充滿期待，但由於沒有親臨其境，看不清楚。如若家長的價值觀和思路與教授不合拍，培養合格的博士往往是緣木求魚。

第一節讀書與科研的功利思想：價值觀的錯位與扭曲

在中華文化的價值觀中，各個階層的人對讀書和做學問情有獨鍾。自從隋唐開辦具有中國特色的科舉制度以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了讀書人的理想。到宋代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之風。但是，我們讀書的觀念從一開始就帶有十分濃厚的功利色彩。古語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代則有更直接的表述。1977年恢復高考是現代應試教育的開始。當時我在讀小學，老家鎮上有個高中是考點，每年各路考生雲集操場。我有一個堂兄是學校教務主任，給大家訓話。場面震撼得就像打仗出征一樣。「明天這一仗就決定你們一輩子，是穿皮鞋、穿布鞋、還是穿草鞋！」

雖然這種觀念最近20多年受到了商業化浪潮（商品倒賣、代理、代工、房地產開發）的衝擊，但隨著這個特定時期的商業和經濟大潮退去，社會又回歸到讀書和科研的熱潮中來。2016年的科技創新大潮對此作了一個很好的注釋。到2017年，大家預期傳統經濟和商業進一步緊縮，各個層面的人（各級政府、風投、企業家、科研院所）都把目光投向科技創新，視之為救命稻草。科技又一次承載著全社會的希望。以致於每當某個領域技術有些進展，不管是新能源、無人機、石墨烯、深度學習、人工智慧，資本與人員雙方就一窩蜂上，造成了科技界與創投產業界的一次又一次的「雙踩踏事件」。

不可否認，知識改變命運，讀書是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美國也是這麼講的（主要是針對經濟上處於底層和弱勢的族群）。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在中國人們常常把讀書與做官（學而優則仕）、發財（創新創業）、和做學問（走學術人生）三者混為一談、過早地捆綁，而且形成了一種社會性的認知和期望，這就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扭曲與錯位。

你學問做得好，怎麼沒當官？你是什麼行政級別？你現在身家多少？如果你很聰明、怎麼不富有？我的觀點不是反對有些讀書人入仕和創富，後面我會對入仕和創富這兩類價值觀作評估與比較。這裡先論述一個觀點：帶著功利的目標，往往在科研的路上走不遠，很難有成就。

如果將學術人生比作1000米賽跑，第一圈400米，很多華人學生都跑得不錯，一路進名校讀博士，發論文。可是，到第二圈，就心神不寧、左顧右盼、離開了賽道、被引導干別的去了。這種引導（distraction）往往來源於個人內心、配偶和家庭、社會和國家政策多方面的功利價值取向。

「老師，這個方向論文容易發嗎？」

「老師，做這個題目論文引用率會高嗎？」

時常有人開會的時候這樣問我。我不怪他們，因為這就是社會評價科研人員的標準。我有時被叫去參加評選國家「長江學者」和「傑青」這樣的評審，報告中關於科研選題的兩個標準的說法是：

「跟蹤國際熱點、爭取彎道超車」

「走產學研結合道路…」

大家說慣了，覺得就該是這樣。我覺得這種價值觀是中國科研長久發展的一個根本性的障礙。

如果在科研選題上被功利因素牽制，那就必然落於下風，而且，總是處於一種追趕的位置。

我記得小學上體育課打籃球，老師一開始就講：你站好自己的分位，不要追著籃球滿場跑，那樣既耗體力又抓不到球，球轉手的速度比你跑的速度快。這是一個入門的道理。科研何嘗不是這樣？

社會上和親屬的各種功利觀念的壓力會造成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功利觀念往往帶有中國特色的理解。十幾年前，我剛到UCLA任教，我哥哥在地方政府工作，聽說這是加州大學的一個分校，他在電話中就難掩失望，「哎呀，你怎麼混到一個分校去了！」有一次聊起這個話題，我的一個博士生告訴我，他父母在單位都不好意思跟人說起他在這裡上學。一提分校，就覺得人前矮三分，面上無光。這種誤解很可笑。最近張益唐博士在採訪中就說過，他若留在中國，肯定沒法做出這樣的成績。就算你自己能堅持，你周圍的價值取向容不下。很多人來到美國可以做出更好的成果，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這裡比較清靜些。

我認為，這種全社會根深蒂固的行政等級觀、面子觀、急功近利的價值觀，是籠罩在學術思想上空的「霧霾」。這個「霧霾」全世界都有，在中國這個非常世俗化的社會，這個問題特別嚴重。它堵住了中國學生的視線、讓他們只能看到眼前幾米、幾十米遠的道路。

真正領先的科研與學問往往是超越時代的，有時同行都不理解其意義，更別說讓社會上的人來評價。在第三節我會探討，學術人生的理想境界是「清風明月」。也就是說，夜深人靜的時候，你去探索真理。

我給家長們是這樣解釋的，這話家長一般能聽懂：

你的孩子選課題，應該是在半夜3點鐘悄悄進入前沿陣地。等孩子畢業了，正好天亮了，找工作。等到能獨擋一面的時候，正好中午12點，如日中天。相反，你若選一個正熱門的、相當於下午兩點鐘太陽的課題，等畢業了，太陽正好下山。所以，就算你不打算做科研，也不要去跟風。

講一個真實的例子。去年UCLA計算機系一個印度籍的博士生來找我，說要跟我做深度學習，認為這個最熱門。我一看他簡歷，他已經是博士畢業過，當年學的計算機網路。要知道，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互聯網高潮時期，計算機網路最熱門。他就是那個時候來美國讀博的。等他讀完，去公司工作幾年，工作沒了，至少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做。所以，又回爐改變方向。我就告訴他，你千萬別再選熱門課題。

順便說一下，現在一些博士生一窩蜂去搞深度學習調參。我聽到一個說法：既然深度學習把其它方法性能都比下去了，那我直接學這個方法，何必費勁去學別的？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第二節學術人生到底是什麼樣的？愛因斯坦評論科學殿堂中的三種人

有人曾經總結過，中國人生於60年代後半葉、70年代前半葉的人群，是最幸運的。因為他們躲過了文革，而且中國社會在80年代有相當正面的價值觀，充滿理想，崇尚科學。那個時候大家談論的是數學家陳景潤、自學成才的青年、天才少年。當一名科學家是這一代人最崇高的理想。我本人也是帶著這樣的憧憬於80年代進入中國科技大學的。

其實，那個時代大家都只是聽到一些報告文學作家寫的科學家的傳說、片段性的閑聞軼事。真正的學術大師的人生是什麼樣子，當時整個中國社會是既沒有吃過豬肉、也沒見過豬跑。

拋開對學術人生的理想主義色彩，我先看一下本領域、身邊幾個大學者是怎樣的。

2016年是傑出華人學者黃煦濤（Tom Huang）教授八十華誕，黃煦濤是繼傅京孫之後，在計算機視覺、模式識別、多媒體等領域最資深的華人科學家。他與傅的經歷相似：出生大陸，長於台灣，來美國攻讀電機博士，而且在70年代同時任教於普渡大學。黃1980年起執教於UIUC，從教50餘年，直接培養的研究生有100餘人，更不要提他的眾多弟子培養的後輩，還有數不清的接受過他教誨與提攜的學者。不過，在我們這個領域，不論年齡大小、學歷高低，都叫他Tom，平時沒人稱他黃教授，更沒有聽到誰稱他黃院士。《視覺求索》上期張正友博士回憶Tom的文章，寫得相當具體，可以參讀。黃的高足、美國西北大學的吳郢教授在《視覺求索》專刊中道出了Tom的學術人生之要義：淡泊名利、寧靜致遠、求道至簡。

這種學術精神，據我的觀察，其實在Tom這一代其他的大學者中相當普遍。

我的同事Judea Pearl與Tom同齡。Judea十幾年前就從UCLA名義退休了，在人工智慧的研究從邏輯推理轉軌到統計推理的過程中，他居功至偉。記得我剛到UCLA的時候，有人跟我談起，以凡夫俗子的眼光來看，他這一生真的虧了，幹了這麼多的原創工作，也沒有得到與之相對應的名譽。話音剛落，各種大獎和名譽紛至沓來，包括圖靈獎（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和美國科學院院士。近幾年Judea在我主持的兩個大的項目中有子課題，他拿的經費最少，但項目年度報告，得獎一欄就全靠他。而且他報告的論文數量超過課題組其他年輕教授，大多還是單個或者兩個作者。這讓我嘆為觀止。等一等，你說他是退休多年後才拿到圖靈獎？拿到圖靈獎後才入選科學院院士？是的，我沒說錯。我在上期正本清源一文中提到的廣義模式理論創建者Ulf Grenander 是在83歲，人家送了他一個科學院院士頭銜。其實，他們本人也不見得把這些頭銜當一回事的。Judea平時樂呵呵的，80歲了，談起工作痴迷得很。

2017年我的導師David Mumford也到80歲了。他做數學成名早，自從拿了菲爾茲獎後，各種國際大獎、榮譽一路不停，他其實很看淡名利，一輩子自得其樂，居然都沒有組建一個自己的團隊。有一次做得很絕，2008年他拿到以色列的Wolf獎（這是猶太人想匹配諾貝爾獎所設立的），剛從以色列總統佩里斯手中接過獎，轉手把獎金全部捐獻給了隔牆的巴勒斯坦的學校。惹得一些猶太人打電話找他理論。他本人倒是不反對拿獎，認為榮譽對於科研有正面促進作用。對於名利，很多年前，他跟我講過一句精闢的話：

「很多人想成名，其實成名之後，你也就變成了一塊破抹布」。

言下之意，就是別人有地方搞髒了，才會想到拿抹布去擦乾淨（擺平、站台、背書）。大家都知道，大數學家往往都是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的導師是我見過的一個例外。

對於學者以及科研動機的評論，最經典的莫過於愛因斯坦1918年在物理學家Max　Planck 60歲生日聚會上的一個講話。這在網上能找到全文，題目叫做《科研的原則》（「Principles of Research」）。將近100年過去了，他的觀察還是那麼驚人。我們來認真解讀一下。

愛因斯坦認為建造科學殿堂(The Temple of Science)的有三種人：

第一種人來做科學研究是出於他們超常的智力，科研就是他們的一項擅長的體育運動，從中能得到快樂的經歷和滿足他們的抱負。「Many take to science out of a joyful senseof superior intellectual power; science is their own special sport to whichthey look for vivid experie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ambition;」

[直白：這就是那些俗話中的「牛人、學霸」、最高級的有可能成為「學閥」，「營銷大師」。]

第二種人出於純粹功利的目的將他們腦力勞動的成果交到科研殿堂的祭壇之上。「Many others … who have offered the products of their brains onthis altar for purely utilitarian purposes. 」

[直白：這是相對平庸的，拿自己的腦力來換取功利的人，拿學問去兌現官職和財富]

接下來，愛因斯坦禮節性地安撫說這兩種人都是優秀的、大多數，而且對建造殿堂起到重要作用。畢竟這是公開的講話。接著他話鋒一轉。

但是，如果僅僅由這兩種人來建的話，科學的殿堂永遠也就頂多是像一個森林那樣蔓延生長，那裡面除了各種爬藤，不會有其它東西。「 The temple would never have come to be, anymore than a forest can grow which consists of nothing but creepers.」

[直白：愛因斯坦認為他們建造的只能是一個雜亂無章的叢林。]

這兩種人可以變成工程師、官員、交易商、或者科學家，完全是根據環境不同而定的「whether they become engineers, officers,tradesmen, or scientists depends on circumstances.」

我們暫停一下。愛因斯坦說的是物理學，但是，聽起來似曾相識。我們90年代談論計算機視覺應該像物理學那樣追求大一統理論。很多人就說，人的智能沒有什麼大一統理論，很可能就是一麻袋的理論「a bag of theories」。也就是，只要知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樣的工程法則就差不多了。20多年過去了，當然，很多人並不知道計算機視覺理論框架其實有了長足的發展。當前，就像我在上一篇正本清源文章中說到的，很多人，不管什麼理論，以眼前的數據、性能為指導，搭建一堆複雜的解釋不了的模型。他們認為這些模型是人腦沒法理解的、所以也不需要解釋的。他們建造的難道不正是一個雜亂無章的叢林？

接下來，愛因斯坦說，還有第三類，當然是少數，Planck屬於這一類。

第三類人中的大多數是多少有點怪、不善言談、孤獨的傢伙。「Most of them are somewhat odd,uncommunicative, solitary fellows。」他們來到科學的最強的動機是逃避個人生活的痛苦和悲催而進入一個可以客觀感知的世界「to escape from personal life into the worldof objective perception and thought;」從嘈雜狹窄的環境中逃到寧靜的山頂「toescape from his noisy, cramped surroundings into the silence of high mountains；」來構造這個世界最合適於他的風範的、簡約的、可以理解的畫卷「tomake for himself in the fashion that suits him best a simplified andintelligible picture of the world。」

愛因斯坦用非常詩意的語言來描述這樣的人，其實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人。這類人醉心於追求世界的客觀真理,帶有自己的審美。他們為整個領域定義了格局和框架，帶來了學術的秩序與美學。

可以說，這應該是最高層次的科學家的境界，真正的學術大師。我們算是見識了。

我觀察身邊的學者，這些人是少數，但的確實是學科的脊樑、定海神針。而不少網上、社會上、業界走紅的很多科研「牛人」，只不過是製造浮躁氣氛的「營銷大師」而已。英文過去有個詞專門形容這類人，叫做「second hand car salesman」，就是二手車經銷商。把別人開過多年的車拿來，想賣個好價錢，把性能說得天花亂墜。

當然，愛因斯坦那個時代，他不知道還有第四種人，這是我們中國特色的。那就是成千上萬的、在應試教育中過關斬將脫穎而出、被父母拔苗助長、被社會競爭一路趕鴨子上架的學子。他們來到科學殿堂門口的時候，簡直有點暈頭轉向、不知所以。有博士生坦白說:「老師，我真不知道我的興趣是什麼，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科研。」我問:「那你怎麼考入頂尖大學，並且以前幾名畢業呢？」答案當然是，父母和社會競爭把他們推上來的。

人不是一開始就分類的，具體到每個人，也許是以上幾種類型的混合體，隨著時間而變化。

如何引導那些有能力的學子走入科學的殿堂，像前面提到的幾位大學者那樣在這條路上學術生命長青？這是我們作為博士導師要面對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最大的困難就是第一節講到的：個人、配偶、家庭、社會中的功利思想和價值觀。

到研究生階段，學生的價值觀基本成型了。作為教授，我們可以教知識和技術，但是，如果價值觀沒理順，學生很難進入狀態，母雞按著不下蛋。最普遍的情況是，學生與導師就變成學徒與老闆：我幹活你付助學金，畢業出門就兩清。我的一些華人教授同仁讀到這一段，告訴我，深有同感覺，覺得現在的學生比前面幾代更需要端正價值觀，更需要解開心結。

我這篇文章，既然談學術人生，就是想試一試探討價值觀。

讀到此處，很多學生和家長可能就不耐煩看下一節了。我發現他們總是對那些眼前的東西感興趣：現在哪個方向熱門、好發論文、畢業好找工作。而對根本性的問題，無論我多麼強調，他們不往心裡去。

我這裡先講一個大家熟悉的故事，解說急功近利不是一個好的決策函數。

《射鵰英雄傳》中的江南七怪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在大漠里找到了郭靖。七個人拿出渾身本事輪番教他，進展甚微，大家垂頭喪氣準備放棄。道長馬鈺看不過眼，感念郭靖是忠良之後，半夜把郭靖叫出來，帶到山頂上打坐調息。之後，武功精進。郭靖雖然天資平平，最後，娶了黃蓉、廣交大師、自己練成了武學宗師，成為人生的大贏家（俗話）。相比之下，天資聰穎、頭腦萬分靈活的楊康，落得悲催結局。金庸小說其實是在教正確的價值觀。我看學術道路上的人生，與小說上的故事驚人地相似。

愛因斯坦不是也說，從嘈雜紛擾的環境逃到寧靜的山頂嗎？世界這麼喧鬧，領域內一年幾千篇論文發表。你不在寧靜的山頂打坐，氣息沒有調勻，怎麼能看清楚科研的發展方向與脈絡？

第三節探討思想自由的「清風明月」境界

與愛因斯坦所說的「寧靜的山頂」的境界相似的，是中國士大夫所講的「清風明月」境界。

談這個之前，我想說古代的文人學者、「士大夫」與我們近代的「知識分子」是顯著不同的概念。現在的知識分子是經過「新社會」勞動改造的、缺乏經濟獨立和思想自由的群體。這裡避開不談眾所周知的文革造成的思想混亂和價值觀衝擊。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80年代有過短暫的自由思想和衝動，隨後被「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納入體制，忙著悶聲發財了。而90年代後期教育培養出來的年輕一代，由於過於激烈的社會競爭和沉重的經濟壓力，大多成長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群體都不是純粹意義的、追求獨立思考、思想自由的學者。

歷史上，士大夫講的「清風明月」的境界，就產生在我的家鄉。公元1081年，被公認是宋代文學頂峰的人物蘇東坡，因為得罪了宰相王安石，43歲的時候被貶到湖北黃州任團練副使（地方民兵武裝部副部長）。這個頭銜對於大文豪的確是一種屈辱，不過他剛剛從牢中放出來，也算萬幸。我家鄉在鄂州，與黃州隔長江相望，80年代初有段時間，黃州被劃入鄂州管轄。蘇軾在詩詞歌賦、散文、書法、繪畫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他在古代中國文學中的歷史地位，基本與牛頓在西方科學那種獨步天下的位置相當。黃州臨江有一段陡峭的山崖，是暗紅色的砂石，叫做赤壁。後來長江改道了，不從那裡過了。大家中學課本都讀過《念奴嬌-赤壁懷古》，覺得很有豪放派的氣勢，（可能還熟悉每年中秋唱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那其實是首小詩，刻在一塊石頭上，放在黃州赤壁公園一個亭子的牆角。蘇軾的巔峰代表作是兩首《赤壁賦》，專門供在公園的二賦堂（見下圖），正面是《前赤壁賦》，背面是《後赤壁賦》。

我中學的時候讀《赤壁賦》無法體會其意境，只覺得沒有了「大江東去，浪淘盡，…」那樣的氣魄；語文老師也講不清楚，只好含混過去；公園的管理和解說人員也基本說不清。過了40歲，我突然能領悟了。

[二賦堂]

文學評論《風月堂詩話》中講，「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他從朝廷貶逐出來，放浪于山水之間，與漁樵共處，來到了一個全新的時空。從數學上講，這就是一個Space。這個Space有它獨特的元素、結構、距離測度、和美學。在這裡，他的思想可以自由馳騁！儒、道、釋各種念頭在他胸中交匯激蕩，妙手偶得全新文章，完全超越了之前文人墨客寫的鄉愁、思友、忠君的文字。所以，在他人生最不得志的時候，他卻到了一個嶄新的思想自由的境地，達到了他自己和中國文學創作的一個頂峰，成為永恆。

[蘇子夜遊赤壁，網路畫作]

「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 這是前赤壁賦中描述他夜遊赤壁，長江之上，清風明月的意境。

「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

--- 這是後赤壁賦中描述他夜深人靜在江邊攀爬、長嘯的意境。大家網上可找到、賞析全賦。

做學問的本質，就是登無人之境。在這一點上，文學（蘇軾）與科學（愛因斯坦）是相通的。

我對此解讀如下：你能找到一個新的Space，這個Space可以是一個抽象的數學空間、也可以是一個圖像空間、幾何形狀的空間、感知的空間。你去探索與領略這種空間的結構、奧妙，把它描繪出來。很多年前，我的導師談到他在代數幾何的工作，用了類似的描述。他說他就是找到了一扇門、打開以後，進入一個花園，然後把這個花園的結構理清，展示給世人。

回到科學，當年輕的、默默無聞的愛因斯坦推出狹義相對論，把分子分母對消（cancel）的那一刻，難道思想中不是電閃雷鳴？那種發現真理的成就感、持久的快樂、對人類不朽的貢獻和意義，在我看來，超過奧運金牌，超過去紐約股票交易所敲鐘。

[我於1986年8月，拿到中國科大的錄取通知後，赴合肥之前游黃州赤壁時照的老照片，背後是蘇東坡像。]

第四節學術人生的定位與道路選擇：士與仕之間遊走，技術與資本博弈

告別蘇軾、到了科大，我接觸到另外一位有重要影響的大學者、詩人郭沫若【1892-1978】。討論學術人生定位，郭沫若是值得討論和參照的，他是一個學者在士與仕之間遊走的例子。

郭沫若是科大第一任校長，他擔任科學院院長直到1978年去世。科大人都尊稱他郭老，因為毛主席就一直這樣稱呼他。

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後，中共就選定郭沫若為文化旗手，發令各級宣傳部門都來支持他。在中國40、50年代，一直到文革中，郭老一直都是中國文壇最當紅的文人。他長期在人民日報與毛主席以詩詞唱和。他在得到這些社會和政治「榮耀」的同時，也就身（思）不由己了。可以說，他失去了獨立思想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一個學者的基本尊嚴。

開學以後的校慶，從廣播中我第一次聽到郭老1958在科大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錄音。他當年應該是66歲，每講一句話，一段話，後面都要高亢激昂地喊一句：「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好像這就是斷句用的逗號、句號。我清楚記得當時我一手提著書包，一手拎著飯碗，走在路上，就震驚了：這怎麼是一個文人學者、大學校長、科學院的院長！

就在兩年前，科大南加州校友會，在加州理工大學組織新年活動，讓我去做一個科研前沿報告，我義不容辭地去了。會後全體起立跟著KTV唱校歌，這還是郭老當年填詞的。當我們唱到最後一句「永遠向人民學習，學習偉大領袖毛澤東」，下面一陣驚叫。受過美國大學思想熏陶的校友應該都有同感。

不熟悉這段歷史的年輕人可以讀一下介紹郭老生平的書，我讀的《郭沫若的最後29年》介紹了他的榮耀和不幸遭遇（包括一個兒子自殺、另一個兒子被害）。郭老的人生充滿著他在做學問、文學創作和出仕之間的選擇，對於那些不忘功名的人，值得深省。

世人都說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郭老出道之前有過一句名言：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下面是那本書背面摘錄郭老晚年的話：

「我……自慚形穢，但心中總是憧憬著那詩的真善美的境界。我有時很不服老，但現在只得承認，我老了，恐怕再也寫不好詩了。」

大哲學家康德（Kant）說過，沒有自由意識，就談不上道德評判。郭老那些尷尬的詩和文字，並非出自他的自由意識。他這段話說明他到晚年沒有失去對詩的境界的追求，但可惜他身不由己。

蘇軾與我們隔了差不多1000年，他的詩詞大家還在傳頌、欣賞。郭老的詩還有多少生命力呢？可能很多是一種尷尬。自由只有在失去之後，你才會感到它很重要，這裡說的失去的自由不是說身體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

對自由思想的限制可能是來自社會與政治的壓力，現代更多的是物質的壓力，我在第一節講到的功利價值觀的無形壓力。比如，高得離譜的房價、股市和投資的熱潮與泡沫就可以讓年輕人心神大亂，沒法坐到寧靜的山頂。

如果說過去的文人學者是在士與仕之間遊走與掙扎，那麼現代科技工作者，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具有應用前景的行業中的工作者，就是拿技術與資本互動博弈，希望在商業大潮中建功立業。這是新世紀以來的一個顯著現象。每個公司也在思考如何定位其研發部門，既要吸引優秀人才、給他們思想和科研的自由，又要保證研發在短期對於產品和市場的貢獻。每個投資方也在定位，在貼近市場還是追逐最新技術之間找到平衡點。

我這裡給大家描述這個互動中的現象，暫且把它叫做科研的路燈與雙踩踏事件。大家參與其中，往往是身在廬山而不自知，值得大家自己思考。

我最早看到這個隱喻是從南加州大學的研究神經、心理、智能的一個前輩Michael Arbib寫的一本書。在一個漆黑的深夜，你走在街上，看到一個人專註地趴在路燈下找東西。你停下來問他：你在幹什麼。他說：我在找鑰匙，鑰匙丟了，沒法回家。你問：你怎麼確定你的鑰匙就掉在這裡了呢？他答道：我不知道，只有這裡有光亮，我不在這裡找，到哪裡去找呢？

這個路燈代表一個科研的熱點、方法、或者數據。現代社會，信息、人員與資本的流動性急劇增加，可能更貼切的比喻是一個舞台的聚光燈，燈光打到哪裡，科研人員與資本就會一涌而上。這讓我聯想到我小時候經歷過的一個踩踏事件。

時間大約在1973-74年，社會上各種生活用品匱乏，洗衣粉、肥皂、白糖都買不到。有一次，供銷商店搞到一卡車物資，準備開一場「物資交流會」。消息一傳出，十里八鄉的人們都湧入我家的小鎮。各個村子派出自己的青壯年，懷揣著親戚湊來的10-20來塊錢。幾千人擠到供銷商店門口，商店擔心出現哄搶事件，就不敢開門了。我當時還是一個幾歲的小孩，蹲在一個沒人的窗子底下看熱鬧。突然，有人說那個窗口要賣肥皂粉，幾百人就沖了過來，去抓窗子上的鋼筋格子。有人已經踩到我頭頂了，我差點就喪了命。幸虧我們鎮上一個婦女主任，她聲音洪亮，一聲斷喝，讓蠢動的人群突然楞住了。她把我拉了出來，那個情形現在還映在我記憶中。

2016年，在中國掀起的人工智慧熱潮，何嘗不是這麼一個踩踏事件？這次是雙踩踏，窗戶外面的人（業界、資本、外行、演說家），窗戶裡面的人（科研人員、創業人員、畢業的博士生），都沖向那個窗口。

值得考慮的是，如何保護自己，不要擠到聚光燈底下，不在踩踏中喪命？

學界與業界，技術與資本，雙方有不同的目的和價值觀，但是又相互需要，屬於愛與恨交錯的複雜關係。這個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研究人員分幾種，資本也分幾種。他們之間的匹配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這是博弈論研究的對象，當前局勢還在急劇變化之中。博弈各方能否達到一個平衡，這個平衡會是什麼？

現在評論為時過早。這裡先不展開談；《視覺求索》後期準備再組織學界和業界人員專門討論。

第五節學術人生價值與評估：科研的三個時期

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思考人生價值的話，能不能用功利主義的計算來估價人生的價值呢？

這要追溯到另外一個哲學家、現代功利主義的鼻祖邊訫Jeremy Bentham【1748-1832】。順便說一句，功利主義也可以算是當前人工智慧中對於人和機器人價值觀建立數理模型的一個理論基礎。他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被功利驅動的，可以兌換成為價值（人民幣、美元）。那麼行為的價值也就可以計算了。簡單來說，你開發一個產品、賣給多少人，每個人生活品質提高了多少、被使用多少時間，求和，減去成本開銷和投資人的利潤，再乘上你對該產品貢獻的百分比率，等於你貢獻的價值。

當然，絕大多數創業公司的產品最後都是賣不出去的，也就是說，你貢獻的很可能不幸就是一個負值。投資人把它叫做「風險」。對於讀書人和搞研究的人來說，政治是有危險的（蘇軾與郭沫若險些喪命），創業是有風險的（絕大多數人，最後都會空手而歸）。

上面這個功利主義原理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我認為，它的問題在於，「急功近利」只適合做短期、微觀計算，不適合做長期的規劃。

其一、很多東西，你當時或者整個社會看不到它的價值，無法估值，那還做不做呢？前沿科學研究的東西往往就屬於這一類。

其二、有些東西是二階的（second-order）、間接的，比如，孔子的思想、蘇軾的詩詞、愛因斯坦給我們的新的世界觀。都無法評估，當事人也不知道其重要性。

其三、有些東西的影響時間是無窮的。一個非常小的東西、乘以無窮大，是多少？你如何估值？比如，出版商可能會告訴你，他們最掙錢的不是暢銷書，而是經典名著。一本暢銷書流行頂多幾年，經典永遠流傳。

「急功近利」就好比優化計算中的搜索梯度上升（gradient ascent）法，這肯定不是一個最有效的演算法。生物進化中的的phenotype landscape以及人生價值絕對是複雜的非凸的函數。急功近利的人，從長期來看，至少會遇到如下問題：

其一、有些近期利益可能是虛幻的。比如，風口上的創業公司，估值很高，但成百上千的公司過幾年都會倒閉。成功的畢竟是極少數。

其二、當你年輕的時候，很多公司可能給你開門，等到你過了35-40歲，可能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面：你的上司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你得向他彙報；公司勸你離職，因為你身體沒法加班了，家裡有老人、小孩要照顧；你個工資太高了，公司要用剛畢業的人替換你。

其三、當周圍的人知道你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後，你的選擇會越來越少。相反，如果你是一個熱愛科學的人，周圍就有很多人賞識、幫助你。

回到科研的價值定位與評價問題。我在哈佛大學讀研的時候，隔壁的MIT就很熱鬧，特別是那個Media Lab，常常到媒體做宣傳，搞得我們做學生的有點焦躁，覺得雖然我們比他們做得更深刻、卻總是被他們搶風頭。有一次，我吃中飯的時候碰到我們機器人實驗室主任Roger Brockett教授，他是一個以工作嚴謹著稱的控制論專家。我問他，我們實驗室是不是也可以找媒體來宣傳一下呢？

這又是一個印象深刻的時刻，我現在還記得當時的場景，就像發生在昨天。 Brockett停下來看著我，想了想，指著桌子上一份《紐約時報》說：

「你看這頭條新聞，但是，頭條天天換。你再看教科書上的東西，它永遠就在那裡。我們不要做上頭條的東西、要做能進教科書的東西。」

這個談話可以從一個側面體現哈佛的一個風格和價值取向。順便說一句，等我畢業一年多後，1997年去了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人工智慧實驗室當講師，發現那裡的教授與媒體更緊密，常常是文章還沒發出來，就先上了報紙。我去面試的時候，基本每個教授都跟我講他們開了哪家牛X公司，對某某公司的貢獻。 20年後再回頭看，那些公司早已倒閉。

然後，我對比兩所大學的校徽，就一下子明白了（見下圖）。這個是我在1997年底發現的，到現在都沒聽別人講過。

[哈佛和斯坦福的大學校徽]

哈佛的校徽就像一本書，上面是拉丁文「真理」。讀書和科研的目的就是學習和發現真理。斯坦福是一個大寫的S，中間是地方特色的杉樹，構成一個美元符號。也許純屬巧合。當然，斯坦福也有不少人是做長遠性研究的，我說的是一個總體的風氣。

[探索、開發、跟風的時間圖]

如果我們把一個學科的（課題方向）發展按照時間發生的次序劃分，它可能就分成三個時期：先是探索（清風明月時期），然後有人進來開發（路燈時期），然後人們開始跟風（踩踏時期）。

一個學校、實驗室往往有各自的定位和價值觀。你在選擇學校和實驗室的時候，也需要考慮是否與你自己的價值觀匹配。

第六節人生價值的極限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對學術人生的終極評價，應該不是生前的榮譽或誹謗，而是每個人的文章和思想本身。蘇軾的價值就是他的詩詞歌賦、文章書法。至於他得到什麼頭銜、是否得到哪個皇帝的賞識、封號、貶斥，都是無關的。愛因斯坦的價值是他的物理髮現。他有沒有得過諾貝爾獎、是不是科學院院士，大家事後並不感興趣了。

前幾年一個俄國數學青年Perelman對這個價值判斷做出了最佳的詮釋，也對浮躁的功利主義學風予以了抨擊，他的言行讓全世界的學者感到汗顏和羞愧。他2002年在網上公布了幾篇文章，證明了Poincare猜想（我的半個師弟顧險峰對這個證明很熟悉，以後準備讓他介紹一下），之後，拒絕了2006年頒給他的菲爾茲獎，又拒絕了2010年頒給他的100萬美金（這是當年懸賞這個問題的獎金）。

他說他的數學證明本身就在那裡，不需要另由獎牌和獎金來證明其價值。「我對錢和名譽不感興趣；我不要像一個動物園的動物那樣被展示（在頒獎典禮上）」「I"m not interested in money or　fame; I don"t want to be on display like an animal in a zoo.」

如果說對數學界的一些功利操守都不堪容忍的話，那其它領域的學術風氣，真的該無地自容！

關於人生價值的極限值，中國古代歸納為三不朽：一立德，如孔孟老莊；二立功，如戰爭時期的帝王將相；三立言，如李杜蘇軾。

歷史上有一個立功與立言互動的趣聞。就是前面提到的二賦堂大門那副著名的對聯，那張圖有點反光，細看能讀清綠色的字：

「才子重文章,憑他二賦八詩,都爭傳蘇東坡兩游赤壁

英雄造時勢,待我三年五載,必艷說湖南客小住黃州」

這個湖南客就是武昌起義革命軍總司令黃興，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寫的。這是一個立功的人向一個立言的人叫板，代表了價值觀的兩個維度。

現代社會，三不朽可以有新的注釋。

一、立德是學者的一個社會責任、為民請命、揭示真相、倡導社會正氣, 關注人類共同命運，如環境與氣候等。

二、立功是研究人員開發新的產品、影響社會；對於中國研究人員來說，也可以是填補對國家安全有重要意義的空白。

三、立言是科研發現真理和理論、著書立說、前面說過的登無人之境。

如果我們把立德、立功、立言這三個維度畫在紙上，它可能就是這麼一個統計稀疏模型。如果我們把每個人一生的貢獻歸納為三個價值，投射放到這個圖上的一個點，我們就得到一個假想的統計分布的數據。顯然，大多數人站在原點（0,0,0）。上面說的三類人就站在A, B，C三點，離開原點越遠代表成就越高。人的貢獻一般不太可能是全面的、同時擁有三不朽。也就是說，只能是選擇一個或者兩個軸作向量疊加，必須分布在三條蘭色的線條之內。D, E,F是極其難於到達的位置。

而我們絕大多數人，最後的歸宿是原點（0,0,0），也就是說對世界與人類沒有貢獻。關於這一觀察，難免讓我感慨萬千。

我上大學的時候，趕上更新族譜，我家朱姓一個太公大約400年前從江西景德鎮遷到湖北定居繁衍。這中間20多代人記錄很清楚。朱姓立功、立言的，歷史上確實有幾個，可惜我們這一脈不是直系嫡傳。我放假的時候就問主持修譜的一個老先生：為什麼400年的譜上，人死了僅僅就是一個名字，為什麼不注釋一下每個人的生平業績。他看了我一眼，很不屑：

「有什麼好寫？不是務農，就是打工、做小生意。」

難道我輩也就這麼碌碌消失於無形，留不下任何東西在人間？我覺得這很殘酷，簡直恐懼。

看來，上圖中我畫的這個原點（0,0,0），其實是一個「人生黑洞」，你掉進去了，任何信息都傳不出來了。

讀到這裡，有家長就說了：教授的意思我明白，我家孩子也不指望他立什麼功、德、言，流芳百世；不指望他做當什麼科學家，聽著都累；我的孩子就要平平安安，不讓他受苦，過好日子，一輩子享受人生。

好！「樹欲靜而風不止」，那就看看社會是否會讓你孩子一輩子過好日子。

第七節人生的黑洞與坍塌效應：囚徒困境中的焦慮

落入「人生黑洞」之前，人生經歷的就是不斷加劇的競爭。商業上叫做「紅海」現象。一個企業一旦陷入紅海，就迅速坍塌。企業都懂得，逃離紅海只能靠創新，奔到食物鏈前端，而最前端在哪裡？那就只能是學術的源頭。人生的悲劇就是，當我們希望享受人生的時候，我們可能就陷入了這個惡性競爭，之後無法逃逸。

《人類簡史》一書談到人類的發展歷史。科技的進步把大多數普通人、以及動物，束縛在越來越狹小的生活空間。人類本來靠採摘和狩獵為生，生活比較悠閑。農業革命產生了大量的農民，靠著一畝三分地艱難過活。工業革命製造了大量的無產階級工人、靠出賣體力掙錢糊口，束縛在卓別林演繹的流水線旁。信息革命把白領束縛到三尺格擋之中。下面的幾張圖，清楚地顯示了這個殘酷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