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反智的特朗普星球存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在特朗普當選時，大家都預測我們將活在特朗普星球里，現實發展也的確如此。只是，即便全世界都已有警覺，特朗普還是一再地打破了人們的預期，做了許多超乎尋常的事。
這可能不是特朗普的錯，而是我們低估了「反智」的社會力量，並高估了文明社會裡的「智性」影響力。有鑒於此，我們必須假設特朗普仍能連任成功，並正視美國社會裡的「反智」傾向。
「反智」是一個負面詞，不過，很早就有知識分子嘗試不帶偏見地定義「反智」。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於196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詳盡而細膩地闡述了美國的反智傳統。
霍夫斯塔特認為，反智不是一個單一概念，而是由一組相關的概念而組成，從心態上而言，它並非純粹地「反」，而是對智識的一種「愛恨交織」的情結。反智者一方面崇敬智識，另一方面又對其疑懼憎怨。簡言之，反智是對智性生活及其代表者所存有的怨懟與懷疑，並且極力貶低這種生活價值。
此書成為一部經典著作，在書中，霍夫斯塔特明智地指出：
當反智成為一種社會潮流時，其領導者並非無知者，相反地，反智者往往是博學者或邊緣的知識分子。
再者，反智現象也不只出現在知識分子的敵對者身上，知識分子本身也時而會有反智的時刻，特別是在執迷於一些過時而錯誤的觀念時。
三者，也是最重要的，霍夫斯塔特並無意要消滅，或振臂疾呼地對抗在美國社會裡普遍存在的反智，他承認這個現象在社會中必不可免，所以只是呼籲，反智要有所節制，「應該儘可能在善意下出發，如能在這種自我檢省的氛圍下運作，反智風潮才不至於過頭」。
霍夫斯塔特認為宗教文化與重商的實用主義是美國反智傳統的根源，從特朗普重要的民意支持基礎來自於福音教派，以及他對精英階層的激烈抨擊可知，反智是這個總統的基本成色。重點在於，反智在特朗普的政治決策里起了什麼作用？
看起來似乎是: 化繁為簡。
化繁為簡的決策模式
反智的特徵之一是，反對被複雜的理論或思維所主宰，常理、常識、順從情感的行動，都比智性活動有價值，故而反智者面對問題的對策，就是快刀斬亂麻，簡單的解決方案即為上策。
全球貿易是極端複雜的經濟脈動，對經濟學家而言，看似簡單的問題，背後其實都有錯綜複雜的得失，不能單用某項數據來判定。不過，特朗普可不喜歡被「複雜」所糾纏，他簡而言之就一句話：美國貿易逆差8000億，虧大了，全世界都在佔美國便宜。而這話，知識分子與對手國不屑不要緊，美國民眾聽得懂，並心有戚戚焉最重要。
除此之外，選舉策略、移民政策、工作外移、全球軍事戰略、朝核問題、台海問題、援外政策等，幾乎每一個複雜的考題，特朗普都用最直接而簡單的方式處理，而其族繁不及備載的驚人言論，也都是回應各方刁鑽質疑的最簡答。至於不利於他的媒體報導，特朗普乾脆用「假新聞」輕鬆料理之，就好像無論你給他什麼食材，他都不假思索地丟到油鍋里炸，僅此一味。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里有一個著名的情節「玲瓏棋局」，兩個高手每下一步棋都要千思萬慮，有時好幾個月才下一子，正當戰情膠著時，大外行虛竹和尚閉著眼睛隨便落一子，竟將整個局面給打開了。特朗普決策給外界的感覺就類似如此。
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不只一次抨擊特朗普，再三強調「貿易不是零和遊戲，一旦觸發全球貿易大戰，只會讓全球變得更貧困，美國也難逃厄運」。同樣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斯蒂格利茨則強調美國國內儲蓄率不足才是問題所在，因為此導致了必然的資本進口依賴，進一步擴大貿易逆差。
一般大眾要充分理解知識分子的警語，必須在知識上先做一次自我啟蒙，但多少人有時間與興緻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花時間「解謎」？我們可能連產品使用說明書都不大願意細讀不是嗎？更重要的是，在大眾的認知里，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到底是解決了問題，還是惡化了問題？恐怕都是一個「大問題」。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將問題化繁為簡，讓大家都聽得懂，甚至也獲得了情緒的安頓:
特朗普不甘示弱地回擊，「當一個國家幾乎與其他每個國家的貿易中都遭受虧損時，貿易戰就是好事，而且很容易獲勝……只要斷絕和他們的貿易，我們就大獲全勝了，就是這麼簡單！」
對反智者而言，修理知識分子，就是這麼簡單。
在有反智傳統的美國，當一個總統的最佳姿勢，有時就是站在普羅大眾這一邊，死磕「臭老九」。雖然艾森豪威爾總統也曾這麼做過，但特朗普將此發揮到極致，也算給美國民眾開了眼界。
與精英迥異的大眾思維
1996年，華盛頓郵報、哈佛大學調查專案與凱瑟家庭基金會合作編輯了一分民調「美國國民與經濟學家對經濟看法之調查」（SAEE）。研究顯示，在與國外交往的經濟活動里，美國民眾與經濟學家對經濟看法分歧最大的是：援外開支、移民、工作移去海外、與他國的貿易協定。
美國民眾認為，經濟不好的原因主要是：1.援外開支太大；2.移民太多；3.公司把工作移去海外；4. 美國與他國之間的貿易協定，減損美國就業機會。
對於普羅大眾認為援外政策會導致政府破產，經濟學家根據數據指出，與援外相比，養老政策消耗預算的速度快得多，所以援外不是主因。
其次，民眾普遍認為移民會偷走自己的工作，壓低工資，吃掉公共服務資源。經濟學家認為，新增一個自給自足的勞工，就是凈利益，無論他出生地是哪裡。
其三，大眾認為公司將工作移去海外有損本國勞工利益，經濟學家則認為，工作移出是因為國內勞動力能用在報酬更高的用途上，這叫做「比較優勢法則」。
其四，大眾普遍認為與他國的貿易協定會減少國內就業機會，經濟學家則認為，貿易協定可增加國際人才與技術的交流，促進跨國投資，增進創新與就業機會(WTO就有自然人移動條款)。
普羅大眾與經濟學家之間的巨大差異，用專業術語來說，就是大眾的經濟看法有系統性偏見。但反過來看，大眾往往認為學者專家的主張，是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人們不會從數據里找答案，而會以切身感受作為判斷的基礎，而個人感受是會傳染的，當足夠數量的人群認為知識分子搬弄各種專業術語只是維護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了大眾利益，所有系統性偏見都會成為硬道理。特朗普反應的就是許多美國民眾的真實心聲，在專家學者盤據的政治結構與言論市場里，這股暗流因特朗普而化暗為明。
所以，當輿論抨擊特朗普是瘋子、巨嬰、笨蛋時，等於也在指責多數民眾反智，反使得特朗普得到更多民意支持。援外開支、移民問題、工作移出現象以及貿易協定，每一項大眾偏見，特朗普都予以回應支持，並以最簡單易懂的語言，反擊精英意見。
那麼，用理性邏輯來預測特朗普的決策，肯定會發生偏差，因為這個總統並沒有（學者式的）深思熟慮的包袱，他也不接受任何知識分子預警的所謂災難性後果，受制於傳統精英思維，只會使他最終流於平庸，也讓大眾的期待再次落空。這話並不是說，特朗普完全不受他人影響，作為富人圈的一分子，華爾街的意見有時還是要聽一下，但也必須符合他化繁為簡的思維模式。
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曾說：在美國有一種對無知的崇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著。反智主義的壓力已經像堅韌的針線一般纏繞在我們的政治與文化生活中，而給予它支持的則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即民主便意味著我的無知與你的博學是一樣優秀的。
不過，事實是，博學者的選票與無知者的選票就是等值的。選舉結果往往顯示了是誰在支配誰而已。故而，不宜過度期待美國民眾扯特朗普後腿的力道。
「先做再修正」的實用主義
在化繁為簡的決策模式里，有一個普遍被企業經營者所重視的概念，那就是「先去做，若有錯再修正」。為了避免企業運作陷入無止盡的「研議」泥淖，經營者通常會要求員工以行動展現執行力。與其在周密的思考後做出決策，不如在行動中偵錯，在不斷的修正中引導出最佳決策，以免失去先發優勢。
貿易戰開打沒多久，美國貿易代表處就為從大陸出口貨品的美國企業開了後門，可見「先做再修正」是特朗普決策里的重要特質。所以輿論據此抨擊美國這次的行動草率行事，並不能反證行動的結果必然失敗，它也有可能打開一個全新的局面。
特朗普先放出風聲要「狂打」，然後華爾街（或他在意的紅頂商人圈）提出擔憂，或是已執行而效果不如預期，以致特朗普決定縮小力度，轉進其他可能的攻擊方案，這樣的模式就是先做再修正。而全世界確實也只有美國有重複使用「錯了再改」的實力。
「虛張聲勢」這一招是美國商業競爭的基本教條，與知識分子那些理論上的瞻前顧後相比，嚇唬對手實用得多，因為只要對方膽怯讓步，經濟理論預警的災難不見得會發生。這非關乎特朗普是否為「經濟外行」，而在於目前美國是「廣積量」的經濟榮景，有足夠的彈藥主動攻擊他認為的外部威脅。現在不攻擊中國，以後可能就再無機會，這樣的觀點，瀰漫在華盛頓決策圈裡。
那麼如果對手不讓步呢？最簡單的思維模式，就是找盟友一起圍困之。而美國多的是會被「虛張聲勢」所震懾繳械的盟友。與歐盟為敵，再與歐盟為友，亮紅燈或綠燈，端視特朗普當下想做什麼樣的戰術修正。
反向思考，出其不意，態度反覆，在虛張聲勢的策略里都不是奇怪的事，因為特朗普就是不希望對手能預測他的決策。
面對兵強馬壯的美國，中國確實處於弱勢，但是，弱勢有弱勢逆轉勝的方法，秦強不過六國聯手，只要他們是「真的聯手」。特朗普想拉攏歐盟、俄國，一方面暴露了美國沒有自己吹噓得那麼超強，另一方面也為打壓中國平添了許多變數。
這樣一個對手，除了決心與之周旋到底之外，策略上不要隨之起舞，確保自己的戰略靈活。延長戰線，拖長時間，不輕易展開決戰，不時發動奇襲，都是消耗對手戰力的良方。誠然貿易戰要等到美國民眾感痛了，形勢才會有明顯的反轉跡象，但這事短期內發生的機率不大。但此爭端也使中國得到意外的機會，徹底檢視自己的優勢與弱勢，解決自己內部某些過剩的自信，重整旗鼓。
袁紹集團雖十倍強於曹操，但荀彧以度勝、謀勝、武勝、德勝分析袁曹優劣，這些原則無論什麼時代都適用。不過也不能或忘，曹操真正勝過袁紹的轉戾點是烏巢奇襲，而關鍵情報來自敵營投奔者。
特朗普的優勢是捉模不定的決策，致命缺點也是在此。雖能一時威逼(各種形式上的)盟友低頭，並與之聯手，但其不可信任的特質，也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心裡，並在美國內外形成一個一個的地雷。
反智的決策或政治操作，往往是屏除各種智識雜音，以凝聚攻擊力量的有效方式，但古往今來，見不到任何領袖可以在反智的保護傘下毫髮未傷的。因為說到底，文明的進展，主要還是來自於智識基礎。
另一方面，承認反智是社會裡無法根絕的普遍現象，有助於我們對其時時保持警覺。霍夫斯塔特睿智地指出，將反智現象限縮於「自我檢省的氛圍」，以避免其擴大、失控，才是守護文明的良方。若誠如他所言，反智現象只是對智識的一種「愛恨交織」的情結，那麼就一定有方法導正之。再者，曲學阿世的知識分子也必然存在，往往還不在少數，反智的力量有時亦能篩濾掉不良的臭老九。
以堅定的理性回應美國激進的反智，而非以民粹對抗民粹，一方面能促使自己的人民自省、自勵，另一方面也能建立正面的國際形象，只要確保這個路線，無論貿易戰的結果如何，中國都會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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