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史事辨正 | 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嗎？

孫文與秦力山（右二）唐才質（左二）沈翔雲（右一）在日本合照

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秦力山是湖南時務學堂學生。但據筆者查考，此說並不符合史實。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特根據有關史料，對這一問題作一考證，以求教於方家。

一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字力山,別號遁公、鞏黃。原籍江蘇吳縣,善化(今屬長沙)人，是同盟會創立以前「革命先覺」人物之一，我國近代著名的民族民主革命志士。

由於各種原因，人們至今對於秦力山早年的經歷不太了解。1987年，彭國興、劉晴波所編《秦力山集》前言中說，秦力山「早年事迹不詳」。秦力山逝世後，曾在日本與秦力山同為梁啟超所辦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的同學馮自由於1939年出版的《革命逸史》中有《秦力山事略》一文，其中對秦力山的早年事迹有所提及：「戊戌（一八九八年）湘撫陳寶箴創辦時務學堂，延梁啟超、唐才常掌教，力山與湘陰林錫圭、邵陽蔡艮寅（後易名鍔）、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鍾浩、瀏陽唐才質等，同為學堂高材生。」1951年，曾與秦力山、蔡鍔等人於1900年參加過自立軍起義的趙必振增補林紹先的《自立會人物考》時，在校補的秦力山簡歷的文字中也寫道，秦力山「後為時務學堂學生」。然而，1897年在長沙參加縣試時就結識秦力山，1903年10月秦力山為其譯著《孫逸仙》作序的章士釗，對於馮自由關於秦力山是時務學堂學生的說法，卻作出了否定性的結論。1961年，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一文中則明確地說：「林圭、蔡鍾浩，皆時務學堂學生，力山則非，因不得雲同學。」

由上可見，與秦力山同時代並有往來的人士對於秦力山是否時務學堂的學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孰是孰非，一時著實不好判斷。但據筆者查考，雖然丁平一和彭國興在各自相關文章中贊同章士釗之說，否定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丁平一在《譚嗣同與維新派師友》一書中認為，「雖然秦力山並不是時務學堂學生，但卻常到南學會聆聽譚嗣同演講。」彭國興在《論秦力山》一文中說：「秦力山非時務學堂學生，遍查《湘報》所刊時務學堂幾次招生名單及學生成績表，均未見秦力山其名。」），而絕大多學者可能以為馮自由、趙必振曾與秦力山過從甚密，其相關說法也更為具體詳細，卻贊同馮自由、趙必振的說法，認定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這裡有兩種情況：

一是在介紹秦力山時，直接說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1974年，《中國近代史稿》編寫組所編《簡明中國近代史知識手冊》說：秦力山「1897年入長沙時務學堂，從譚嗣同等學習，加入南學會」。1982年，南京大學歷史系所編《中國歷代名人辭典》說，秦力山「先入湖南時務學堂，師事譚嗣同，又入南學會」。1999年版《辭海》「秦力山」條目說：「1897年與林圭、畢永年入長沙時務學堂，從譚嗣同學習。」2001年，張憲文等人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大辭典》 說：「（秦力山）1897年入長沙時務學堂，師從譚嗣同，入南學會。後參加戊戌維新運動。」2008年，吳重龍主編的《期刊運營實用參考》的「秦力山」條目也說：他「1897年入長沙時務學堂，師從譚嗣同，入南學會」。201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秦力山集》在介紹秦力山時稱：「1897年進長沙時務學堂，次年加入南學會。」

一些史志也認定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長沙市志》說：秦力山「二十四年（1898年），補縣學生員，旋入時務堂學習，深受南學會譚嗣同、梁啟超、唐才常等人影響，傾心於變法維新」。《湖南名人志（第1卷）》說：秦力山「光緒二十二年（1897年），入長沙時務堂，從譚嗣同學習，並參加南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所編《中華著名烈士（第一卷）》說：「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等組織南學會，以孝廉堂為會所，由皮錫瑞、譚嗣同等人講述古今學術源流及時務，答問討論，開風氣之先。秦力山經常赴會聽講，又入時務學堂學習，深受維新派影響。」

由於眾多的近代史工具書、近代史人物誌以及秦力山的文集都明確記載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故而一些文學作品及學術論文也都照此引用。2008年，陳永忠在《革命哲人：章太炎傳》中說，秦力山「1897年進長沙時務學堂，次年加入南學會」。黎東方的《細說民國 至1962年》在介紹秦力山時說：「他原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梁啟超與唐才常的高足。」李濟琛主編的《戊戌風雲錄》說：「自立軍起義的骨幹秦力山、林圭、沈藎等和護國戰爭的發動者蔡鍔，都出自時務學堂。」李良玉《轉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一書中也說：「自立軍幹部有不少維新派人物和原時務學堂學生，如秦力山、沈藎、唐才質、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鍾浩、周宏業、陳為璜、朱茂芸、李渭賢等人。」2015年，馬勇也在《民國遺民 章太炎傳》一書中明確說：「秦力山是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時的學生。」

二是在介紹時務學堂時，將秦力山歸入時務學堂的學生，有些還稱之為該校高材生。1982年，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等人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詞典》在「時務學堂」條目中說：「至1898年春間，全堂師生有蔡鍔、林圭、秦力山等二百餘人。」1989年，孟文鏞等主編的《新編中國史學習手冊》在介紹時務學堂時也說：「（時務學堂 ）有學生蔡鍔、林圭、秦力山等近200人。」2007年，馬勇在《近代中國啟蒙者的悲劇——以湖南時務學堂為中心的探討》一文中說：「在（時務學堂）首批40名學生中，在此後的10餘年間大半死於國事，在戊戌變法、自立軍起義、辛亥革命以及後來的反袁鬥爭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如自立軍起義時犧牲的林圭、秦力山（秦力山並非死於自立軍起義——引者），在反袁運動中的領袖人物蔡鍔等。」袁永紅在《梁啟超與東京大同高等學校》一文中也說：「追隨梁啟超而到日本來的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林錫圭(又林圭，字述唐)、李炳寰、秦力山、范濂源（應為范源濂——引者）、蔡艮寅、唐才質、李群等11人」2008年，伍新福主編的《湖南通史》說：「林圭、田邦堵、蔡鍾浩、秦力山、蔡鍔、李炳寰、蔡鍾沅等，都是當時時務學堂的學生。」同年，周秋光，莫志斌主編的《湖南教育史（二）》中說：「同是時務學堂學生的秦力山《林圭傳》中曾記其事……」2012年，董方奎在《梁啟超家族百年縱橫》一書中說：「廣東神童《時務報》主編時年25歲的梁啟超抵達長沙的消息傳開，時務學堂蔡鍔、林錫圭、秦力山等40多學生欣喜若狂，」2013年，吳曉東在其《李維格：一位鮮為人知的近代科技教育先驅》一書中說：時務學堂解散後，部分學生「由維新而至革命，投身到了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如楊毓麟、秦力山、蔡鍔等人」 。2015年，朱漢民、王興國等主編的《湖湘文化通史》說：「時務學堂學生林圭、蔡鍾浩、蔡鍾沅、田邦璇、田邦瑪（應為瑜——引者）、唐才中、唐才質、秦力山、朱藏（應為茂——引者）芸、李炳環（應為寰，下同——引者）都參加了自立軍起義，林圭、李炳環、秦力山等都成為自立軍領袖唐才常的左右手。」

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眾多學者之外，自稱時務學堂是其前身之一的湖南大學也認定秦力山是時務學堂的學生。2017年11月，該校在舉辦紀念時務學堂創辦120周年活動的宣傳資料中，也將秦力山列入時務學堂的「著名學生」之中。

由上可見，秦力山是時務學堂學生之說，不僅有眾多學者的認定，更有時務學堂「繼承者」的認可，於是，此說幾為定論。

二

然而，真理有時的確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筆者認真查考相關史料後認為，秦力山時務學堂學生之說，與史實並不相符。主要理由有三：

第一，時務學堂學生名錄中沒有秦力山之名。時務學堂創辦後，前後招生三次，補錄兩次，錄取學生的類別有內課生、外課生、留學中文生、留堂試學生、附課生、調送北洋生等，具體名單均在《湘報》上公布。經查，這些名單中不僅沒有秦力山的名字，甚至連秦姓學生也沒有。

第二，時務學堂學生對本校同學的相關回憶中，不僅沒有提及秦力山，而且明確將秦力山列入時務學堂學生之外。1920年，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概論》之二十五節中談及時務學堂舊生前往日本投奔他的情況時說：「啟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積年余，舉事於漢口，十一人者先後歸，從才常死者六人焉。啟超亦自美洲馳歸，及上海而事已敗。」其中，梁啟超雖然說有十一個時務學堂的學生追隨他到了日本，但這十一個人，除了林錫圭、李炳寰、蔡鍔三人外，其他人的名字沒有說明。馮自由後來在《東京高等大同學校》一文中說了這十一個人的名字：「從學者有前湖南時務學堂舊生林錫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靜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後改名鍔)、周宏業(伯勛)、陳為璜、唐才質(法塵)、蔡鍾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餘人。」1975年，彭澤周在《梁啟超與東京大同高等學校》一文中沿用了馮自由的說法：「為追慕梁啟超而繼續亡命到日本來的湖南時務學堂的學生有十一人。這十一位青年是：林錫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靜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後改名鍔)、周宏業(伯勛)、陳為璜、唐才質(法塵)、蔡鍾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李喜所、元青所著《梁啟超新傳》中對這十一位學生的名字則是另一種說法：即為蔡鍔、秦力山、范源濂、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周宏業、陳為益（應為陳為鐄之誤——引者）、朱茂雲、李渭賢、唐才質等十一人。

但是，對於這十一人，當年與秦力山同為大同學校學生，後又一起創辦《國民報》的時務學堂頭班學生唐才質在《唐才常烈士年譜》中的說法與馮自由、李喜所的說法又有不同：「（1899年）秋七月，公資送范源濂、蔡艮寅(後改名鍔)、唐才質赴日本留學。戊戌政變以後，時務學堂學生感於當時社會黑暗勢力之壓迫，分別冒危險經上海而到日本者，有林錫圭(官書稱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鍾浩、周宏業、陳為鐄、朱茂芸、李渭賢等，合計共為十一人。」在《唐才常和時務學堂》一文中，唐才質又說：「七月(8月)間，梁啟超聽說我們來滬，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長兄才常的資助，買輪東渡。到日本後，梁啟超用以前在時務學堂教書的方法，讓我們讀書，寫札記。隨後時務學堂的學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璇（璇同璿，下同）、蔡鍾浩、周宏業、陳為鐄、朱茂芸、李渭賢等，都分別冒危險經上海而到日本，並我共十一人。梁啟超在東京小石川久堅町，租了三間房屋，給我們居住，又延請日人重田，講授日語等課，為投考日本學校的準備。」

經筆者查考，上述三種說法中，唐才質所說的十一人的名字，在時務學堂同學錄中都可查到，其中蔡鍔、唐才質、李炳寰、周宏業（後由頭班改入二班）、陳為鐄、朱茂芸、李渭賢等七人均為頭班學生，而林錫珪、范源濂、田邦璿、蔡鍾浩四人則為二班學生。而馮自由（彭澤周）的說法中，秦力山和李群在在時務學堂同學錄中「查無此人」。李喜所、元青的說法則多了一個秦力山，少了一個蔡鍾浩，而如前所述，蔡鍾浩確是時務學堂二班學生。所以，唐才質的十一人之說應當是可靠的。

此外,唐才質還在《自立會庚子革命記》一文中說道：「（梁啟超）創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梁自任校長，聘日人柏原文太郎為幹事。有前湖南時務學堂學生李炳寰、林珪、蔡鍾浩、田邦璇、唐才質、蔡艮寅(後改名鍔)、范源濂、朱茂芸、周宏業、陳為璜、李渭賢，及其他湘籍生秦力山、李群等十餘人，橫濱大同學校馮自由等七人，皆從學焉。」他還說：「今憶當日組軍之始，結納賢俊，凡參預或與聞軍事者，類為一時名達，如容閎、嚴復，為歐美留學前輩；如龍澤厚、溫宗堯、陳錦濤，為兩粵學界巨子；如狄葆賢、何擎一，為南海先生高足；如徐寶山諸人，為長江會黨領袖；如丁惠康(雨生中丞之子)、吳保初(武壯公長慶子)，與當年譚嗣同、陳三立，有海內四公子之稱；如傅良弼、蔡成煜、鄭葆丞、黎科，留學日本，頗負時譽，傅有才名，張之洞頗器重之(後因傅君參加自立軍事，又為張所殺害)；如沈藎、何來保、楊概，或為《湘報》主筆，或為南學會會員；如陳猶龍，為兩湖書院高材生；如秦鼎彝(即力山)，為諸生能文章；而林錫珪(官書稱林圭)、李炳寰、田邦璇、朱茂芸、蔡鍾浩及其弟鍾沅，則皆湖南時務學堂學生也。」在這兩段話語里，唐才質都把秦力山、李群列於時務學堂學生之外，明確表示他倆是「其他湘籍生」，與「橫濱大同學校馮自由等七人」，都不是時務學堂的學生。

第三，秦力山曾明確表示自己不是時務學堂學生。自立軍起義失敗之後，幸免於難的秦力山曾於1900年12月深含悲憤地為在此次起義中英勇獻身的志士作《漢變烈士事略》，其中有時務學堂學生林錫珪、田邦璇、李炳寰等人。在《李炳寰》一文中，秦力山說：「某識君（指李炳寰，下同——引者）最晚，又同學只兩閱月，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詳。但聞之述者曰：李氏子少不喜帖括，負經世志，隨侍其父蓮航先生治刑名學，鄙棄當世讀書無行之士，故諸生中識之者鮮雲。某之識君也，在己亥（1899年）之春，其時聞君將從某氏學煮樟腦，乃直詰其意之所在。曰：『吾與其徇一時之浮名，以汩沒吾腦之知覺運動，孰若一材一技，反得實際乎！』然究非君志也。君善記，歷久不忘。湘之少年學英語者，以君為第一。梁任公之開大同學校也，先召之往，以君向肄業時務學堂，其及門者也。……公旋以是年十月歸。」在這段話中，秦力山明確表示，他是在1899年（己亥）春才與李炳寰認識的，「其昔年之行事多不詳」。後來兩人赴日投奔梁啟超，從當年八月到十月，在大同學校同學兩個月。這清楚地說明，他們只是1899年東京高等大同學校的同學，而非1897年時務學堂的同學。如果他們真是時務學堂的同學，一不可能當時不認識，因為當時時務學堂的學生並不多，才100多人，而且李炳寰當時還是高材生；二是不可能「同學只兩閱月」，因為時務學堂的存續時間將近一年。換言之，秦力山在這裡已經明確地表示，自己並非時務學堂學生。

三

由上可證，秦力山並不是時務學堂學生，眾多學者和時務學堂「繼承者」湖南大學僅根據馮自由、趙必振的憶述，就認定秦力山是時務學堂學生的做法並不可取。

時務學堂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存續不到一年，它究竟有哪些學生，誰是誰非，卻一直爭議不斷。除前述秦力山外，之前，一些學者曾根據萬武在《記蔣翊武之死》一文中的口述材料，認為蔣翊武也是時務學堂學生，但經周秋光先生考證，蔣翊武並非時務學堂學生。此外，還一些學者根據石陶鈞在自傳《六十年的我》中曾說自己「為（時務）學堂學生」，也認為石陶鈞是時務學堂學生。但經筆者查考，發現石陶鈞雖然在時務學堂學習過，但他只是一名寄讀生，並不能算是時務學堂的正式學生。這些事實充分證明，在歷史研究中，當事人事後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回憶資料，固然是我們重要的研究史料，但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史料有時並不正確或精準，因此，我們在運用這些史料之前，應當對其進行必要的考偽和考辨，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謹慎加以取捨，切忌盲目相信，草率引用，以免人云亦云，以訛傳訛。

（原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作者：鄧江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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