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泉：鄭樵的自然科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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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樵的自然科學精神
林祖泉
鄭樵（1104—1162）是我國傑出的史學家，是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博學多才者，他不僅在史學、文字學、音韻學、目錄學、校讎學、文獻學、氏族學等方面有開拓性的貢獻，而且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不可忽視的成就。他的代表作《通志》既是一部體現其史學思想的歷史巨著，也是一部反映其自然科學精神的學術專著。探討和研究鄭樵的自然科學精神，對於全面了解他的學術思想體系，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自然科學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強調自然知識的重要
鄭樵十分看重自然知識的學習和研究，在《通志》中，多次指出學習自然科學知識與《詩》《書》一樣重要，並且要注重「學問」。對自然知識，他主張要到實踐中去印證書本知識、去探索書本所未載的知識。他在《寄方禮部書》中說：「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已意而求，董遇所謂讀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回萬復，亦無由識也。」鄭樵的這種科學見解一語道破中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文化知識結構的缺陷所在。他同時分析歷代有關自然的學問為什麼發展滯後的根本原因：「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所以，他提出儒生和農圃人應該互相補充，即讀書人應該和勞動人民相互交換知識。
鄭樵不僅有上述主張，而且在努力實踐其主張。為了學習天文，他是一面讀《步天歌》，一面觀察星象，「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為了認識動植物的狀況，了解草木蟲魚的性情，他向有實際知識的人學習，「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為了考察山川地理的變遷和擴大眼界，他出遊名山大川。《夾漈遺稿》中的幾首詩作，生動記述他與農圃人的密切交往。如《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又如《採茶行》：「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手攜桃杖歌行役，鳥道紆迴愜所適。千樹朦朧半含白，峰巒高低如幾席。我生偃蹇耽幽僻，撥草驅煙頻躡屐。采采前山慎所擇，紫芽嫩綠敢輕擲。龍團佳制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懌。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這在當時確實是超出傳統儒家治學的常規。
古往今來，遁避世俗，結茅山林的文人墨客，比比皆是，但是能像鄭樵這樣把大自然作為一門學問來學習、探究的，卻寥若晨星。的確，南宋的儒生，受鄙視稼穡的舊觀念束縛，有的人沉迷程朱理學，而大多數人則為功名利祿所籠絡，鄭樵能衝破舊藩籬，提倡科學的學習方法，能深入實際生活中去，觀察大自然，把自然方面的知識作為和《詩》《書》一樣重要的知識，表現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遠見卓識。無怪乎他的《通志》能廣搜博引，成為巨著鴻篇。
二 增設自然知識的篇章
早在上世紀初，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對於鄭樵的注重科學就有深刻的論述：「他為學的宗旨，一不願做哲學，二不願做文學，他實在想建設科學。」鄭樵為建設科學，克服了萬千艱難險阻，「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正如鄭樵自己回憶讀書時的情景：「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從宣和元年（1119）16歲結廬茅山中，到紹興十九年（1149）第一次赴京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獻書，一晃30年過去了。這10000多個白天黑夜，鄭樵是怎樣度過的呢？他在《獻皇帝書》中，給人們開出一份珍貴的時間表和研究成果目錄單：
「十年為經旨之學」，著有《書考》《詩辨妄》《春秋考》等；「三年為禮樂之學」，寫出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著作《謚法》《系聲樂府》等；「三年為文字之學」，如《象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著作；「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寫出一批很有分量的著作，如《春秋地名》《百川源委圖》《爾雅注》《詩名物志》《本草成書》《鶴頂方》《食鑒》《畏惡錄》等；「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寫出《校讎備論》《書目正訛》《圖譜志》《群書會記》《集古系地錄》等在中國圖書目錄、校讎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
鄭樵把動植物學的知識稱為昆蟲草木之學，《通志》二十略的最後一略為昆蟲草木，專門論述對昆蟲草木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他說：「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性情。」
以鄭樵之見，學習植物方面的知識，主要是用昆蟲草木學知識來解釋《爾雅》和《詩經》的。他指出，假如沒有動植物學方面的基本常識，那麼，對儒家經籍《詩》的理解，是難以搞清楚的。昔日一些給《詩》箋註疏解儒家學者，正因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其結果是越說越糊塗，越說越離譜，以其昏昏，又怎能使人昭昭呢！誠如鄭樵所言：「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於鳥獸草木之名也。」連鳥獸草木之名都弄不明白，還解什麼《詩》？
由此可見，對自然界中動植物知識的掌握，不但有助於對人文知識的正確理解，而且也有助於對儒家經籍內容的正確理解。鄭樵把動植物方面的知識寫進史書，這是以前的史書所沒有的，應該說是他的首創。人類的生活離不開動植物，社會的外部環境同樣有很大一部份是動植物的世界。而人類社會的發展，也表現在對動植物認識的深化，對動植物資源的培育、開發和利用上。《通志》中《昆蟲草木略》既有文獻典冊有關內容的彙集，也有對實際的觀察所得。鄭樵雖然著重從「明經」的需要去學習和了解昆蟲草木的知識，但他卻把自然知識列入史書，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對自然科學獨到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中國自然科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
三 摒棄災祥迷信邪說
對「災祥說」的摒棄，是鄭樵對正宗神學批判的一個亮點。「災祥說」宣傳天人感應的觀點，自陰陽五行學說問世以來，代有其書。如《漢書·天文志》中說：「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魏書·靈征志》也說：「化之所感，善惡之來，報應如響。」凡此種種，天被賦予一種超人的有意志的力量，既會操縱歷史，也能支配社會，左右歷史的興衰和人事的禍福，包括各種奇異現象的出現，以及自然災害的發生都被認為是上天的意志顯示。自司馬遷之後，幾乎每一部正史都宣揚這種觀點。
然而，天道與人事本來就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災祥說」如此生拉硬拽地解釋，實難自圓其說。乃至宋代，史學家和思想家一方面看出「災祥說」的破綻，表現出強烈的懷疑和不滿，但另一方面又不敢徹底否定「災祥說」，歐陽修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明知「災祥說」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又不忍心將其徹底摒棄，於是就編造出同樣不能自圓其說的「兩存說」：「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歐陽修的這種掩耳盜鈴式的「兩存說」一直影響著以後的《宋史》《元史》和《明史》。
但鄭樵則認為，「災祥說」是一種「欺天」的妖學，正如他在《天文略》中所強調的「災祥說」是不科學的。鄭樵說，他深入觀察天象，寫出天文書，意在揭穿這種「妖妄之說」的騙局。他進一步指出：「樵於《爾雅》之外，又為《天文志》，以自司馬遷《天官書》以來，諸史各有其志。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為《志》，史官能為《志》，而不識星，不過采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實無所質正也。樵《天文志》，略於災福之說，傳記其實，而圖其狀也。」
鄭樵還反對以天文附會社會人事災祥。他為了說明天文與農業的密切關係，根據四時自然現象的變化來繪圖以表「垂象授民之意」，試圖以自然科學知識來說明天人之間的關係。他在《災祥略》中說：「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跡，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以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這是他對人們相信「災祥說」的愚昧思想發出的抨擊之聲和強烈感慨。
此外，鄭樵在《通志·天文略》中整理記錄了包括日食、月食、太陽黑子、隕石、流星、彗星等大量天文資料。僅「日食」一項，書中就保存從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春到隋大業十二年（616）夏共計1336年間的348次日食記錄。這些記載說明在看待某些災異現象時，鄭樵總是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去進行分析、解釋，從而徹底摒棄災祥迷信邪說。
四 令人矚目的科學見解
在我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宋代人的貢獻。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曾高度稱讚宋代的科技成就，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多處提到鄭樵和《通志》，並說鄭樵的《通志》有「大量的科學內容，應該加以認識」。其中特別提到《七音略》中的韻圖具有數學座標的雛型。他指出，「在中國語言學發展中這樣產生的圖表系統，應該得到數學史家們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因為精確的表格肯定是座標幾何學的根源之一。這也許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即在歷史、語音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中利用數學比在自然科學中利用得更多，雖然我們將看到，在中國數學中大都應用矩陣或表格表示法」。
鄭樵所作的《七音略》與《六書略》是姐妹篇，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看，才能對文字和聲韻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在《史記》以後的紀傳體史書中有書或志，記錄天文、歷律、禮樂、河渠、地理和食貨等方面的內容，卻沒有關於文字、音韻方面的內容，這是一個缺憾。鄭樵在《通志》中立此兩略，是一個創造。他說:「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臣初得《七音韻鑒》，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鄭樵在書中繪製了一個等韻圖，既能「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等韻的轉圖源出梵音悉曇章，「轉」就是以一個字母與許多母音輪流相拼，每一個等韻圖以一個或兩個以上的韻母與三十六母一一相拼，相拼後的音得出來的字，排列成一個圖。等韻圖把中國傳統音韻學的成果和梵文音韻上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用圖表的形式全面、系統地反映出中國文字在音韻學上的特點，《七音略》的韻圖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韻圖之一。
把《七音略》中的韻圖說成相當於一個座標系統，這是李約瑟獨具慧眼，首先注意到的。李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得很清楚，整個韻圖從右到左是一個以字首的輔音為「分度」的橫軸；自上而下卻是以母音及尾音「分度」的縱軸。橫軸也可用來按樂符分類，而縱軸上各字的位置按四聲排列。這樣每個漢字的發音，就由所在位置上的橫座標和縱座標上的分度來確定。橫、縱兩個座標上的位置一經確定，平面韻圖中對應的字的發音、聲調等便確定了。雖然韻圖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座標圖，但它具有了數學座標的思想。即便如此，鄭樵的《七音略》在宋代科技史上是有巨大意義的。
除上述幾方面之外，鄭樵對自然科學的認識還有一些獨到的見解，如「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提出了磁石吸針是「以氣相合」的觀點。從鄭樵的全部著作看，他說的「氣」是物質的屬性。氣之相合，是說磁石與鐵之間有一種物質的東西在起作用。又如《通志·昆蟲草木略》，把動植物分為草、蔬、稻梁、木、果、蟲魚、禽、獸8類（家）。類下分種，如草類（家）首種是芝，芝有龍、丹、金、玉、元、木之芝。芝下還有細分。他對動植物明其品彙的依據，是顏色、形狀、產地、習性、用途等，標準不一，多從實用上立論。儘管這些分類受當時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的觀察還停留在表面現象上，但是鄭樵對類例的認識已包含了近代的科學分類思想的因素，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總之，「鄭樵的學問，鄭樵的著作，綜括一句話，是富於科學的精神。他最恨的是『空言著述』，所以他自己做學問一切要實驗。……他一方面做分析，一方面就去『綜合』起來：他所做的書每一類里必有一部書是籠罩全體的；結末做的《通志》就是他一生學問的綜合。他覺得學問是必須『會通』的，所有各家各派的不能相通的疆界，都應該打破。可憐他最富的精神就是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精神」。顧頡剛先生的這一評價，並非過譽之詞。在這裡顧先生指出的鄭樵的實驗、分析與綜合等，都屬於近代科學思維方式，這正是鄭樵之前中國學術界所缺乏的科學精神。
作者簡介
林祖泉，筆名白水，地方文史學者 。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曾任涵江區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涵江區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兼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高級職稱。先後主編 《涵江年鑒》《千年涵江》《涵江醫院志》《莆田市第一醫院志》《惠安年鑒（2013卷）》，先後獲全省首屆地方志優秀成果二等獎、全國年鑒優秀成果二等獎。出版有《壺山采璞》《祖泉史志論集》《莆陽進士錄》《莆田林氏科第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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