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彷徨與堅守

原標題：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彷徨與堅守

執筆：刀賤笑

1948年8月12日，作家朱自清在北大附屬醫院去世。

再過仨月，他就50歲了。北平文藝界年初就開始籌備茶話會，想在11月22日那天給他祝壽，順便紀念他30年來的創作成就。不想6月起他就胃病複發卧床不起，8月初手術後又並發尿毒症，沒能再多熬些時日。

在他身後，悼念如潮。教育界、文藝界很多人寫文章，誇他是好教授、好作家、好的青年導師。但也有餘冠英、葉聖陶等少數摯友，在回憶他憔悴清瘦的「背影」之餘，提起他去世前幾年精神上沉重憂鬱，「常想到死」。

攪動晚年朱自清心境的，不是對死的恐懼。

錢理群在《1948：天地尋黃》中描述朱自清去世前的心境，說他對死亡很認真：想在死神降臨前，思考他和同類知識分子，還能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做點什麼。

在變動的大時代里，知識分子有何責任、作何選擇，這是朱自清一生都在思索的問題。

糾結

1948年7月23日，在吳晗邀請下，朱自清出席在清華大學工字廳舉行的「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那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活動。

在從北院家裡去會場時，他走一會停一會，斷斷續續對吳晗說：「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

這樣的表態與反思，對朱自清來說實在不易。

1940年代開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方向變得清晰。聞一多、吳晗等大批人文知識分子「左」轉，但朱自清被認為轉得不夠純粹。

吳晗談朱自清，說他是舊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曾是自由主義者。這道出了朱自清一生的思想糾結。

1898年，朱自清出生在清末江浙一個地方小官家庭，從小讀私塾；20歲時進北大讀哲學，一度很喜歡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唯心主義思想。羅素來中國講學，大談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鼓吹調和，朱自清據說是擁躉之一。

這樣的階層出身和文化教養，變成朱自清沉重的負擔。

他不是不愛國。北大期間，朱自清讀書用功，3年就學完哲學四年課程，提前畢業。但在五四期間，他卻頻繁請假甚至曠課。

他參與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工作，活躍在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向社會宣講新思想。更重要的，他一個學哲學的，竟也拿起文學的筆，化身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旗手。

北大期間，朱自清結識了共產黨人鄧中夏。但較之鄧中夏等人的激進，朱自清性格上溫和，立場上軟弱，沒能走上革命道路。

朱自清後來自我剖析，他說自己在情調、嗜好、思想倫理和行為方式上，「都是小資產階級的」，說自己是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 大半由於我的素養。」

1920年北大畢業後，朱自清回江浙老家教書，他想繼續寫自己的詩文，繼續五四的啟蒙。

但五四運動退潮後，社會思潮迅速分野，一部分知識分子傾向於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革命，另部分人則偏向自由，投向國民黨和西方懷抱。

這時候，朱自清變成了一個夾在中間的人。

1925年，經好友俞平伯推薦，朱自清回到北平，進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那時候，清華、北大、燕京等學府，已經變成自由主義大本營，大批教授都是留洋歸來，很容易形成自由主義的思想氛圍。

這種氛圍，是朱自清本來就倍感親切的。他雖是「土教授」，也還是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同時，前幾年在江浙教書時，他又結識了葉聖陶、鄭振鐸等一些進步作家，他們的思想和價值傾向，與徐志摩、陳西瀅等那些喝「洋墨水」的教授們截然不同。

正當朱自清在「中間狀態」猶疑時，1925年—1927年大革命血的現實，第一次震撼了他。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時，他還在浙江宜人的白馬湖畔教書。聽說上海南京路上血流成河，朱自清一反溫和之態，奮筆寫下著名的《血歌》，控訴帝國主義英國的巡捕射殺中國工人。

回北京沒多久，就發生了「三一八」慘案。那天朱自清跟著清華學生隊伍去執政府情願，萬沒想到，等著他們的是冷颼颼的子彈。

那是朱自清第一次聽到槍聲。事後他回憶說，自己被濺了一身血，馬褂上手背上都是，屠殺已在進行，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在陳西瀅、徐志摩等一些人為段祺瑞執政府開罪，不贊成激怒帝國主義，甚至污衊群眾是受人利用時，朱自清截然相反，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

只可惜，悲憤沒能讓朱自清再往前走一步，卻讓他感到虛無：文化啟蒙和教育救國，在血的事實面前幻滅了。他的價值立場，也沒能在政治形勢劇變下發生轉變。

1927年 「四一二」，蔣介石背叛大革命後，強烈的挫敗感讓朱自清陷入了痛苦的泥潭。

1928年，他寫下《那裡走》一文，傾訴內心彷徨。「那裡走」實為「哪裡走」，他舍不下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不想革本階級的命，但同時又不願迎合反動勢力，「挺身與無產階級鬥爭。」

不能革命, 也不妥協, 最後他選擇躲入書齋，「消磨一生」。

「左」轉

1928年經歷了「哪裡走」的思考後，朱自清細心地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他拒絕加入任何黨派，也不再參與任何帶有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團體。

只是這動蕩的時代和腳下災難深重的土地，依然不停叩擊他的內心，讓他無處遁世。

到了抗戰時期，無論在心理上還是現實中，他的「逃避所」都被打碎了。

1935年12月，北平學生遊行，反對晉察政務委員成立，結果與國民政府軍警衝突，朱自清當時就跟在隊伍後面。

1936年3月，警察搜查清華宿舍，逮捕愛國進步學生，當時有6名學生躲在他家。

這時的朱自清，已無法忽視全民抗戰的熱情，他的愛國情感衝破了自設的逃避所，逐漸顯示出了政治態度。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他在現實中的逃避所也沒了，清華大學被日軍佔領，他和其他一種教授學生西遷昆明，1946年才回北平。

1940年代後期的動蕩，讓朱自清不得不再次直面現實。20年前「哪裡去」的問題，也再次被提出來。

抗戰剛一勝利，國民黨在國統區的威望達到頂點，但隨後的內戰、獨裁和腐敗、無能，很快讓它積累起來的政治信用消蝕散盡。這個民族，包括大量知識分子，開始向「左」傾斜。

清華大學雖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但它的教授們也開始分化，出現了聞一多等左翼。聞一多是愛國的，一直是朱自清政治態度的重要參照。

正因如此，當1946年聞一多遭暗殺時，他表現出極大的憤怒，不顧國民黨特務的迫害，三次出席追到老友的集會。他還寫了《挽一多先生》的詩，把聞一多喻為「照澈了深淵、照見了魔鬼」的一團火。

這時的朱自清，已經丟掉過去的猶疑和幻想，也不再保守自己「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他開始寫《論氣節》這樣的文章，給出「哪裡去」問題的答案。

1948年5月，美國政府公布「特賴伯計劃」，實質是要減少日本的戰爭賠償，扶持日本財閥。面對中國學生的「反美扶日」抗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竟威脅說，這會「對中美間傳統睦誼有嚴重損害。」

在北平百餘名大學教授聯署的拒領美國麵粉的聲明上，已經病重的朱自清一絲不苟地簽上了名字。

吳晗說，這時的朱自清態度已經改變，他反對內戰、討厭國民黨，對共產黨態度也改變了。

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在衰病的晚年，「終於有了明確的立場。」

答案

客觀說，朱自清最終向「左」轉，不是共產黨對他進行了什麼思想改造，不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有了多麼深刻的認識。

聞一多、吳晗、朱自清等五四運動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見慣甚至兼收了各種主義，但主義從來不是目的，救國才是目的。

朱自清曾是自由主義者，後來變成了左翼，在這種轉變過程中，他孜孜探求和思索的，始終還是民族和國家如何能好起來。

早在1925年，他就以反諷的筆調寫下《白種人，上帝的嬌子》一文，痛陳國人地位低下，在自己國家都會遭到外國人的蔑視和侮辱。

在朱自清身上，浸透著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家國憂慮，是對他人民的關懷。

誰又能讓中國好起來？到了1940年代，答案不言自明。

1949年8月，毛主席發表《別了，司徒雷登》，9月又在全國政協會上發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講話，兩篇文字都是對朱自清們的求索做出肯定回答：是共產黨。

雖然沒能看到解放，但在病重和彌留的那幾年，朱自清已經找到了答案。

70年後，我們再來紀念朱自清，也更明白了一個知識分子，哪怕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究竟該如何對待他自己的內心，如何對待他的國家和人民。

佛門亦非凈地，韓國名寺里的驚世內訌

懷裡抱著6000核彈材料，日本人很怕中國起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