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與深刻之間，失去了平衡
文/曾於里
在中國當代知名作家裡，須一瓜和她的小說都顯得有些特別。當她是記者徐平時，她是《廈門晚報》的資深記者，專跑公檢法線，寫遍了發生在廈門的大大小小的新聞。可當她是須一瓜時，她就成了一個主打法治題材的「頭條小說家」，她的小說登上了各大知名文學刊物，也獲得諸多文學獎項。記者的身份不斷反哺著須一瓜的小說創作，須一瓜尤其擅長藉助新聞事件、政法案件深入探索、追問生活和人生困境，她的小說自由地游弋在通俗與深刻、類型與個性之間，既能獲得最廣泛讀者的喜愛，也能夠打動苛刻的專業評論家。
非常典型的是，須一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黑子》。小說講述了十幾年前三個年輕人不小心釀造了「水庫強姦滅門」大案，從此他們遠棄塵囂，離群索居，不斷進行著自我救贖。犯罪、逃亡、偵破，小說有著強烈的類型文學色彩，但它又有著極高的文學性和思考深度，須一瓜通過三個人物的痛苦救贖進行人性的思辨，展示了人性的複雜與脆弱、迷茫與掙扎。《太陽黑子》 可以讓人看到杜魯門·卡波特《冷血》的影子。
大眾期待之下，須一瓜推出長篇小說新作《雙眼颱風》。此前《雙眼颱風》作為頭條首發於《收穫》雜誌2017年第6期，而今發行了內容更為完整的單行本。《雙眼颱風》的成色如何呢？
小說依舊是須一瓜擅長的法治題材。在一次審訊中，嫌犯甘某主動供認了一起十多年前的強姦殺人案，這一供認在公安局內部引起軒然大波：此案在當年已被辦成「鐵案」，且「凶主」早已認罪並被槍斃，怎麼會「一案兩凶」？是繼續將錯就錯，還是將舊案追查到底？公檢法內部，兩股力量立場迥異。以鮑雪飛為代表的惡勢力猖獗、狂妄，踐踏法律，視生命為草芥，令人髮指，而傅里安象徵的正義力量果敢、無畏，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其行止讀之讓人熱血沸騰。
《雙眼颱風》非常「好看」。冤假錯案懸念重重，讓人慾罷不能，正義和邪惡力量的對抗步步驚心，讓人揪心，猶如颱風來臨前的山雨欲來、黑雲壓境，小說的情緒始終處於一種緊張壓抑的狀態，可以想見許多讀者是屏住呼吸一口氣讀下來的。直到最後颱風過境，狂風驟雨，一併捲走所有鬱結的沉重，讀者的情緒才得到宣洩，感到一種風清氣凈的釋然。
但「好看」之餘，《雙眼颱風》還是隱隱讓人感到不滿足。它很「好看」，但好像也只剩下「好看」了，並沒有太多回味和反芻的空間。在通俗和深刻之間的微妙關係中，這一次須一瓜失去了平衡，她顯然是往通俗、流行方向走了。
最鮮明的一點是，她筆下人物失去了複雜的底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太過臉譜化了。正面的人物有的是無關痛癢的小缺點，本質上近乎「高大全」，反面人物則窮凶極惡、無惡不作，彷彿就是惡的化身。這並不是說現實生活中不存在這樣的人物形象，而是說小說的作為並不止於此，它不應只告訴我們非善即惡、非黑即白，這是對生活的簡化、也是對人性的簡化。就像須一瓜在創作談里所說的：「文學，才是世相人心的工筆畫，它至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以相對深刻和全面的知覺，去觸摸人生的凹凸裂隙。一份處理決定和判決書，只能告訴我們什麼不能幹，而優秀的文學，是讓我們洞見，在判決裁定的後面，那個生命蒸騰的豐沛世界。」
可在《雙眼颱風》中，我們看不到人性的「凹凸裂隙」，看不到個體背後的「豐沛世界」。尤其是對反派人物鮑雪飛的刻畫，活像某個被查的貪官的案件通報的腦補版，須一瓜的寫法淺薄粗俗，滿足的只是部分讀者的貪官想像和獵奇心理。
《雙眼颱風》仍可被稱道的，是須一瓜對真善美的一貫信仰和始終堅持。這是須一瓜系列小說的一個核心特徵。如今的小說中流行寫惡，把人性的天花板不斷降低，直到使人趴在醜陋的淤泥中，然後告訴你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彷彿唯有如此才能體現出批評鋒芒，才有所謂的深刻。可事實上，對惡的偏執也會造成寫作的單向度，它抹殺人的複雜性、抹殺生命的寬闊深邃。真正偉大的文學，最終都是關於善良和希望的，即便有黑暗、有冷漠、有醜陋，但也有黑暗中的燭光、冷漠中的溫暖、醜陋中的純潔。
誠如評論家李敬澤說的，須一瓜「對人性抱著非常寬闊的看法，對人性的多姿多彩有非常寬闊的感受力」，她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正義，對道德有著充沛的想像力。在《雙眼颱風》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即便傅里安這一人物形象過於「理想化」，但他還是能夠打動我們，並讓我們相信「人心再險，還是有基本正義，在天地之間」。
《雙眼颱風》已經成為影視改編的熱點。影視化或許是須一瓜的目的，畢竟這往往意味著豐厚的報酬。但如果須一瓜想在文學的世界裡有更大的作為，她就得謹記評論家閻晶明曾給她的建議：「在寫作態度上，要堅決，你想做一個純粹的小說家……這種流行的因素就應該再減低一點。」
（刊於2018年8月2日解放日報朝花周刊·評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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