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經濟數據出爐：16省份上半年GDP破萬億，經濟態勢穩中有進

各地經濟數據出爐！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繼續領先東部地區，東北地區經濟回升勢頭較好，一批經濟發展增長極加快形成。全國31個省區市中，半年GDP超過萬億的省份達到16個，比去年同期增加兩個。

|來源：《小康》?中國小康網

各地公布的最新經濟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繼續領先東部地區，東北地區經濟回升勢頭較好，一批經濟發展增長極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中，半年GDP超過萬億的省份達到16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兩個。

2季度全國GDP同比增速6.7%，較1季度略下滑0.1個百分點，走勢依然保持穩健。而目前各省統計局也陸續公布上半年地方經濟運行情況。從已公布上半年經濟數據的29個省市來看，與1季度相比，2季度各省GDP累計同比增速15升2平12降，過半省份經濟增速回升，整體表現漲多跌少，相較於1季度8升2平21降的局面有所改善。但與17年增速相比，上半年各省GDP增速8升3平18降，可見反彈力度依然偏弱。

各省經濟分化的格局在上半年並未發生根本變化。東北地區經濟增速依然墊底，且這一區域正在向西逐步擴大，東三省、內蒙古、甘肅和青海上半年經濟增速均未超過6%。經濟高速增長區域仍主要集中在長江經濟帶上的中西部省份，但重慶市18年以來經濟增速下滑比較明顯，由之前一度的全國前三甲降至各省經濟增速中位數水平之下。

整體上看，各省經濟增速中樞有所下移，17年分省加權平均GDP增速的中樞約在7.4%左右，而18年以來的增速中樞已降至7%以下，較17年下降0.4個百分點。

資源型省份：

工業品產量回升，帶動經濟回暖

山西、河北兩省2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較1季度上行超過0.5個百分點，回升幅度排在全國第三、第四名。兩省經濟增速回升主因採暖季環保限產影響消除後，鋼煤產量增速有所上行。此外，地產投資和工業經濟表現尚可，需求端也存在一定的拉動作用，印證鋼鐵和煤炭行業企業利潤大幅改善。

東北華北四省：

經歷短期調整，經濟緩慢修復

遼津蒙吉四省市經濟增速都曾在短期經歷過大幅調整，在1年左右時間裡GDP累計同比增速下滑超過3個百分點。基數走低使四省維持GDP增速壓力減輕，目前正在經歷調整後的經濟修復過程，2季度經濟增速回升幅度居於全國前列，但四省經濟仍以工業為主，增長動能切換難以一蹴而就，經濟修復仍是緩慢過程，反彈依然較弱，除遼寧外其它三省2季度經濟增速累計同比仍低於去年同期。

東部沿海：

經濟穩中向好，優勢消費出口

東部沿海大省經濟增速穩健，江蘇、浙江、上海和廣東四省2季度加權平均GDP累計同比增速7.2%，較1季度穩中有升。經濟穩定主因增長結構合理，主要依靠消費和出口。16年上海消費率高達57.4%，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約4個百分點，而其主要優勢在於服務消費，並不是物質消費，18年以來上海規模以上社會服務業營收增速保持在11%以上。居民高收入支撐了東部沿海省份在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上的優勢。此外，出口也是令東部省份經濟穩健的重要因素之一，蘇浙粵三省佔全國出口比重接近五分之三，外需走強帶動三省出口增速穩中有進。

西南省份：

經基建投資主力，增長仍有隱憂

西南省份近年來保持較高經濟增速，貴州是2季度全國唯一GDP增速達10%的省份。而其增長動力在於投資，16年雲南省投資率高達94%，貴州省也接近70%，均遠高於全國平均44%的水平。其中基建投資高增是雲貴兩省經濟領跑主因，18年以來仍維持較高增速，兩省基建高增有其內在原因，本身基礎設施短板疊加貧困人口較多，使得基建投資成為振興西部，脫貧攻堅的重要抓手。但高投資需要較高資金投入，政府財力有限下推升地方政府債務，資金約束加大使得投資驅動模式面臨挑戰。重慶市經濟變化可作西南省份前車之鑒，其經濟增速一度排在全國前列，但近來財政支出增速回落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大幅下滑，令重慶GDP累計同比增速近一年時間足足降低4個百分點。

地方經濟變化：修復與托底

資源型省份和部分東北華北省份正處於經濟增速緩慢修復的過程，但由於終端需求放緩，全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工業經濟主導的各省修復過程預計較為緩慢。而東部沿海和西南省份經濟增速下行有底，東部省份經濟托底依賴消費和出口，西南省份則主要靠基建投資，但重慶的前車之鑒反映出投資拉動模式存在隱患，貿易摩擦的加劇也或使出口蒙上陰影。因此，從長期來看，靠出口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遭遇瓶頸，未來增長的希望在於消費和創新。

拓展：影響經濟增速中樞的內在規律

如果將經濟增長的速度分解，可發現其由三部分構成：生產率、勞動參與率和人口紅利。其中勞動參與率和人口紅利是人類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它們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增速和減速因素。

勞動參與率，是指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是用來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各國的經驗，勞動參與率反映了潛在勞動者個人對於工作收入與閑暇的選擇偏好，它一方面受到個人保留工資、家庭收入規模，以及性別、年齡等個人人口學特徵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和勞動力市場狀況等社會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

儘管近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經歷了高速發展，我國的勞動力參與率有所下降，但總體勞動力參與率仍顯著高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主要來自於以下幾個方面因素：

教育效率。目前在農民工中，受過高中教育的人和初中教育的人，工資水平趨同，而藍領與白領的工資亦趨同，低技能的工作工資漲得很快。用學術的語言來概括，這意味著教育回報率下降了，收益率下降，教育激勵降低，使得勞動力更早地進入了市場而抬升了參與率。當然這也反映了基建和投資領先的經濟結構，導致「知識性和價值性」因素相對下降。

社會保障。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就業、工資、福利三位一體的政策，勞動者只有就業，才能享受公費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措施，客觀上放大就業意願。此外，我國的低勞動力成本（低工資、低福利、低收入）使得更多人需要出來工作才能滿足家庭的開支，反轉過來過高的勞動參與率又壓制了工資的上漲。

人口紅利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需要用一個統計指標來監測，人口撫養比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回歸人均GDP的解構式，隨著人口紅利的時間窗口關閉，我國經濟未來能否依然保持較高的潛在增長水平，關鍵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速。

《小康》原創文章，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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