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不上哈佛，可能因為你是亞裔

哈佛大學涉嫌歧視亞裔的事鬧了好幾年，最近終於曝出了點實錘。

逼出實錘的是從2014年就開始和哈佛打官司的「學生公平入學」組織（以下簡稱SFFA）。SFFA認為，在過去數十年中，相較更符合入學條件的亞裔來說，白人、非裔和西裔反而優先獲得了錄取資格。

四年間，波士頓聯邦法院多次與原被告舉辦聽證會，SFFA和哈佛先後交換了超過9萬份文件，其中包含哈佛在校生和申請者資料、近六年招生紀錄、哈佛錄取相關的內部報告等。

在SFFA鍥而不捨的要求之下，8月初法庭終於公開了哈佛大學招生辦的一批絕密材料。這批文件的時間跨度從2000年到2015年，涉及16萬名申請學生。雖然公開的文件大篇幅被塗黑，哈佛招生的「小九九」仍顯露無疑。

2015年12月9日，抗議者高舉「亞裔反歧視」標語，聚集在美國高等法院外。（網路圖）

為什麼受傷的總是亞裔？為什麼成績優異反倒要「交稅」？這背後，是美國在「公平」與「平等」之間的舉棋不定。受熱不均，如今成了這個種族大熔爐的死穴。

沒個性，扣分

「不論是申請學校、獎學金還是工作，選中我的面試官或者招生人員總是說，我擁有一些亞洲申請者普遍缺失的獨特性——『亞洲人都太像了，而你不同』，這幾乎成了一個慣例。事實上，我和我所認識的亞洲人沒什麼區別——我也很內向、拘束，我也會演奏樂器，我也把暑假都貢獻給了數學題，還有一對望子成龍的父母。但我明白一個道理：想要通過一道窄門，一個亞洲人不能只證明自己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證明自己『與其他亞洲人不同』！」

這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亞裔教授潔寧（Jeannie Suk Gersen）在《紐約客》上的自白。

這個心照不宣的「慣例」，在此次哈佛公開的招生文件中得到了印證。此次公開的文件顯示了哈佛大學最為隱秘的招生標準——個人性格指標（the personal rating）。

2017年8月初，美國司法部宣布對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中是否歧視亞裔展開調查。（網路圖）

哈佛的入學篩選分為幾個步驟：首先，哈佛把全國分為大約20個地理「備審表」，每個備審表都被分配給一個對該地區及其高中有深入了解的招生官員小組委員會。

一般來說，會有一位校友面試官面見候選人，並對他進行評定。此後，兩三個招生官員或審閱者會從五個方面對申請者進行評定：學術、課外、體育、個性和「綜合」。

而此次文件顯示，哈佛大學錄取委員會給亞裔學生的「個性」評分，要遠遠低過其他任何族裔，由此平衡了他們遙遙領先的學術和課外分數，從而拉低了他們的總體評分。

在看過大量招生文件後，SFFA說，亞裔美國人通常被描述為聰明、勤勉，但不突出、難以區分，這正中了亞洲人刻板印象的紅心——他們的個性就是沒有個性。

不少亞洲申請者所獲得的個性描述都極其相似。有的被描述為「忙碌且聰明」，但「和其他人沒什麼差別」；有的「非常忙碌」但「沒有再進一步，申請看起來十分平庸」；還有的「十分刻苦」，但被質疑「她能放鬆下來享受生活嗎？」

在7月底的一次聽證會上，哈佛拿出了一系列對尼泊爾、越南、印度裔申請者的正面評價進行反駁， 「迷人的」、「名副其實」、「為自己的出身而奮鬥」這樣的讚美層出不窮，但其中沒有一個華裔或者韓裔學生。

哈佛對所謂的正面人格特質的定義包括：親和力、勇氣、善良、受尊敬。那麼是否在這個評價體系中，亞洲人普遍與世無爭、不露鋒芒的個性確實比較吃虧呢？

有美籍亞裔團體將哈佛大學告上法庭。（網路圖）

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此次公開的材料顯示，很多面試官其實對亞裔申請者的印象都不錯，他們給亞裔學生的個性評分，和白人以及其他族裔的學生的分數基本沒有差距。但是最後，是那些坐在招生辦公室里、連亞裔學生的面都沒見到的人，不管面試官的意見，不由分說地給了亞裔學生打出了最低的個性分。

哈佛校友傑伊·馬修斯（Jay Mathews）的招生經歷也佐證了這波操作。

由於在中國做過多年記者，馬修斯從1980年代起被哈佛招生辦聘為面試官，專門面試亞裔申請人。他在寫給《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中說，「我見過太多亞裔學生，拿著4.0的GPA、奇高的SAT、還會演奏樂器，結果卻被評價為『太過相似』。」

「人們似乎覺得亞裔孩子會拉小提琴，就好像美國孩子愛吃甜食一樣，是胎裡帶的。」馬修斯說。

他特別提到自己曾經面試的一個亞裔學生，因為覺得學校的校報太無聊，自己創辦了一份地下報刊，批評學校的管理漏洞，有些說得還挺在理。這個孩子讓馬修斯眼前一亮——不但成績好，不拉小提琴，而且還有反叛精神，足夠有個性了吧？

馬修斯給他打出了很高的「個性」分，並在申請材料上註明「強烈推薦」。然而，這個孩子最終還是被招生委員會的人拒絕了。

連學生的面都沒見過的招生委員會，推翻了和學生有一對一交流的面試官的評價，這當然不符合情理。但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並不一定出於對亞裔學生的個人偏見，而是因為他們心裡有一桿秤，名字叫做「族裔比例」。

成績好，「交稅」

哈佛大學：亞裔22.2%；非裔14.6%；西裔/拉丁裔11.6%（2017）

普林斯頓大學：亞裔22%；非裔11%；西裔/拉丁裔8%（2017）

耶魯大學：亞裔19.1%；非裔10.8%；西裔/拉丁裔12.9%（2016）

通過幾所常春藤大學的最新錄取比例豎向對比，可以看出，所謂「族裔配比制」在美國一流大學中心照不宣。

正是為了達到這一「配比」，各大學才出此下策，通過「個性」評分壓低學術和課外活動分數均一騎絕塵的亞裔族群。2009年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亞裔學生平均要比白人學生的SAT成績高出140分，才能獲得同等的機會進入一流大學——這140分，被稱為「亞洲稅」。

2015年，哥大統計系學生名單，中國人名字占將近90%。（網路圖）

值得玩味的是，「族裔配比制」的初衷並非歧視，恰恰相反，是為了追求平等。

在「族裔配比制」背後，是一個叫做「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簡稱AA）的概念。自上世紀60年代起，這個概念就在大範圍內被討論——當時的總統肯尼迪提出，黑人這樣的少數族裔因為歷史的原因在社會中處於弱勢地位，得不到更好的發展機會，因此有必要給予他們額外的、傾斜性的照顧。

1964年，AA被寫入「權利法案」，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成為美國社會普遍認可的標準和做法。

如今在美國，許多低技術工種都由少數族裔擔任，紐約小巷中的大量熟食店和雜貨鋪的經營者要麼是拉丁裔要麼是非洲裔，很少能看到白人。這些族裔大多是新移民，生活水平不高，很難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所以，對不同族裔提供機會均等的學習工作機會不但是一個倫理問題，也能在更深層次促進階層的流動。

責任編輯：於蔬菜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紐約客》、《洛杉磯時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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