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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的戰略重要性正在緩慢下降

摘 要

當前能源種類的多元化和能源來源的多樣化,尤其是世界能源中心不斷向西半球轉移,使全球能源地圖正被重新繪製。由此使國際權力體系中的權勢,日漸由傳統的石油供應大國(如俄羅斯、沙特、委內瑞拉等),轉向那些憑藉國內資源就能滿足能源需求,以及能夠從鄰國獲得石油供應的國家之手。中東產油國的權力分量,與其掌握的石油資源以及石油定價權直接相關。隨著中東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地位的下降,歐佩克使用石油武器的能力日趨削弱。在可見的未來,如果中東不能找出新的戰略支點來疏解自身困境,其在國際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將呈現歷史性下降。

中東地緣政治結構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是世界地緣中心和世界能源中心相互交叉,因而具有雙重的戰略價值。然而,正像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一切皆流,無物常在。」中東戰略重要性的提升,與全球範圍內的兩大變化——大航海時代來臨以及石油燃料的使用直接相關。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隨著交通技術進步和新能源開發力度加大,中東的戰略重要性呈現出緩慢下降趨勢。這可以從兩大方面理解。

(一)交通技術進步使中東的地理重要性緩慢下降

交通技術革命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巨變的前奏。15世紀末開始的「地理大發現」,使西歐找到一條繞過歐亞大陸腹地而直通印度和東亞的貿易通道,這種世界貿易路線的根本性變化,既導致了地中海沿岸國家的衰落,也使中東地區(當時從屬於奧斯曼帝國)因世界貿易路線改道而收益大減,經濟日趨走向衰落,地緣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直到19世紀早期,由於當時歐亞之間的絕大多數航運繞行南非,因此英國作為當時的主要世界霸主,對奧斯曼帝國幾乎漠不關心,有時甚至支持俄國在巴爾幹半島擴張。然而,大約從1820年開始,隨著汽船運輸的增加與陸路交通的改善,經由埃及或者「新月地帶」這兩塊在名義上屬於奧斯曼帝國的土地進行客運和貨運,變得越來越迅捷,越來越安全,並取代了繞行非洲的遠程航線。由此使英國在19世紀30年代逐漸認識到,奧斯曼帝國將是英國通往印度交通線的最佳守衛,並很快堅決地強化奧斯曼帝國的防禦。換句話說,正是由於交通工具的革命性變革和歐洲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初步形成,才使中東的地緣重要性(尤其是埃及的戰略地位)越來越得到歐洲列強重視,使中東越來越成為歐洲殖民列強的必爭之地。

然而,隨著航空業的迅猛發展,各主要國家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曾經限制人類活動範圍和方式千年之久的地理因素的桎梏。在這種背景下,類似中東這種傳統意義上的交通要道,其地緣政治重要性大不如從前。「二戰」時期就有學者指出:「飛機航程的日益增大,使英國不再像過去那樣迫切需要佔有中東基地,以維護其帝國交通線。但是這個區域擁有全世界業經查明的石油蘊藏的百分之四十二,這一發現又終將使它保持戰後世界戰略中心之一的地位。」冷戰時期,就有學者指出:「中東在國際事務中本質上不是最重要的地區之一。中東早已不成為一個十字路口。」

與此同時,鐵路的飛速發展,尤其是近年來高鐵交通通信技術的成熟和應用,不僅為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提供了技術前提,也使傳統陸權國家的重要性日趨上升。19世紀後期,鐵路技術的出現和大陸鐵路的修建(如1869年美國的聯合太平洋鐵路,1896年的柏林—巴格達鐵路,1905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使陸權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但陸權的重要性總體不如海權。當前,高鐵技術的成熟和應用,極大地克服了陸地空間距離對經濟合作的制約。世界地緣經濟重心正從古代「陸路為主」,近代「海路為主」,回歸到「陸海並重」乃至「陸路為主」的新階段。「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與歐亞大陸多個國家正通過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相互連接,由此將加速歐亞大陸內部經濟一體化。據報道,自2011年3月19日重慶首發開往德國杜伊斯堡的「中歐班列」以來,中國和歐洲已有51條路線,從27個中國城市出發,通往11個歐洲國家28個城市。中歐班列時間只有海運的三分之一,價格是空運的五分之一。在此背景下,立足於海路貿易的中東地緣重要性,呈現出相對下降趨勢。

(二)頁岩氣革命使中東的能源地位緩慢下降

如果說中東作為世界交通樞紐地位的下降還不甚明顯的話,那麼「頁岩氣革命」對中東傳統能源地位的衝擊,則顯得尤為令人矚目。當初正是由於人類的燃料來源從使用木柴轉向使用煤炭,進而挺進到石化燃料時代,才使石油儲量豐富的中東地區地緣重要性迅速上升,進而使中東成為大國爭奪的焦點地區。然而,隨著石油鑽探和能源開發技術的進步和廣泛應用,重油、頁岩油、油砂等非傳統能源日趨得到大力開發。美國知名石油專家丹尼爾·耶金在《華盛頓郵報》撰文認為,隨著技術突破和進步,加拿大的「油砂」、巴西的「鹽下油」以及美國的「緻密砂岩油」開採前景可觀。目前,加拿大油砂產油量達到每天150萬桶,預計到下個十年產量可能會翻番,達到每天300萬桶。

頁岩氣開發技術早在1948年就已出現,但當時尚不具備商業開發價值。但近些年,水力壓裂法等被廣泛應用。同時,技術突破使巴西埋藏在南部海岸鹽帶下的石油資源有望得到開發。如果開採以不錯的速度推進,巴西到2020年時有可能日產500萬桶原油,大約相當於委內瑞拉現產量的兩倍,沙特現產量的一半以上。同時,美國國內的緻密砂岩油的產量增長很快。2000年時,美國的總產量僅為每天20萬桶,預計到2020年前後,產量可能會達到每天300萬桶,相當於美國日產原油總量的1/3。這種新趨勢將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的原油生產面貌。

據報道,美國非常規石油資源總儲量超過2萬億桶;加拿大非常規油氣儲量約達2.4萬億桶;包括委內瑞拉、巴西等在內的南美洲也有2萬多億桶非常規油氣資源。相比之下,中東地區的石油儲量不過1.2萬億桶。換言之,西半球包括非常規油氣資源在內的油氣資源總儲量超過大中東地區五倍到六倍之多。另據花旗銀行預測,美國石油產量將於2020年前超越俄羅斯和沙特,一躍成為能源霸主,預計2035年美國頁岩氣日產量可望達到200萬桶至300萬桶。美國同加拿大、墨西哥將會取代中東地區成為全球能源生產的新重心。由於北美地區在全球能源開發中的比重可能佔到50%左右,全球能源中心日趨轉向西半球,北美地區可能成為世界能源新中心。

相比之下,中東在石油生產方面的比較優勢日漸喪失。中東部分油田已經連續生產80年,正快速進入成熟期(也就是產量已經過了高峰期),特別是沙特。有相當高比例的油田處於這種狀態。而一旦油田過了高峰期,其開採成本將明顯增加。這種趨勢將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石油開發。2010年,中東在世界已探明石油儲量中的比重為56%,為1953年以來第二最低點。這低於2002年時的66%,也低於近30年來61%的平均值。另據國際能源署統計,在現存的7.9萬億桶潛在的可發現的石油中,90%在中東地區之外。一旦非傳統能源開發技術在商業上具有競爭力,中東的能源地位將低於加拿大、美國和委內瑞拉。屆時,中東產油國將失去此前在國際石油價格上討價還價能力。中東在世界能源市場儘管仍不可或缺,但不再扮演「石油中央銀行」的角色。花旗銀行甚至大膽預測,到2030年,沙特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將變成石油進口國。此外,節能的汽車引擎和可再生燃料將幫助抑制對石油的需求,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油氣能源的重要程度。據分析,技術進步將內燃機的能效可能到2030年提高一倍,這相當於一個沙特的生產價值。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東地區一直是世界能源版圖的中心,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石油輸出大國牢牢掌握著「黑色黃金」的控制權。但當前「頁岩氣革命」的出現,使中東持續近百年的「世界油庫」地位首次出現動搖。中東突然變成不那麼重要的參與者了。世界石油市場的分散化和多樣化是世界地緣政治的結構性轉變,其影響力不亞於當年的蘇聯解體。中東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下降,直接導致中東國家在世界權力體系中的分量的下降。

首先,美國控制中東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下降。美國是中東傳統的「用油大戶」,對中東石油依賴度一直居高不下。1991年蘇聯解體時,美國40%石油需求需要進口,其中54%來自歐佩克成員國,24%來自波斯灣地區。但中東地區戰亂不斷,使嚴重依賴中東石油的美國經濟深受影響。而現在,西半球石油和非傳統能源的大量開發,使過去嚴重依賴中東石油的美國從中東進口石油比例日趨下降。自2006年以來,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每天對美國出口石油量已減少近180萬桶,加拿大、巴西及哥倫比亞等國對美出口量則每天增加70萬桶,達到近340萬桶。目前美國從中東石油進口已降至9%。美國能源情報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表示,到2020年,美國自產原油將能夠滿足將近一半的國內需求,其中82%的資源來自大西洋西岸。石油輸出國組織預計,到2035年,從中東到北美的石油運輸將幾乎完全消失。

美國對中東能源依賴度的下降,使中東在美國戰略棋盤中的地位相應下降。柯林頓時期的能源部高官傑·黑克斯表示:「我們再也不用擔心被掐斷石油,能源的獨立性讓我們在經濟、地域、國防上更為靈活。」「美國對中東能源的依賴降低,為美國政府在介入中東事務上提供了更為多樣的手段,我們也許不再需要用美國士兵紅色的鮮血去換取那黑色的石油。」西半球頁岩氣的大量開發,使美國對中東石油依賴度和關切度下降,使其可以不必再按照確保中東及其油氣資源的思路安排其全球戰略,從而獲得較多的行動自由和戰略喘息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世界能源格局的根本性變化,使得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中,防範中國崛起的傳統安全考慮,明顯超過在中東反恐、防擴散等非傳統安全考慮,重新成為美國決策者案頭的首要議程。而美國的戰略重心東移或曰「再平衡戰略」,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2012年6月,美國當時的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a)公開稱,到2020年美國將把60%艦艇包括6個航母戰鬥群部署在亞太地區。2012年1月奧巴馬再度當選總統後,首次出訪選擇緬甸、泰國、柬埔寨等亞太小國,其外交優先重點不言自明。

因利益糾葛,美國此前在中東投鼠忌器,瞻前顧後,盡量採取維持中東穩定、確保石油以穩定低價輸出的政策,由此使美國主動或被動地承擔起在中東提供「公共產品」的角色。但客觀地看,在中東推行霸權,充當「世界警察」,不僅經濟負擔重,而且吃力不討好。奧巴馬自2009年上台後,曾矢志改善與伊斯蘭世界關係,但阿拉伯國家反美情緒不降反升。2012年6月美國皮尤調查顯示,美國在幾個主要伊斯蘭國家的支持率都較2008年略低,而且越是美國援助力度較大的阿拉伯國家,反美情緒越明顯,比如79%的埃及人不喜歡美國。2012年9月,因美國上映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影片,伊斯蘭世界出現大規模反美抗議浪潮,尤其是9月1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在班加西遭襲身亡,更是令美國決策層高層無所適從。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大惑不解:「這怎麼會發生在一個我們幫助解放的國家,在一個我們幫助免遭摧毀的城市?」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感嘆「我們迷失了方向」。

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強調進一步加大能源自主開發力度,力爭在任內實現能源自給。美國能源自給率的大幅提高,特別是從中東進口能源的大幅縮減,使美國戰略主動性增加,由此很可能促其轉換角色和政策定位,轉而將中東局勢和中東石油供應作為打壓和控制中國等新興大國的重要王牌。而中國由於對中東能源依賴度日趨增加,不得不加大對中東問題關注度,難以像過去那樣超脫。

其次,世界權力體系的力量分配分化重組,歐佩克國家使用石油武器難度越來越大。石油燃料時代的到來,使石油生產國的權力分量明顯增加。從學理角度看,石油生產國的這種權力主要來自於石油生產國與消費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更具體地說,是源於這種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依賴效應的強度與速度,體系中一個部分的變化在多長時間內引起另一個部分變化。換句話說,石油生產國與石油消費國之間依存關係的變化,會引發權力的重新分配。脆弱性指的是改變一個相互依賴體系結構的相對成本。換言之,石油生產國與石油消費國之間的權力對比是此消彼長的關係。

在相當長歷史時段內,由於石油消費國能源消耗總量的不斷增加,以及石油儲量的相對有限(這方面,一直有所謂「石油峰值」的說法)和高度集中,石油消費國對中東產油國的進口依賴程度,明顯大於中東產油國對石油消費國的出口依賴,因而使中東產油國相對於石油消費國,顯得不那麼有「脆弱性」,石油生產國在國際權力體系中的權力份額更大,戰略上更積極主動。因而中東產油國有可能以石油為武器,通過石油禁運(類似20世紀70年代那樣)或石油提價達到自己的利益。1974年中東國家對西方石油消費國「石油禁運」,正是中東產油國運用「石油權力」的巔峰時刻。有學者指出,1956年和1967年阿拉伯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很容易被挫敗,是因為當時美國仍是石油生產大國,可以生產足夠石油供應歐洲。但到了1971年,左右石油市場的權力轉到沙特、伊朗等國家手中。

很顯然,歐佩克能否以石油為經濟武器、進而改變對象國政策的能力,很大程度取決於石油市場的條件和石油出口國的市場力量。如果石油市場總體短缺,缺乏多餘的產油能力,石油出口國才有可能影響石油生產和價格。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之後,中東產油國運用石油武器的能力將開始逐步下降。作為對1974年和1979年禁運和石油中斷的擔心,西方國家努力減少石油消耗。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機構統計,從1973年到2010年,美國每一美元GDP所耗能源量已下降一半。到2010年,石油在美國能源消耗中的比重降至1951年以來最低水平。另據國際能源署報告,近30年來,每一美元GDP所需的石油消耗一直在穩步下降。尤其是由於2004年油價居高不下,進一步促使節能減排,使石油需求下降趨勢進一步加快。

2014年6月以來,國際油價從最高點的140美元/桶,降至最低30美元/桶。沙特作為世界第一大產油國,一度試圖通過「油價戰」打壓頁岩氣生產,重新奪回國際能源市場份額。然而,由於頁岩油開採成本下降,這一削價策略並未奏效。沙特反而因油價暴跌深受其害,沙特不得不主動放棄了這種戰略。從長遠看,在頁岩油生產可以以較低價格永久性增加供應的背景下,沙特和歐佩克日漸失去在國際石油市場呼風喚雨的能力。

總之,當前能源種類的多元化和能源來源的多樣化,尤其是世界能源中心不斷向西半球轉移,使全球能源地圖正被重新繪製。由此使國際權力體系中的權勢,日漸由傳統的石油供應大國(如俄羅斯、沙特、委內瑞拉等),轉向那些憑藉國內資源就能滿足能源需求,以及能夠從鄰國獲得石油供應的國家之手。中東產油國的權力分量,與其掌握的石油資源以及石油定價權直接相關。隨著中東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地位的下降,歐佩克使用石油武器的能力日趨削弱。在可見的未來,如果中東不能找出新的戰略支點來疏解自身困境,其在國際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將呈現歷史性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中東地緣政治地位下降,是個緩慢長期的過程,中東作為世界能源供應中心的地位短期內無法替代。從原油開採成本來看,海灣地區石油開採平均成本為5-10美元。相比之下,北美地區的平均開採成本為15-40美元,北極地區為35-100美元,海上油田為30-70美元。另外,現代技術發展使現有石油儲量開發及非常規石油開採(油頁岩和油砂)成為可能。但開發現有石油儲量的平均成本為30-70美元,非常規能源成本為35-120美元。總體看,中東在石油成本方面優勢突出,尤其當油價下跌時,這種優勢顯得尤為明顯。由此決定了中東作為世界能源重心的地位難以根本撼動,外部大國圍繞中東石油的控制與爭奪也不會停止。

隨著亞洲新興市場能源消耗增加,其對中東能源依賴日趨加重,對中東事務的關注度,也將有增無減。據英國石油公司預計,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將增長約40%,全球能源需求增長的96%將集中在新興經濟體,其中有一半來自中國和印度。他還認為,到2030年,石化燃料在全球能源結構中仍將保持80%的比例,87%的交通燃料仍會以石油為基礎。在此背景下,美國等傳統強國出於確保自身能源安全,以及遏制新興大國崛起的戰略需要,不會輕易放棄對中東的經營與控制。所謂美國能源獨立將徹底顛覆美國的中東政策、阿拉伯世界對美國不再具有戰略重要性等說法不會實現。

因此,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東地區仍是世界地緣中心和大國爭奪焦點地區,尤其是美國戰略經營的重點區域。冷戰結束二十多年來,美國「戰略東移」呈現出「三級跳式」態勢:20世紀90年代,美國戰略重心在蘇聯和東歐地區,並通過北約東擴等方式侵蝕、消化因蘇聯解體而獲得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成果,防止俄羅斯東山再起;21世紀頭十年,在蘇聯「戰果」消化殆盡情況下,美國又借「9·11事件」順勢將戰略重心轉向西亞北非,並在中東接連發動「反恐戰爭」,進行「民主改造」,試圖將中東徹底納入美國勢力範圍。2009年以來,美國開始「戰略東移」(或曰「戰略再平衡」),看似使中東在世界地緣格局中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國「戰略東移」的前提和基礎是控制和消化中東戰略果實,否則美國不可能從容重返亞太。

在美國能源獨立趨勢下,美國直接從沙特等海灣國家進口石油雖然減少,但美國仍需要確保中東石油穩定流向其亞洲和歐洲盟友。更主要的是,沙特等中東產油國繼續以美元計價出售有油,乃是美元霸權得以維繫的重要前提。因此,沙特在美國戰略棋盤中的地位不可取代。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稱,對西方來說,沙特是一個「不能失去的國家」。有分析稱,美國可能不會為保衛以色列而戰,卻會為保衛沙特而去打仗。如果沙特垮掉,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將找不到能依靠的盟友。此外,中東還是美國出售軍火的最大市場。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訪,第一站就選擇了沙特,雙方簽署了總額1100億美元的前所未有的軍火大單。

此外,中東是當前世界上熱點問題最集中的地區。巴以問題、伊拉克問題、伊朗核問題等,幾乎每個問題都直接困擾和影響到地區和國際社會穩定。2011年中東地區政治動蕩後,中東又滋生出一系列新熱點,如敘利亞危機、埃及政治轉型前途未卜、恐怖主義捲土重來、什葉派與遜尼派衝突激化等。這些地區新老熱點問題一旦失控,很可能對國際安全、核不擴散機制、國際石油供應等領域構成巨大挑戰,並可能直接威脅美國在中東的長遠利益。所有這些難題,都迫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相當長時期內不得不繼續駐足中東,保持乃至增加在中東地區的外交和軍事投入,由此使中東仍將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心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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