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拜訪傅作義

我的父母和傅作義將軍夫婦是舊交，他們的交情始於上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傅先生駐防在綏遠(今日的呼和浩特市)。1949年大陸解放時，我們一家在美國，50年代初返回大陸。父親曾經問過傅先生，他是如何下決心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傅先生則輕鬆地用一句玩笑帶過：「你們家在景山附近。一旦打起來，作為制高點的景山是必會遭炮擊的，怕你們家毀了，所以我就不打了。」

後來，「三反」運動中父親被關了10個月，審查是否為美國特務。一天，傅先生和夫人登門來看母親，傅先生問父親被關會不會和他有關，如果有關，他可以到有關方面去講清楚。母親深謝他們夫婦的關心，但說父親的被關看來與傅先生沒有關係。

從1960年起，開始了長達三年的饑荒。已經移居天津的父母有一次來北京。傅先生用他的名義在政協禮堂的餐廳訂了一桌飯，正在北京上學的我和姐姐也被叫過去了。這頓飯，是我那三年中唯一填飽了肚子的一頓。

1966年「文革」爆發。這種時候，作為待罪的「資產階級分子」。父親自然不方便出行訪友。於是讓我由天津去北京時，代表他到傅家去看望一下。那天晚上，傅先生和夫人劉雲生都在，他們詳細詢問我家「文革」中的經歷和現狀，其情甚殷。

談著談著，不知不覺間，傅先生就說到了他自己的經歷：「8月份紅衛兵也闖進了我家，氣勢洶洶就在現在客廳這地方批鬥我。他們問我：『你殺了多少解放軍?』我說『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我不說我殺過，也不說我沒殺過。他們也拿我沒辦法。後來周總理保護我們這些人，讓包括宋慶齡在內的一批人住到軍隊醫院去，躲一躲。我給總理寫了封信說，我不去，我是軍人，我不怕，我願意在家裡接受紅衛兵的教育。周總理還把我的信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還說我態度正確。其實我心裡清楚，這場運動不是沖著我們這些人來的，和我們沒有關係。」

在當時的情勢下，傅先生的這一席話，給我這個涉世不深的25歲的年輕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告辭時，傅先生不理會我伸出的手，徑自朝牆角的衣架走去，穿上棉大衣，又戴上棉帽子。看樣子他要親自送我到屋子外面，我很是不安，遂勸阻。傅伯母在一旁說：「他正好要散散步。」

就這樣，傅先生陪我穿過院子，一直送到大門口，才與我握手告別。

【來源：《作家文摘》文/仲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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