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非篆書」入印何以無果嗎？

明朱簡《印品》中曾說：「印字古無定體，文隨代遷，字唯便用」。以社會通行文字入印，唐宋以前莫不如是，如秦前用大篆，秦用小篆，漢用繆篆等。唐宋以後印章的字體則變化多端，不僅大小篆、隸書、楷書等入印，行草花押也入印。掌握政權的少數民族也以自己的文字入印，蒙古文、西夏文、契丹文，乃至後來的滿文，都用以入印。

概括看，印學史上有幾次比較集中的非篆書入印時期：

一、唐宋時期。以「九疊篆」「朱記」印為代表

九疊篆是一種流行於宋代的「國朝官印」字體，主要用於印章鐫刻，其筆畫摺疊堆曲，均勻對稱。九疊篆作為官印的制度性書體沿襲三個朝代，宋代興盛，明代得到完善，使用時間較長。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五云：「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但是，唐宋時期還有一種中下級官員印，末尾使用「記」或「朱記」，後人謂之「朱記」印，更有代表性。其特徵為：1、以隸或楷書入印；2、章法結構拙樸自然,不作刻意安排；3、印面多為長方形狀，開後世隸、楷書入印的先河。明清印人也偶見效仿，明末宋比玉專取隸書入印，面目一新，周春論印詩云：「聞說莆田宋比玉，創將漢隸入圖書。」清中吳晉採用八分書入印，頗多佳作。值得注意的是，明清隸書印時有，而楷書印卻非常少，或許是相比之下隸書比楷書更接近參以隸意的繆篆，更適合行刀吧。九疊篆、朱記印明清印人偶見涉獵，近現代也有人嘗試入印，但是從者寥寥，未成氣候；

元 巴斯巴文印

二、元末明初。「押印」為代表

押印又稱花押、押字印、署押印等。它起於宋盛於元，故又稱「元押」。據王獻唐考證：「署押一制，萌於漢晉，而盛行於唐宋，制印於元明，衰於有清。」南宋周密《癸亥雜識別集》中記載過宋太祖趙匡胤的玉押印，可見宋代就有押印。真正將花押入印始於五代「（後）周廣順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元代，押印盛行。究其原因，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認為：「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為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元押的用字相對單一，魏碑楷書是其主流，少有篆隸入印。字加花一類的押印採用筆畫參差、挪讓、呼應等藝術手法，形成了花押印特有的藝術風格。明清之際，文人篆刻流派產生，印以秦漢為宗，文以篆書為貴，楷書印、押印走向衰弱。清代雖仍有文人刻押印，但民間作為憑信的押印已很少使用；

三、明末清初。「古文奇字印」為代表

明末清初，興起一股以別體篆入印的標新矜奇之風。用字多取自《摭古遺文》等書，這些字或者來歷不確，或者翻刻失真，或者多體混雜，不合古法。商周秦大小篆通行之時，有人將書體圖案化，名之為殳書、蟲書、魚書、鳥書等體式，時人將東漢以前之書列為五十六種體式，且唐人陸續增加，於是，僅篆書一類，其別體即不下百種之多，即本文前面所稱之「別體篆」。明末清初印人以之入印，諸體雜陳，千奇百怪，幾成時尚。清初汪啟淑所輯《飛鴻堂印譜》中古文奇書印不下百方，如：麟書「青山佳句中」、纓絡篆「口誦心存」、龍爪書「瑤琴微弄」等等。當時的名家也有背離篆法，獵奇追怪之作。在朱簡《印品》中即附有「謬印」一節，列出像何震的「登之小雅」，談其徵的「努力加餐飯」等印，篆法自造、章法怪奇。後人斥之為「明人習氣」予以打壓。清陳澧《摹印述》明確指出：「蓋古文本當作尖筆，所謂科斗文也，以之作印，則不相宜」為文人篆刻家所詬病；

九疊文印

另外，尚有以其它書體入印，如鳥蟲篆印，最早見於戰國盛於兩漢，漢後漸漸式微。明清偶見，20世紀後鳥蟲篆印創作才出現了復興；甲骨文印，大約從20世紀20年代起，陸續有人取之入印，著名的有丁輔之、王雪民、易大庵、簡經綸等。簡經綸憑藉其書法功底，以新發現的甲骨文刻印，獨闢蹊徑。但是，由於甲骨文明確釋讀的只有兩千餘字，配篆困難。加之其結字方折、筆畫尖利，不宜「印化」等原因，甲骨文入印至今未取得明顯突破。因為以上這兩種印復興創製於近現代，故不作具體研討。

其實，「非篆書印」自古有之，漢代即有「少內」「門淺」隸書印等零星發現，東晉「零陵太守章」採用的是楷書，且已相對成熟。唐、宋有「右策寧州留後朱記」等大量隸、楷書朱記印。元、明時期楷書、草書押印曾風靡一時。至清代，篆刻大家如蔣仁、趙之謙、黃牧甫、吳昌碩等也都在這方面一試身手，但確乎是偶一為之，並未納入「正統」。民國後，許多印人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如簡經綸的楷書印、談月色的瘦金書印，沙孟海的魏書印、鄧散木的簡化字印、余任天的隸書印、錢君匋的美術體印等。但是，種種原因導致「非篆書印」在篆刻藝術中只是「聊備一格」，始終未贏得應有的地位，更不被書畫家和社會所承認。

中國書協副主席王丹先生楷書印

「非篆書印」探索失敗的原因何在？

印學史上對於「非篆書印」的抵制

藝術史上，任何一種新風格的出現，幾乎都受到過「抵制」和對抗，或者在此過程中砥礪成熟、發展壯大，最終得到承認；或者被排斥、壓制直至消亡。對於「非篆書印」的排斥、壓制貫穿於唐至清末這樣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貫穿於印學史發展的整個過程。這種抵制來自於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方面以及各種形式。

一、社會使用的「排斥」（以唐至明為主要分析標本）

1、上層社會很少使用

唐宋官印通用九疊篆和「朱記印」已成為制度性標準，但是，這種印卻似乎並未得到上層社會和文人階層的認可，他們的私印仍然以篆書為主，如唐太宗「貞觀」連珠印、唐玄宗的「開元」印、唐內府的「集賢、秘閣、翰林」等鑒藏印，南唐的「建業文房之印」「內府合同印」「集賢院御畫印」，李泌的「端居室」印等均為篆書。宋徽宗有一套收藏印世稱「宣和七璽」，分別鈐於書畫的固定位置，七璽中除「內府圖書之印」為九疊篆，其餘均為篆書印。宋高宗的劉妃有「奉華堂」二印和「閉關頌酒之裔」印，採用的也是篆書。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印譜》收官印私印5500餘，始於秦漢終於隋，唐以後未予收錄。宋代印譜竟然將唐宋印排除在外，其具體原因我們無法揣測。但是，唐宋隸、楷印的未收錄，以及官方的這種態度，對於社會產生的導向作用和影響力可想而知。元明時期皇家印仍然以篆書為主，雖然對押印也有所使用，但數量不多。從現存實物分析，明代皇帝的押印大致分為兩種，一種為皇帝修蘸飛章所用的道教心印押印；一種為章奏批複或書跡所用的一般形式的押印。吳大瀓在《古玉圖考》中著錄過明思宗的一方龍紐青白玉押印。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八面來表」「丹在身中」等明代皇帝的御押。清代皇帝的「道教心印」式的押印減少，故宮博物院藏有陽文草書「無思」「太平」和「敬天」等御押。據考，清代皇家用印有兩部分，寶印基本是篆書和滿文納於一印，其它御用印璽則基本全部為篆書印。雍正印璽有200餘、乾隆置印達1500多枚，幾乎全部為篆書印。

押印

2、鑒藏家很少使用

鑒藏印的產生大約在東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明代張應文《敘書畫印識》記載唐宋鑒藏印147枚，既有皇家用印，也有私人用印。唐代竇臮、張彥遠記述過最早的鑒藏印，如東晉周顗有「古小雌文」印，南梁徐僧權有「徐」字印，唐太宗有「貞觀」「集賢印」「翰林之印」等專用鑒藏印。唐代李泌曾制「端居室」印，魏王恭有「龜益印」，張彥遠有「河東張氏」印等。宋代，鑒藏印興盛。宋徽宗有「宣和七璽」，宋高宗的鑒藏印也有20多方，以「紹興」最為常見。米芾好收藏，《畫史》中他說自己所藏最上品有專用印，次等品則用「米姓清玩」印。宋代蘇簡易、蘇泌等一門四代，均好收藏，流傳至今的唐懷素《自敘帖》上有「許國後裔」「四代相印」等五方藏印。元代元文宗有「天曆之寶」「奎章閣寶」二印。魯國大長公主有「皇姊圖書」「皇姊珍玩」印。趙孟鈑「子昂」「松雪齋」「吳興」印吾丘衍「吾衍私印」等。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鑒藏印有「項子京精玩印」「子京珍秘」「項墨林父秘笈印」等數十方，明代豐坊有「豐坊之印」「南宮列仙」等印。據統計，清初以來著名的收藏家有1500餘人，知名金石學家有424人。他們多擁有數目可觀的鑒藏章，如周亮工就有1500多方。歷代收藏家的這些印章無一例外幾乎都是清一色的篆書印，而當時流行的九疊篆、楷、隸書印則如鳳毛麟角。這些鑒藏家們或者官居高位，或為名士富賈，他們作為印章的重要使用群體，對社會具有重要示範作用。

3、文人書畫家很少使用

文人書畫家不僅是印章使用的最大群體，也是印章傳播的重要媒介，他們的印章很少有其它書體。如唐虞世南「虞世南」印、褚遂良「褚氏」印、歐陽修「六一居士」印、蘇洵「老泉山人印」、蘇軾「東坡居士」「子瞻」等印。米芾的自用印有近百方，分好幾個檔次，他為褚摹《蘭亭》題跋，一連用了七顆印。南宋以後，辛棄疾有「六十一上人」印、姜夔有「鷹揚周郊風儀虞廷」印，北宋畫家郭熙有一小「熙」字印、薛紹彭有「清秘閣書」印等，這些印章全是篆書印。孫向群曾談到：「從我們今天尚能見到的大量古代書畫作品上看，在宋代文人士大夫所鈐印記中，幾乎看不到為「鼎、彝、壺、爵之制」的印章，……他們的用印也並不象吾衍所說的那樣，是對漢印之制「絕無知者」的，恰恰相反，從這些印章的風格上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對漢印之制的認識理解和運用」。元初趙孟以小篆書印，交工匠鐫刻，制出了優美的元朱文印。元代文人書畫家的印章精品迭出，黃惇主編的《元代印風》收錄了約270餘枚，這些印章雖然用篆有所變化，但是基本上以繆篆、元朱文為主, 「非篆書印」實不多見。清代書畫家眾多，梁章鉅《吉安室書錄》收錄順治至道光間著名書畫家1230餘人。據稱，當時僅聚集揚州的書畫家就有2000多人，從他們的存世作品和印譜看，絕大多數還是篆書印；

二、復古運動的糾正

針對唐、宋、元印章存在的問題，吾丘衍、趙孟發起了一場復古運動。吾丘衍著有《學古篇》，其《三十五舉》中專述篆法的藝術要領，並說：「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提出了宗法漢魏的復古思想。趙孟在書畫上提倡「貴有古意」，在印章藝術上也同樣提出這一主張，認為「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作為著名書畫家，並且身為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其號召力、影響力覆蓋政治、文化藝術等多個領域，他的倡導無異於「登高一呼，眾山響應」。復古運動得到虞集、揭傒斯等館閣名臣的讚許支持，並長期影響了元代及以後的數代印人。明沈野描述當時印學崇古的鼎盛狀況為：「至《集古印譜》一出，天下爭為漢晉印」。蘇宣則形容為：「家家倉、籀，人人斯、邕」。明周公謹《印說》稱：「今夫學士大夫,讀印便稱摹秦、漢印」。甘暘《印章集說》則指出：「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訛謬，多屈曲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印章至此，邪謬甚矣。宋承唐制，文愈支離，不宗古法，多尚纖巧，更其制度，或方或圓，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校之秦、漢，大相悖矣。胡元之變，冠履倒懸，六文八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丘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文中對唐宋印用了「邪謬甚矣」「大相悖矣」等激烈言辭予以抨擊，並對倡導復古的吾丘衍、趙孟提出「表揚」！由此不難看出，元、明時期，不獨印人，甚至於朝野士子、文人藝術家們，崇古、復古已經成為時尚，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非篆書印」只能屈居一隅了。

何國門行書印

三、摹印、填篆行為的限制

摹印始於元盛於明，史載，趙盂見到程儀父「以印印紙，可信不誣」的印譜《寶章集古》便借歸：「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集為《印史》，漢魏而下典型質樸之意，可彷彿而見之矣」。摹印大致分為兩類：一是作為治印入門的基本功；二是摹印以收藏或製作印譜。從見諸記載的印譜存目看，摹印印譜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明末達到極盛，有28部之多。據筆者粗略統計，僅明代十種印譜，收印達13637方，其中，摹刻印、自刻印即有7400餘方。當時這種摹印絕大多數是秦漢印，當代名家印很少。

石質印材引進之前，由於銅、玉等堅硬難攻，米芾創用「填篆」---設計印稿的方式，介入印章的製作，此法受到文人的熱衷追捧效法。宋、元、明印章除官印外，基本均為「填篆」印。「填篆」這種形式決定了作者必然以篆法、章法為首要。那麼，標準篆法---摹印篆的學習、掌握也就成為文人的必修課。以復古為主旨、以秦漢為楷模的摹印、填篆行為，引導了印宗秦漢觀念的形成，制約了印人的取法範圍，從客觀上極大地限制了「非篆書印」的生存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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