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001號回歸詩人」
2018年7月31日，晚間，我看見廖偉棠在朋友圈發了一首詩：《賦別之一：失明症漫遊》：「在我離開這個城市前夕/她打破了我的眼鏡/一整天只好像在一隻水母的體腔內/呼吸無數微生物的體腔/東涌、青衣、旺角、太子、葵芳??/我們被撲面而來的美與丑吸食、溶解/和她一起化為烏有//蘭桂坊、天后、九龍塘、荃灣??/我如盲人重訪/我的私人地圖，看不見的兒子/回到五歲、四歲、三歲/替我引路。我拂去落到臉上的花瓣/那花瓣由此城持續了百年的光和熱組成/最後卻積雪如劍川//取回重鑲好鏡片的雙眼/舊情人叫我再看一眼/她的魚尾紋/是否已經游到一塊玻璃凌空粉碎的界線？/醉酒灣、馬灣、伶仃洋??向西向西/我被暮光拭去身上雜亂刀痕/夜了，如降下國旗，她合攏我的眼帘。」
我平時應該是太不關心朋友，疏於禮貌，以至於這次在台北，小說家陳念萱組飯局，叫上廖偉棠，方獲知廖偉棠已經移居台灣。而不巧的是，飯局當日他恰巧要回香港。待我回香港，他又去了台北，沒約到。那天夜裡，我只好讀著他在朋友圈發的「離別詩」，獨自黯然——如此熱愛香港的「001號回歸詩人」，竟然也離開我城了。（廖偉棠7歲就開始申請赴港團聚單程證，直到1997年22歲才拿到，排隊太久，家人忘了申請這回事，審批者可能也忘了，結果廖偉棠機緣巧合成為回歸之後的「001」號，江湖上遂稱他為「001號回歸詩人」。）
2008年，梁文道在《明報》發表《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提出那年最重要的問題：「終於到了我們這一代該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走，還是不走？」這篇文章當時在香港掀起巨大爭論。但就在北京奧運前後那幾年，有批「叛逆者」並不是在「走」與「不走」之間糾結——別人香港回歸，我們回歸香港。廖偉棠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僅自己回香港，還把從北大追來的老婆曹疏影帶回了香港。幾年後，我也完成本科學業，在內地待夠了，回到香港。
廖偉棠的大名當然早就知道，杭城飯局上，朋友喝到興起，都會莫名其妙突然背誦起廖偉棠的《仁波切——寫給顏峻》：「我們都是仁波切，人中之寶。/夜行路上我突然高呼你的名字，/不知是否有人回頭。/夜梟、夜雪山、夜霧浮起了青空，/夜裡的夏河隱隱吟唱起來，/我不知其所從來、所以去，/路上猶聞：千古朗聲笑。/急車燈也靜，照亮細雪般人人，/與我們平衡的，是僧房千間，/幽秘的精神卻捻亮了雪中火苗。/我伸手虛空中一探，/路塵中竟然也有獅子吼。/可惜你已經不喝酒、不殺生，/愛你的人只能做一個快活夢。/做也徒然，雖然我們都是仁波切，/不喝酒我可不能為你認證。」滿堂驚呼：好詩！
詩人離港，我腦中閃現出許多與詩人交往的片段……
我與廖偉棠相識於微博，似乎正是2008年。那年北京奧運，我為了「避運」，回香港玩書展。忘了是在什麼講座開始前，廖偉棠突然從嘉賓席上喊我：「你是許驥嗎？」我很驚訝，當時只是個發表過幾篇文章的小鬼，竟然被「翻牌子」。趕緊連連稱是。廖偉棠說：「你和照片上一模一樣。」然後他笑著，一手摸著自己的頭，一手指著我的頭說：「我們一樣。」這就是我們的第一次相遇。
後來見到廖偉棠，是2010年，我寫作訪談錄《同胞，請淡定》的時候，約他長談了一篇《找尋失落的「理想主義」》。在所有受訪人中，廖偉棠是最特別的一位，直接約我去他位於東涌的家。跑到車站接我，先請我吃了個午飯，然後帶我上樓，進門指著沙發說：「這裡離機場近，很多朋友都在我家借宿，這張沙發上睡過不少作家。」那天暢談了整整一個下午，雖然與文學不太相關。
第一次見曹疏影，是我2011年入職《明報》以後。那時候我和編輯袁兆昌有個怪癖，就是每天下午三點半，就雙雙對對去食堂下午茶，某日遇見曹疏影，她當時在《明報周刊》工作。她挺著大肚子——就是廖偉棠可愛的兒子初初。我那時候已經讀過曹疏影的《虛齒記》，覺得是很好的散文，於是心裡就盤算著把這本書倒騰到內地出簡體字版（次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前文說我殊少拜訪朋友，卻無意中在初初剛剛出生時，就拜訪了廖偉棠家。事緣書評人比目魚移居香港，碰巧也住在東涌，無意間談及頗欣賞廖的詩。我於是做個順水人情，介紹兩家認識。那時候初初才剛出生不久，特別小隻，我就抱過了。至於再後來廖偉棠的小女兒衣衣出生，已是後話。
還有兩次和廖偉棠同去參加文學活動。一次是北京，騰訊·大家的年度盛典，賈葭老師做莊。再一次是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節的飯局，鄭培凱、馬家輝做莊。我正好坐在廖偉棠旁邊，故意挑戰「001號回歸詩人」，跟他打趣說：「你看，我的名字許驥，粵語拼音是『HUI KEI』，縮寫正好是『HK』。」廖偉棠聽了哈哈大笑：「那你是『香港之子』啊！」承讓，承讓。
又後來，2015年我也做了爸爸，漸漸發現和廖偉棠在網上的互動有越來越多的親子話題，什麼尿布、奶粉、醫療、教育云云。我感覺出來，自由自在的廖偉棠開始為孩子的種種開始感到焦慮。東涌有個問題，就是交通不是很便利。有段時間，初初在我住的荃灣幼兒園，學校正好和我兒子的學校兩對面。我們約了好多次下午茶，結果從來沒有約上。
廖偉棠為了接送兒子上下學方便，在葵涌租了個小小工作室。說來真是巧得不得了，距離我的出版社只有1分鐘路程。結果我也只上門拜訪過一次而已。因為我的《財商》雜誌第三期找他做封面人物，主題是「遠方，苟且，詩」。那次是我對廖偉棠感覺轉變較大的一次，能隱約嗅出他對在香港生活下去打起了退堂鼓。我們私底下聊了好多關於孩子教育的話題，他也曾打趣說，不如跟我做金融算了。這已經來到2016年。之後兩年多，貌似我和廖偉棠再也沒有碰面。
——香港真小，小到碰不上幾面。
——香港真小，小到容不下作家。
——香港真小，小到裝不下時間。
我們這群寫作者，或許可以自稱為「九七後作家」。我們回歸後來到香港，和上一代面臨相同與不同的境遇。
相同的是，如陳冠中1986年寫的《宣言》中所說：「我們寫的是香港。是我們熟悉的香港……我們乃雜牌軍﹐偶然春風化雨長大成為同路人﹐集體頗蠱惑地利用各種刁鑽偏鋒的寫法進入香港多中心多詮釋的現實﹐凝固捕捉轉瞬即逝似有似無的本地現象﹐甚至毫不猶像地扭曲中文獨創句子來定影一些大家心中有數但不一定說得出來的感覺。」
不同的是，我們面對未有之「地產霸權」，面對空前（不敢說絕後）之「結構性矛盾」，面對空間的縮小、自由的倒退、言論的鉗制……捫心自問，我自己還在堅守一點小小的理想火種，出一些小小的書籍。然微斯人，吾誰與歸。同路人紛紛謝幕離場，我又還能堅持多久？寫作，似乎不再重要；文字，幾乎失去重量。廖偉棠念茲在茲也斯的《雷聲與蟬鳴》：「炎夏之都，雷聲滾滾而來，而蟬鳴愈發聒噪，你選擇做一塊石頭，不再滾動。」
我們的結局可能比「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還要滑稽，我們是第一代「九七後作家」，同時也是「最後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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