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不是唯心！王陽明，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的一生

最有格調的心學微刊

中國傳統觀念推崇知行合一，人生即學問，學問即人生，學問的背後連接著獨特的人生經歷與體驗。這一點上，王陽明同儒家至聖先師孔子格外相似。孔子一生沉浮起落，既有執掌國事，誅殺少正卯的風光，更有厄於陳蔡絕食斷糧的痛苦。孔子以降的儒家諸賢中，王陽明的一生經歷最為波瀾壯闊、起伏跌宕，從進諫下獄，龍場悟道，再到遠征戡亂，平定叛賊，經歷別人未曾經歷之事，自然開出不同凡響的哲學之花。

王陽明以哲學家入世，文韜武略，教化傳世，「左手不釋卷，右手不離劍」，事功同哲理交相輝映，實現了知與行、文與武的統一。陽明心學以知行合一開啟，終於「致良知」命題，既來自於講學論道，更來自於實踐履行。特別是兩次平亂和一次平叛的軍事行動，閃爍著王學的精神：「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

王陽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雲，字伯安，漢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屬寧波餘姚）人，是我國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

王陽明在20歲時步入仕途，歷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54歲時，王陽明辭官回鄉講學，創建書院，宣講「王學」。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王陽明病逝於江西南安府，謚號文成，後又追封為新建侯。

王陽明（心學集大成者）與孔子（儒學創始人）、孟子（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理學集大成者）並稱為孔、孟、朱、王。他的學說思想王學（陽明學），是明代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傳至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

著有《王陽明全集》、《傳習錄》、《大學問》流傳。

坎坷的經歷

王陽明早年上書為彈劾劉瑾的御史辯護，觸怒劉瑾，遭廷杖之刑發配貴州龍場，中途還被劉瑾派來的刺客劫持，佯裝跳河自盡最後逃走，經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九死一生。他一生文治武功，建立蓋世功勛，而這背後隱忍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領會。

正德十四年六月，王陽明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防止寧王朱宸濠起兵謀反，官船行至贛江順流而下抵達豐城縣，卻傳來了朱宸濠已經謀反的消息。朱宸濠坐擁十萬大軍，圍攻安慶城，朝廷的救兵遲遲未到。萬分危急之中，王陽明集眾義勇，行圍魏救趙之法，急攻巧戰，只用35天時間活捉朱宸濠，迅速平定南昌，撫慰軍民，休養生息，並將朱宸濠等俘虜登記造冊遣送京師。但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後方佞臣玩弄權奸。在朱宸濠已經被俘之際，兵部卻仍召開會議研究征剿方略，武宗朱厚照下詔「親帥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自封朱壽大將軍，率領一萬餘人浩浩蕩蕩出師南征。行至良鄉地區時，王陽明的《擒獲宸濠捷音疏》送達，但武宗堅持御駕親征，要求王陽明將朱宸濠重新放歸鄱陽湖，由他自己來江南重新打一仗，保證聖駕「親征擒獲」。幸臣張忠、許泰等人先期到達南昌，已經開始縱兵搶掠，污衊普通百姓為賊，隨意殺戮獻功，一場大捷演變成一場危局。

如此好大喜功，視戰爭如兒戲、人命如草芥之事，王陽明自然堅決反對。遵旨縱放，可保全頭顱和烏紗，但將士犧牲就會白費，江西百姓也將再遭兵災塗炭。一己富貴生死與百姓身家性命，孰輕孰重，陽明心中自然有良知權衡。他最終決定冒抗旨之罪，與皇帝及身邊的群小周旋。於是，王陽明屢次上疏勸阻，稱將親自押解朱宸濠赴京獻俘，武宗不聽，並屢次催促王陽明停止獻俘，等候御駕。張忠、許泰更是出於邀功之私心，公然對王陽明大肆誣陷。王陽明冒死上書力諫，又委曲求全改寫戰報，將功勞歸於佞臣，方避免了一場兵禍，卻又因此被構陷通敵。學生冀元亨被押送至京師錦衣獄，下獄枉死，自己也差點再遭牢獄之災。

超越的人格

王陽明功高蓋世卻遭遇不公，被諸多閣老首輔等官場老油條排擠，未能得到重用，又被批為「狂狷」，不為朱子學派的主流所容，最後抱病出征廣西，於戎馬之際病逝，未能享得高壽。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不假外物，不為鄉愿，只是盡心盡意求得心安，彌留之際笑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此等人生經歷、人格抱負，是中國儒家士大夫修齊治平的典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王陽明身上完美統一。

王陽明以入仕實踐心學，懷持著教化一方的施政理想，詮釋了中國人對於政治責任的獨特理解。他到地方就任出行，打的牌子不是戲文里常見的「肅靜」「迴避」，而是「求通民情」「願聞己過」。他創「十字牌法」、保甲法、鄉約法，不僅防盜，更在意於鼓勵崇德向善，恢復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強化鄉里凝聚力。他用「諭俗」四條教育民眾：「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要因一言之忿、銖兩之利輕易構訟，貽害子孫。他認為官員有責任教化鄉里、愛惜民眾，凡是落草為寇的地區，必然是因為「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要追究教化不力的責任。在《告諭浰頭巢賊》中，對聚眾落草的盜賊首領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逐條分析其為寇的利害，並坦陳自己在「殺與不殺」之間的艱難權衡，以「真心」打動賊首望風而降。平定盜賊後，毫不居功自傲，而是反思不足，在《與楊仕德薛尚謙書》中提出「破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表達自己移風易俗、教化人心的政治理想。

與王陽明相比，清末的曾國藩雖被譽為「古今第一完人」，但歷史上爭議頗多。王陽明以聖人之志入軍務，不以功業為意，只求此心光明。曾國藩以翰林身份籌辦鄉勇，用事報效君王之心更勝，辦事之兇悍有餘，其謀划算計老成持重，卻少了很多質樸赤誠。曾國藩對於民眾的感情僅及家族閭里，其餘則誅殺殆盡。杭州城為李秀成太平軍所破，秩序井然，復為湘軍攻破，十室九空；李秀成厚葬浙江巡撫，湘軍則殘殺太平軍將領。一將功成萬骨枯，白骨露野人相食，中國歷史上很多功業往往囿於本土意識和功利算計，用百姓之血染紅官帽，走不出成王敗寇和血酬定律。同樣參與鎮壓農民起義，王陽明不僅恩威並施，以德行感化避免武力，更能夠將心比心體諒農民或不滿或被挾持造反的苦衷，皆因為心中有大慈悲、大智慧。

1524年中秋之夜，52歲的王陽明設席宴請門人於天泉橋碧霞池上。月光如洗，池水清碧。酒至半酣，歌聲漸起，諸弟子操琴吹竹，投壺擊鼓而歌，王陽明乘興作《月夜二首》。其中一首是：「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此詩道盡了王陽明此生的甘苦，他對朱熹、鄭玄等大儒的批評和更正，不為世人所容，一生背著狂狷的罵名，承受奸小的讒言。但他所主張的狂，是快意恩仇、個性充沛的狂，是狂歌五柳、詩書江湖的狂，憑藉此心光明，而在外界紛擾複雜的變遷中，保持自己的良知。當程朱理學走向晚期，士子以博聞強識為能，以讀書漸進為進階之門時，王陽明卻開出了頓悟的藥方，主張以此心之光明照亮世界，消弭堯舜與凡人的界限。此種耿介剛直的精神，對於任何時代頹敗庸碌的朝野，都不啻一劑猛葯。

通達的學說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識與實踐的機械對應，而是意念與行動的自然融合。但凡意念之動，必然指向外物，但凡外物之情，則必然與我有關。譬如山中花朵，「此花為我而開」，不是否認物質世界運行，而是睜眼之後看到此花，花開對我方有意義。這種思維可謂與西方現象學等現代哲學超時空相通。王陽明的哲學有情懷、有溫度，他主張「萬物一體之仁」，世間事只有對人而言才是有意義的，不存在脫離了人的意義。他一生經歷坎坷磨難，除了完善和堅定了他的信念之外，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求仁得仁，無怨無悔。

王陽明不主張在書齋中省察克己，而是在與外界的接觸中，在實際的事業中悟得人生大道，回歸良知。人不能與外部世界隔絕，而應盡心盡意做好包括科舉功業、柴米油鹽在內的一切，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要精一、用心，儘力而為但不執著結果，不為功利目的所屏蔽。這種主張無疑充滿了人生的自由靈動與舞蹈的精神，顯得分外鮮活。王陽明的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代表了儒家哲學在心靈層面的最高成就，通過對心的呵護與珍惜，完成儒家的最後一塊拼圖，中華道統、政統、學統於此渾然一體。

陽明學說簡易真切，並能身體力行，故能經久傳承。王陽明的人格魅力與其學說高度融合，為官與從政的高度統一，使他遠遠超越了一般意義上忠君報國的清官循吏，而成為有理想、有擔當的政治家化身，學說與人生交相輝映，故能源遠流長。時至今日，浙江、江西、貴州、廣西等地都不乏香火祠堂，並留有不少軼事傳說，陽明學在日本等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也要超過朱子學。究其原因，心學之「心」，抓住了古往今來人的共性，無論高官顯貴還是平民凡夫，都離不開「心」的問題，所有宗教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學，其最終的影響也要透過「心」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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