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圈流傳著這樣一段話——

一個曾被稱為亞洲病夫的文明古國，正在圖謀民族復興。不料遭到了特朗普的貿易戰打擊，美國還支持它的民族分裂勢力。一時間榮光不再，匯率狂跌，外憂內困，岌岌可危……

別擔心，這說的是土耳其。

10日，美國針對土耳其開始貿易打擊。特朗普發推宣布，他已下令將土耳其鋼鐵和鋁產品進口關稅提高一倍，即分別徵收50%和20%的關稅。

當天，土耳其貨幣里拉對美元匯率應聲而落，創造了1:6.6的新低，一周內降幅超13%，今年以來跌幅超30%。

正如同朋友圈那段刻意引人誤解的話一樣，中國和土耳其，同樣是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同樣走在謀求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路上，同樣面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承受著貿易摩擦帶來的後果……

諸多相同之處，讓土耳其的危機對中國更有啟示意義——

沒有一條別人看著順眼的崛起之路

地處歐亞十字路口，曾建立橫跨歐亞非的龐大文明，一戰後帝國土崩瓦解，割地賠款被列強瓜分，淪為「西亞病夫」。重現往日輝煌，一直是土耳其的光榮夢想。

雖有似曾相識的歷史，但與中國不同，土耳其走向了一條完全迥異的「復興之路」。

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尊為土耳其國父的凱末爾將軍領導革命，帶領土耳其朝著成為一個「歐洲國家」發展。

百年來，雖然世事變幻政黨更迭，但土耳其「凱末爾主義」面向西方的政策大體沒有什麼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土耳其相對容易的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近期的歷屆政府也均將成為歐盟成員國作為目標，1999年成為歐盟候選國。

但「西化」帶來不了民族復興，實現了西方主導的現代化後，復興的願望讓土耳其總想背離西方的主導進程，可這願望卻總是被軍事政變打破。有人甚至戲稱，土耳其軍隊肩負的使命就是推翻政府。

伴隨著「西化」發展軌跡的，是一次次軍事政變的「糾偏」。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土耳其經歷過3次高級別的軍事政變，每一場都是由那些認為土耳其西方的進步道路受到破壞的親西方軍官發起的。

把西方當做實現現代化的工具，必然要付出代價。

2002年上台執政的埃爾多安，他所屬的政黨起初提倡建立一個「更自由，更親歐盟」的土耳其。但在執政中，埃爾多安秉持「新奧斯曼主義」更加強調自己的「伊斯蘭」和「中東國家」身份，力圖在政治外交上擺脫西方干預，在身份上「去西方化」。

果不其然，歷史重演。2016年7月土耳其上演了那場大名鼎鼎的未遂政變。托互聯網的福，當時正在度假的埃爾多安，通過一次視頻演說就粉碎了政變。

這場政變引出了土耳其與美國關係最為敏感的議題，也是美國對土貿易戰的直接原因——要求引渡僑居美國的土耳其伊斯蘭學者法士拉·葛蘭和監禁美國在土耳其的傳教士安德魯·布魯森。

葛蘭被指是未遂政變的幕後指使，而布魯森則被稱為政變的參加者。加上美國在敘利亞扶持的庫爾德武裝，跟土耳其境內的分裂組織「庫爾德工人黨」是一隊人馬兩塊牌子，埃爾多安公開表示美國在未遂政變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美國指責土耳其監禁布魯森毫無道理，並對土實施制裁，直接引發了這次土耳其的危機。

從「西化」到「去西化」的兩個極端，縱觀土耳其謀求復興的道路（姑且不論這道路是對是錯），美國對土發起的貿易戰的起因不過是歷史的延伸：

無論是做一個順從的「羊羔」，還是拉開架勢對著乾的「刺頭」，沒有一種國家崛起的道路，會讓西方看著順眼。

應對危機的底氣和手段從哪裡來？

面對困境，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對公眾的演講中表示了強烈的信心：

「他們曾經試圖用坦克、飛機和軍事政變打倒我們，現在則試圖用金融和匯率打倒我們。但是我們會越挫越勇。」

但同時，他又顯得無計可施：

「這一切都將過去……他們也許有美元，但是我們有真主和人民。」

其實土耳其里拉的大跌並不是近期才出現的現象，持續的貿易赤字、高通脹和貨幣貶值相互影響，市場信心早已受到嚴重打擊。

此次美國的制裁僅僅是新一輪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部誘發因素，深層次原因還在於土耳其脆弱的經濟增長基礎，從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經濟增長模式的危機。

2002年埃爾多安執政以來，土耳其經濟高速增長。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至10%之間，人均收入達到了一萬美元左右，城鄉差距顯著縮小。

他們通過加快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激發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引入外國投資來激活市場活力，鼓勵私人投資和對外出口，使得土耳其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形成了高度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

但土耳其經濟發展方式蘊藏高度的危機：

國內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儲蓄率偏低導致投資能力有限，因此過度依賴外部資本購入；對於國際局勢變化，經濟反應尤為明顯，地處動蕩的中東，稍有風吹草動經濟增長率就會受挫；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帶來了高通脹率和接近10%的高失業率，外資和私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終油盡燈枯。

增長瓶頸與發展動力不足，又直接導致土耳其政府的應對手段失效：

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可以刺激出口、提振經濟和穩定市場信心，但受到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企、債務比率持續上升以及國內有關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實施效果很不理想。

應對危機的底氣和手段從哪裡來？

土耳其的例子再次說明，經濟高速增長積累的社會財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所帶來的創新與可持續性。

美國全球戰略下的中東，容不下一個說一不二處處作對的土耳其，美國全球戰略下的世界，也同樣容不下這樣的角色。

而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並不想成為這樣的角色，看看「一帶一路」，看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中國早已將民族復興定位於惠及全世界的語境。

發展總會迎來居心叵測的猜疑，走好自己的路，破解危機的唯一途徑，只蘊含在發展之中。

作者：王晉，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