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扭轉群眾與黨離心離德的趨勢？

原標題：如何扭轉群眾與黨離心離德的趨勢？

2018年7月7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潘維教授在觀天下講壇做了題為《以人民為中心：大事與小事，科層系統與扁平組織》的主題演講，本文是演講整理稿）

很高興有機會來這個講壇同各位交流。我要談的題目是「以人民為中心：大事與小事，科層系統與扁平組織」。看起來是一個題目，其實是兩個：在社會領域推動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的調整。

「新時代」的基本特徵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怎樣的發展才是「以人民為中心」？

我看需要分解成宏觀和微觀兩類政策的調整。宏觀政策上的調整是在社會領域，也就是在醫療、教育、住房、養老四大領域，逐漸減少市場的作用。微觀政策上的調整是革命性的，要求「以小為大，以下為上」。就是說，居民區里百姓的小事比國家建設的大事重要，基層組織比科層系統重要。也就是說，走群眾路線，把居民社會重新組織起來。在社會領域通過宏觀和微觀政策調整，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舊時代」就能變成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

一

新舊「時代」的變化首先體現在官方對「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的變化上。

過去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簡單說就是人民需要物質財富，但財富生產能力低。這個認識導致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也就有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但另一方面是成本代價，代價是社會分裂和社會風氣墮落，是幹部隊伍腐敗和思想混亂，還有自然環境惡化。而今官方把這三大類問題稱為「發展不平衡」。不平衡的發展一舉解決了我國人民衣食住行問題；但政策施行一代人三十年之後也出現了群眾生活越來越艱難以及群眾與黨離心離德的趨勢。

主要矛盾從「患寡」變成了「患不均」。

而今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變化說明：不僅有發展「不充分」問題，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大。黨還要繼續推動經濟發展，但已經把解決「不平衡」問題放在了首位。

新的主要矛盾導致了「新目標」。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變成了「共同富裕」。19大報告里這樣講：2020—2035年，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2035—2050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什麼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我看，教育、醫療、住房、養老是基本公共服務。這四大「社會領域」缺少均等化是生活水平越來越高，日子卻過得越來越艱難的原因。黨說要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當年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等「共同富裕」已經等了二十年。19大報告說，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後十五年的目標呢？「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接續這個「新目標」的就是「新方略」：

「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富裕。」

「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十九大報告還提到，黨要「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什麼叫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最近看到新聞，芬蘭被列為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國家，第二、第三、第四都在北歐。北歐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高的地方，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不用擔憂養老、不用擔憂住房。什麼是幸福？幸福就是免於恐懼。免於恐懼就是安全感和獲得感。不敢看醫生、不敢結婚、不敢養孩子、為追求「一流」學校焦慮、為追求「一流」醫院焦慮，為住房焦慮、為養老焦慮。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這四大社會領域，極少數人過得容易，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艱難。恐懼導致不幸福，而「不均」，即「相對被剝奪感」，導致恐懼。

其實，安全感、幸福感、獲得感，就是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問題，即「社會領域」的問題。經濟生活應當市場化，但社會生活應當市場化嗎？社會的市場化導致社會分裂和社會風氣敗壞，導致幹部隊伍思想混亂和腐化、導致為資本的利潤任意破壞自然環境。

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但什麼是「社會主義」？如果照斯大林或馬克思的定義，中國的社會主義似乎越走越「初級」。如果調整一下定義，把社會主義當成相對於物質主義的精神追求，當成追求社會平等，社會主義運動史就不是起自五百年前莫爾的「烏托邦」，而是至少要從兩千五百年前說起，從孔子和柏拉圖談起。

社會至上，以社會平等獲得社會團結，就是社會主義。資本至上，以資本利得為社會主要目標，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要求盡量發揮人的本能，倡導自私自利。但人類不僅有本能、獸性，人類還有人性、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公共精神、社會精神，就是社會公德，就是社會主義精神，也就是人類文明的精神。用社會精神來平衡物慾，人類才沒自殺，才有人類社會。有了社會，人類才能生存至今。

如果這樣定義社會主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自第二次大戰以來，社會主義一直是世界發展的總趨勢，社會主義運動越來越壯大。在社會領域，即醫療、教育、養老、住房這四大領域，去市場化、追求社會平等，追求社會服務均等化，標誌社會主義運動越來越強大。從19世紀末德國興起，由蘇聯發揚光大，在20世紀後半期在全球普及。美國原來沒有公立學校，現在越來越多，成為民眾教育的主力。德國原來有私立學校，後來取消了，每個公民都交教育稅，即「教會稅」，政府用這筆錢讓教育均等化。在日本，無論生活在北海道還是東京，中小學教育水平基本一致，民眾的生活不再艱難。醫療、教育、養老、住房四大領域的去市場化就是社會主義。而且，那明顯是世界進步的總趨勢。這個總趨勢說明社會主義的路在世界上越走越寬廣。

中國自古就有社會主義理念。古代社會主義當然不可能是現代社會主義，正如計算機和大數據時代的社會主義不可能是古代社會主義。但古代社會主義思想與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相通的。《老子》說：「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人是世上最自私、貪婪的動物，贏家通吃。老虎吃飽了不再吃，但人永遠不會「飽」，要「壟斷」。但「天之道」則是「損有餘而補不足。」所以，老子要求執政者要「損有餘而奉天下。」

順應中國小農社會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實際，在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的現實中，儒門弟子提出了「小康」方案：將整個社會塑造為暗含成員平等的「大家庭」；以家庭倫理為綱常規範全國上下，「家國同構」，使百姓在「家國」中以社區為單位互幫互助、損有餘以補不足。這是中華「以德治國」的本源。儒門弟子不僅要塑造現實的小康社會，還要建構理想的「大同」社會：天下為公，貨、力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就是取消了私有制的共產社會，比馬克思早了兩千多年。

由於基本條件差異很大，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社會主義1.0版：「大鍋飯」，基於一窮二白，國家安全缺乏保障；

社會主義2.0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基於龐大人口的衣食住行缺乏保障；

社會主義3.0版：「共同富裕」，基於6億噸糧食、穩居世界第二的80萬億元產值。

在一窮二白、國家安全缺乏保障的條件下，大鍋飯讓中國人民團結，讓國家強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則導致巨大的財富積累。辯證法告訴我們，解決問題的手段當然會製造新問題。我們只能在不斷解決新問題中，在「否定之否定」中向前邁進。

今天，我們遇到的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個危機用什麼解決？要讓我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追上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不可能僅靠少數人的「先」富，而必須提高全社會的人均能力和人均收入，靠公共服務均等化，靠社會領域的去市場化，靠全社會共同富裕。這是解決生產過剩問題的法寶，更是二戰後歐洲、日本迅速從廢墟中復興的法寶。

二

前面談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需要在社會領域調整宏觀政策。下面我談第二個問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還需要在社會領域調整微觀政策，重建社會，把居民區重新組織起來。

我把「微觀政策」概擴為「小事與大事」及「科層系統與扁平組織」。那麼，政策的調整是什麼？可以概括為「以小為大，以下為上」。

先來區分「大事」與「小事」。現在有了高鐵、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工程，先進的港口和機場，等等。這些都屬於「大事」。大事辦成了，群眾高興。但群眾的日常生活卻由居民社區里的「小事」構成。家裡老人需要陪伴說話，每天要送孩子上學，居民區的垃圾、違章建築、社區內和周邊停車、物業費、物業服務質量、夏季蚊蠅、喂貓養狗爭端、房東驅趕房客，等等。這些都是「小事」，卻每日每時都發生，直接影響幾乎每個人的生活和感情、情緒，關係著群眾是否信任和支持共產黨。

再來區分一下科層體系和扁平組織。科層體系分工精細，嚴格依法辦事，所以能辦大事。但科層體系辦不了小事。用科層體系辦小事，不僅成本會高到荒唐的地步，而且幾乎肯定辦不好。政府要幫居民清理社區里違規堆放的垃圾需要至少四個政府部門（如衛生、公安、交通、運輸）不斷開會協調才能辦到，但費了那麼大力氣也只能清運一次垃圾，沒法解決居民在社區里持續亂扔垃圾還不交垃圾費的問題。扁平組織專門能辦小事，但辦不了大事，沒哪個居委會能動員全國力量修橋架路以及辦理外交國防之類的事。扁平組織能深刻感知辦五花八門小事的「情理」，而且辦事成本極低，效率很高。

古今中外的國家，無論大小貧富，沒有任何科層體系能單獨治國。各國的治理都不僅靠政府，更靠人民自治。世界各國的治理原則都是：科層政府體系辦大事，居民社區自治辦小事，家家戶戶自己辦私事。自治是什麼意思？文明先進的組織（比如政黨）帶領群眾組織起來，自己解決自己社區里的問題，自己解放自己。我國而今的治理原則也不例外，稱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三位一體。

自治組織是不是自發組織？沒有「文明」的組織去動員和組織居民，群眾的自發組織恆定被自私自利、別有用心的人劫持，直至成為「黑社會」。由於當年食洋不化的決策，我國農村大搞「海選」，導致農村基層政權的「灰色化」。西方人自詡其國分為「市民會社」（civil society）與政府（state）兩大部分，把群眾自治組織稱為「市民會社」。但為什麼西方的「社會自治組織」（society）必須加「civil」這個定語呢？「civil」這個形容詞的主要含義是「文明的」。為什麼又理解成「市民的、城市的」？比起城市，近代歐洲的鄉下「不文明」，盛行領主與領主間和領主與農奴間的封建關係。當然「civil」還涉及各自治組織間能否「文明」地解決彼此的矛盾。換言之，居民自組織是否「文明」很重要。

我國傳統社會裡的居民自治是由「鄉紳」組織的，那是基層的儒門弟子，有些甚至有秀才、舉人功名，與科層治國集團同屬一個代表中華文明的「儒黨」。當然，如果科層體系墮落崩潰了，鄉紳們找不到北，就會淪落為「土豪劣紳」。

黨在本質上是扁平組織，不是科層體系。黨的基礎是黨員和黨支部。中國共產黨有450多萬個基層支部，總共有近9000萬黨員，大體占成年人口的10%。因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所以有了強大的科層體系。我國科層體系有約900萬人，基本由共產黨員組成，但他們也僅占黨員總人數的10%。也就是說，90%的黨員在科層體系之外。如果黨只有那900萬在科層體系里「執政」的黨員，入黨就是為了加入公務員體系——入黨為當官，黨就變質了，而且「執政黨」就變成空中樓閣了。

什麼是黨的執政權？執政權就是在每個居民區動員和組織居民的權力和能力。黨在哪個居民區喪失了動員和組織居民的權力和能力，黨就在哪個居民區喪失了執政權。國民黨的執政權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丟掉的，而是早就沒了，甚至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過。當中國9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農村包圍城市」和「支部建在村上」的政權爭奪意義就十分明顯了。

隨著國家建設任務越來越繁重，政府必然越來越科層化。要搞基礎設施建設，政府就得設置基建部門，規劃和協調建設。隨著建設事業不斷發展，市基建科變成了基建處、基建局、基建委。因為精細分工，扁平組織變成了官僚化的金字塔。官僚化導致法治化，照條文、程序、法規辦事。因此，行政機關的別稱是執法機關。

政府的官僚化、法治化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黨也行政化、官僚化、法治化了。執政黨有科層體系不是問題，問題是執政黨的科層體系與其扁平組織脫鉤，基層支部名存實亡，黨就只剩下科層體系了。

相對於科層體系的概念是扁平組織。扁平組織在中國主要指的是居民社區。

什麼叫社區？社區分為城市社區和鄉村社區，在城市也分為工作社區和居住社區。鄉村社區本質上是經濟社區，城市居民區則基本沒有經濟功能。當年在鄉村強行要求政企分開，而今需要深刻反思在經濟社區里沒有經濟基礎的社區管理。在城市，工作社區與居住社區截然分開。人們不是為工作而工作，而是為生活而工作。由於工作社區主要由市場主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指的主要是居住社區的治理。人民為生活而工作，8小時的工作是為了16小時的生活，每周5天的工作是為了2天的周末，今天努力工作是為將來能安全退養。

居民區是社會的根本載體。不僅是社會秩序的載體，也是社會文化和社會道義的源泉，承載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絕大部分需要和嚮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或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

在傳統中國，基層政府就是縣政府。縣政府只辦幾件大事，非常精幹。「小事」由鄉紳領著在社區里辦，依「宗法」辦，依倫理原則辦，依天理人情辦。因此，「以孝治天下」是漢朝以降歷代王朝長治久安的脊樑。西方也一樣，辦小事靠市民會社（civil societies）的自治。然而在西方，居民區的居民由教會組織，市民會社則在工作社區運作。這與中國頗為不同。

而今我國工作場域被市場嚴密組織起來了，但居民卻變成一盤散沙了。居民區公德水平下滑，全社會的公德標準就下滑。居民區歪風邪氣盛行，自私自利，占他人、集體、國家便宜的現象普遍到幾乎失控。居民「自治組織」居委會呢？居委會高度行政化了，不再是居民的自治組織。居委會領導領政府工錢辦政府事，成了各級各部門黨政機關的腿。「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居委會天天忙於接受上級機關的指令以及被上級機關評比。另一方面，基層政府官員往往以缺人缺錢缺法律為借口，連居民社區里違法違規的事都不願進社區里管。

誰來組織居民辦小事，自己解放自己？於是，物業和居民矛盾重重，業委會、業主、物業、政府四方矛盾重重，房東與房客矛盾重重，違章建築、違章停車等等現象在社區中層出不窮。於是，人人在製造矛盾，人人不滿，四處怨聲載道。於是，小事辦不好，群眾喪失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修橋架路的大事逐漸就辦不成了。更有小事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讓「維穩」成為全國各級政府的重大任務。為了「維穩」，因為「怕事」，若非辦「大事」所迫，政府更不願去社區「管閑事」，給自己「惹麻煩」。

對群眾而言，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小事」顯然重於國家建設的「大事」。社區組織的解體使得億萬無組織的個人找有組織的科層體系辦「小事」。如果不耍無賴，個人是很難與組織博弈。而每日面對無賴，科層體系想不無賴化也難。於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按鬧分配，忠誠老實的群眾卻在吃啞巴虧。

黨的執政權就是在每個居民區里動員組織人民的權力和能力。黨應當在居民區里把群眾組織成人民，讓人民有權力維護人民的權益，過文明美好的生活。今天居民區里哪有黨的力量？在社區里，我們黨的9000萬黨員在哪？每10個成年人里就有1名共產黨員？當一名科層體系外的普通黨員有什麼使命，有什麼光榮？

黨的執政權面臨的危險來自重視辦大事，輕視辦小事；來自會辦「大事」不太會辦「小事」；來自重視900萬公務員隊伍里的黨員，忽視8000多萬普通黨員；來自基層支部喪失功能或被科層體系頤指氣使；來自黨員交著黨費卻感受不到作為黨員的使命和光榮。如果連普通黨員群眾都脫離了，怎麼會有群眾路線？怎麼會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宏觀政策？

為什麼當年沒錢沒槍、辦不了國家大事的共產黨能獲得廣大群眾支持，最終奪取了政權？因為我黨的幹部戰士無論走到哪裡都「辦小事」，即「缸滿院凈，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是這樣的：山民們不願冒帶官兵剿匪的風險，因為官兵不常在，土匪常在。但解放軍剿匪小分隊里的醫生救活了獵戶李勇奇即將病死的母親，所以李勇奇捨命幫小分隊組織村民自治，修鐵路運山貨為村民掙糧食。小分隊剿匪打的是人民戰爭。因為我黨為人民辦了三十年「小事」，所以有沂蒙山的農民們把「最後一碗米，最後一塊布，最後一個兒子」交給解放軍，所以有淮海戰役「60萬打贏80萬」的奇蹟。

老子稱，「上善若水」，因為「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水的道理有三個。第一是「利萬物」，而非重在利高貴。第二是趨下、「處眾人之所惡」，總往高貴所不恥的卑下地方去，艱苦樸素，與底層群眾在一起，不以琴棋書畫、茶酒花香的鑒賞力為榮。第三是「不爭」，謙虛謹慎，順勢而為，「俏也不爭春」。上善若水，只要位居於上，保持「上善」就不可能。水往低處流，可人要往高處走，所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共產黨要往低處走，同最底層的百姓在一起，激活黨員在社區中的作用。

《周易》有兩個著名卦象，分稱「否」和「泰」，成語「否極泰來」就源於這兩個卦象。三條陽爻在上，三條陰爻在下是「否」，是大凶之象。官員以政績謀升遷，屬天然上升的乾陽之氣。百姓過日子彼此斤斤計較，屬天然下降的坤陰之氣。將上升之陽置於上、下降之陰於置於下，雙方就背道而馳，所以卦辭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相反，乾坤倒置，三條陰爻在上，三條陽爻在下，雙方則相會相交，就是「泰」，是大吉之象，卦辭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因此，百姓生活的小事比國家建設的大事重要，扁平的基層組織比科層體系重要。科層體系謙虛謹慎，以小事為大，以社區自治組織為上，就有國泰民安。中華老祖宗在三千年前的《周易》時代就精彩地詮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深刻道理。

「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需要把社區居民重新動員組織起來。只有把群眾組織成人民才能維護人民的權力和權益，讓人民在自己的居住社區當家作主，才能建設文明美好的社會。這就要求調整微觀的社會政策，「以小為大，以下為上」。以小為大就是群眾社區生活里的「小事」重於國家建設的「大事」。以下為上就是讓扁平組織重於科層體系，讓人、財、物向基層傾斜，讓居民社區和黨在居民區的基層支部重於黨政科層體系，讓黨員黨費的大部分進入該黨員居住的社區黨支部。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謝謝大家！

（該文所談到的問題，在潘維教授的著作《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有更深入系統的論述，該書縱論古今執政集團興衰之道，鮮明批判制度決定論和選舉迷信，探討了中共如何提高組織社會的能力和理論能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