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談：戰爭、理性還是博愛？
歷史似乎只是文本上的。人類靠著文本，記錄和闡釋過往的人、事以及環境變遷。歷史的功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闡釋，闡釋也在遙控甚至創立著歷史。
至於真實的歷史情境，固然客觀存在著，後人卻很難完全說得清，何況不同的人對同一事件的認識也不同。這為後世的歷史闡釋留有了巨大空間。某種程度上，真實與否並不是人們關心的全部。
不只是中國人，幾乎全世界的人，都有著歷史崇拜傾向。人們在心理上對遙遠的歷史懷有浪漫的想像，而對現實總是存有種種不滿。否則，「世風不古」或者「世風日下」的說法，或者類似孔子所說的「周在而周禮不在」，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也不管是哪個時代，怎麼都存在著呢？
這一傾向的極至，就是對人類原始狀態的推崇。這一方面的代表是盧梭。他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解決18世紀法國甚至無論今後什麼時代全人類問題的法寶，也是理想社會的標誌。他受人類原始狀態的啟發而提出這一最高原則。在他看來，原始狀態的人類，生活和心理都是簡單的，不僅是自由平等的，而且猶如兄弟姐妹，相互間擁有無私的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只有博愛，才能最終解決人類的糾紛。
盧梭由此倡導時下的人們應做「高貴的野蠻人」。所謂高貴，無非是指不染奴役和剝削他人的惡習；所謂野蠻人，則指不受假惺惺文教拘束。他也因此強調，愛和真理只存在於茅屋而不是宮殿，他反對一切奢華，甚至否定藝術與雅緻。這倒是有些像印度的「苦行主義者」。
對人類原始狀態有偏好傾向，或者拿來作為歷史闡釋與尋求人類組織改進邏輯起點的，比較典型的還有霍布斯和緊隨其後的洛克。霍布斯同樣將人類的「初始狀態」想像成為自由平等的，但不同於盧梭的是，在霍氏看來，正因為相互間是自由而平等的，勢必會引致「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這種戰爭終將導致那個一手執權杖一手執劍的龐然大物「利維坦」的出現，也就是作為「巨靈」的全能性政府，從中做出強制性統籌仲裁，才可最終解決問題，使戰爭平息下來，否則，所有人就有可能被這種普遍的戰爭所毀滅。由此，霍布斯提出了「自由平等戰爭」。
洛克既沒有霍布斯那樣的悲觀，也沒有盧梭那樣的樂觀，因而也沒有對人性非善即惡的秉持，而是主張以理性來解決人類之間的糾紛，所以，他提出了「自由平等理性」。
不管是霍布斯界定的「初始狀態」，還是盧梭的「自然狀態」，都是一種對人類原始狀態想像的崇拜傾向。在這三位哲學家看來，人類的原始狀態都是平等和自由的，也都承認由此會引發人類的糾紛。只是，對於糾紛的解決方式，三人各有主張。從霍布斯的「戰爭」到洛克的「理性」再到盧梭的「博愛」，體現了不同的人性論，也反映了不同的歷史解讀和闡釋。
僅就這三種闡釋看，到底哪種更有說服力呢？不妨讓由西向東的三個大陸國家的近現代歷史印證一番。
即便只是在法國，法國大革命的發生與後續震顫也有近一百年的時間。自1789年5月路易十六被迫允許召開自1614年就中斷了的三級會議開始，到1792年8月路易十六失去全部職權前，可算作大革命的第一階段，目標是制定君主立憲；1792年8月至1794年7月是第二階段，革命走向極端，伴隨著大屠殺的是恐怖統治。
此後均為大革命引致而成的震顫。這包括1799年11月拿破崙兵變前的五年「五人執政」時期，1799年底開始到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及其第一帝國，其後又經歷了1830年、1848年和1870年革命，期間舊王朝復辟、拿破崙三世出頭、共和國重建不斷相互交替。前後歷經近百年，才終於建立起了一個有著民主政體和市場化經濟體制的現代共和國家。
俄國1917年先是爆發二月革命，旨在推翻尼古拉二世的沙皇王朝，成立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隨後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成立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新政權；次年進入了長達三年的內戰；1921年3月列寧宣布「新經濟政策」，到1927年斯大林宣布停止；之後進入了斯大林以「大清洗」起始的統治時代，一直到1991年12月25日前蘇聯解體。期間還穿插著先是德奧聯軍後是德國瘋狂攻擊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延續多年的冷戰。
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的革命到現在已有150多年，即使從戊戌變法的百日維新算起，也有100多年了。先是清庭被迫試圖通過君主立憲挽救王朝，歸於失敗而終致辛亥革命，清王朝覆滅後的共和國，被袁世凱篡奪稱帝，之後走馬燈式的軍閥主政與混戰，被蔣介石結束並實施了獨裁統治，歷經國共兩次合作兩次失和而起的內戰，期間穿插著抗日戰爭，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最後將蔣氏政權趕往台灣而主政中國。
這是橫跨歐亞大陸的三個主要大國的長期革命史簡略縮影。儘管他們存在很多不同，但都是長期實行封建甚或農奴制的農業國家，工商業經濟相對落後於那些非大陸國家，社會呈現明顯的金字塔式結構，上下層嚴重分離，各層之內也有分離，等級明顯，處處時時顯示著嚴重的不平等。
三國的革命均從上層社會試圖制定君主立憲開始，因不能滿足廣大底層社會的要求而爆發推翻王朝的革命。革命一旦爆發，無不伴隨相當一段時間內底層公眾的群情過激，將傳統社會的一切都推倒，這一情形及其導致的結果，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借霍布斯《利維坦》第五章內容對1917年俄國的描述：
「國體解散，全民恢復到初民之絕對自由與無政府狀態。雖說實際並無『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狀態，但群眾各行其是，不聽約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眾之激進，尚超過布爾什維克之預料。在這種情形之下，環境所需要的不是寬大溫和的政治家，而是『巨靈』，一個帶全能性且具經濟性格的現代政府。」[1]
不是嗎？拿破崙的獨裁專制帝國，斯大林的高度集權計劃體制及其專制，蔣介石的獨裁專制，並不僅僅是他們個人性格和政治野心使然，而是大革命後的無政府狀態，最終近乎不可避免地引致了霍布斯筆下的那個「利維坦」---超級全能性政府，只不過，歷史環境與這些個人的潛質使他們成為這個「利維坦」的代表或化身。
問題是，這種龐然大物的「利維坦」可以終結那種無政府狀態，確保一定的秩序，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終將不可持續。於是，或者再次革命，或者自行「解體」，或者通過改革，將那種無所無時不在的全能性政府狀態過渡到一個民主政體與市場經濟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理性」狀態。
由此可見，自由平等是人類普遍的嚮往與需求，長時間過於限制自由而不平等的狀態，必然引發「推倒重來」的革命。而「推倒重來」，將傳統社會蕩平，恰恰是建設一個新社會的必要條件。這有些像熊彼特的「創造性的毀滅」。只不過，伴隨蕩平舊有傳統秩序而來的是一段高度集權的全能性政府干預，期間會發生類似霍布斯式的「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然後才可能進入洛克的「理性」狀態。
就此而言，解決「自然狀態」或「初始狀態」中人類問題的方式，歷史似乎偏向於霍布斯，其次是洛克。而盧梭的「博愛」，猶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墨子的「兼愛」，僅僅是一種道德訴求，聽著好，但不實用，在龐大的群眾性歷史洪流面前，勢微而無能為力。
（寫於2013年12月15日）
[1]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第477頁，三聯書店2006 年出版。
作者介紹
袁東，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曾供職於財政部國債司和金融司，以及閩發證券公司、中國銀河證券、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中再資產管理公司、中船產業基金、中國銀河金融控股公司、中非發展基金，2013年11月開始參與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2016年起曾擔任亞投行首席司庫專家和亞投行高級研究員。袁東教授在經濟領域深耕多年，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見解獨特，已公開出版《中國證券市場論——兼論中國資本社會化的實踐》、《公共債務與經濟增長》、《中國發展與全球格局》等專著15部，主編4部，合著2部，譯著1部，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在一般報刊上發表經濟評論文章4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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