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員：金融開放取決於營商環境改善速度

在8月11日舉行的「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來自央行的官員指出，金融開放不僅是對外開放，對內開放也要關注，甚至比對外開放更重要。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市場營商環境改進的速度。

「金融業開放包括政策制定，不是金融一個部門的事情，還涉及到法律、稅收等各種各樣的制度，這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取決於市場營商環境整體改進的速度。」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副司長郭凱表示，下一步應該讓對內和對外開放同步起來，全面改變營商環境。

作為央行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的一線工作者，郭凱結合自身工作經歷指出，一些本應該進行的對外開放措施沒有發生，正是因為這些領域還沒有實現對內開放。「在醞釀過程中別人一句話就給你『懟』回來，這事中國人還不能幹，為什麼讓外國人干？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進一步指出，推進金融對外開放，有很多技術層面的工作需要去做。我國金融市場在法律、制度、規則和監管等方面均有待進一步完善，不斷提高與國際接軌程度。

「我國現行的很多法律規定便存在矛盾。」他說，不僅《中國人民銀行法》、《證券法》等金融法律中缺少證券法定登記、中央對手方、擔保品快速處置、破產履約優先等規定，《企業破產法》、《物權法》、《擔保法》等法律中部分條款規定也沒有體現金融交易的特殊性，這可能與結算最終性、終止凈額、保證金的隔離與快速處理等金融市場的核心法律相衝突。

此外，徐忠表示，在子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市場外匯和衍生產品不夠豐富，制約了市場開放的進程。同時，各金融子市場發展程度差距較大，開放進程不一致，境外機構在開展實際投資時面臨不少技術障礙。

「例如，境外機構投資固定收益產品時，往往是將固定收益、商品、貨幣產品作為一個整體制定交易策略，但是我國對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開放程度安排，導致境外投資者無法有效地利用衍生品和外匯工具制定投資策略。」徐忠說。

浙商銀行原行長劉曉春認為，當前金融開放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剛兌問題，二是體制問題。實體經濟融資問題難以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銀行實際在按「市場」規律辦事，被輿論看作高風險領域的國有企業、政府平台、地方大型民營企業和房地產企業等，從銀行資產負債表來看，恰恰是過去20多年來最好、最安全的資產，而這正是因為有剛性兌付的存在。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可能為對外開放帶來風險。

在體制問題上，他表示，要處理好管制、調控、監管和政策之間的相互關係。監管政策應該是相對恆定的，不能因經濟變化而變化，不能把產業政策變成監管政策。

「貨幣政策可以做一些臨時性的市場調節，但是監管政策應該是相對比較恆定的。不能因為經濟變化了，監管政策也要變化，經濟下行了監管政策放鬆，經濟上行了，監管政策要收緊，我覺得要把這兩個東西分開來。」劉曉春說。

他進一步表示，「我覺得我們監管承擔的責任太重了，承擔義務也太多了，如果在開放當中不解決這個問題，恐怕外資銀行也會感到無所適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認為，除上述問題外，更重要的是更高的領導層要轉換對金融的看法，具體來說，要明確一些理念問題和改革目標。

「商業金融應該承擔多大的社會責任？或者說用什麼樣的方式承擔社會責任，是不是通過監管部門行政命令或者指標命令履行社會責任，這個問題現在是不清晰的。商業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邊界究竟在哪裡？也是不清楚的。」張承惠直言，這是需要釐清或者調整的第一點。

就改革的目標來看，張承惠認為，「目前來說，也是不夠清晰的」。金融過去是數量，速度、規模的發展模式，未來要轉成質量和效率，如何進行衡量需要深入考慮。

她還提到，金融業改革需要和外部環境改革配合起來。對服務對象的改革都沒有推進，指望金融業「單兵突進」，不太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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