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走出去」傳播效果看，西方人都愛讀這樣的中國文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陸續出台了許多政策措施和項目工程促進文化「走出去」。據不完全統計，相繼啟動了「大中華文庫」翻譯工程、「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等。其中涉及的圖書包括《中國古代寓言選》《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牡丹亭》《水滸傳》《論語》等。

文學譯作在英傳播現狀

2017年，筆者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在英國訪學期間，選擇「大中華文庫」在英國的傳播作為考察對象，發現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曼徹斯特中央圖書館、英國最大的圖書連鎖店水石書店（waterstones）、最古老的圖書連鎖店福伊爾（Foyles）、全球最大的圖書銷售網站亞馬遜等書籍集散地，「大中華文庫」中圖書被收藏的品種少，實體書店貨架上更難覓蹤影，亞馬遜網站上也難見到中國本土譯者翻譯出版的中國文學英譯作品。可見，國家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與海外傳播效果不成正比。

中國文學屬於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文學在海外得不到有效傳播與接受，必然影響中國文化軟實力在國際上的提升。筆者通過對英國讀者閱讀語境的考察和國內文學外譯作品在英國的傳播及接受的研究，認為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正面臨國內人力、物力、財力的高投入和國外傳播、接受、認同的低效果，要扭轉這種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的文學輸出窘境，從傳播學角度看，需要糾正四大偏誤：譯者偏誤、選材偏誤、翻譯偏誤和受眾偏誤。對這些偏誤的糾正將有助於擴大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影響力，提升中國海外形象。

避免文學傳播中的四大偏誤

譯者偏誤。長期以來，我國對外文學譯本都是中國人擔任主譯，這是文學對外傳播的第一偏誤。中國本土譯者擔任主譯，從事漢譯英的工作，譯入語不是母語，屬於逆向翻譯，譯文質量和接受效果要遜色於以譯入語為母語的漢學家翻譯的漢譯英作品。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宇文所安所說，不管他自己的中文有多好，他都做不到把英語作品翻譯成讓中國人滿意的漢語作品。因此，「傳統」中國本土譯者擔任主譯的翻譯模式需要改為以譯入語為母語的譯者來擔任主譯任務。

在此基礎上，可以衍化出更易達到理想傳播效果的譯者翻譯模式，即中西譯者合作翻譯。楊憲益和戴乃迭，葛浩文和林麗君，陳安娜和陳邁平就是中西譯者合作翻譯的典型。遺憾的是，在楊憲益和戴乃迭合作翻譯《紅樓夢》過程中，楊憲益為主譯，英語為母語的戴乃迭為副譯，他們的譯作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就不如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因此，中國文化的對外翻譯應該以譯入語為母語的漢學家擔任主譯，這樣能保證譯文表達得地道，增強譯文的可讀性，以文本語言為母語的譯者擔任副譯，協助主譯正確理解原作的語言文化內涵，避免誤讀原意而產生扭曲原作的譯文出現。

選材偏誤。筆者在英國考察發現，英國成年讀者絕大部分對閱讀中國文化作品的興趣不高，即使有所涉獵中國文學翻譯作品，也是希望通過閱讀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來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狀況。然而，我國長期以來對外傳播的文學作品都是以古代典籍為主，傳播推廣的古典文學作品涉及的內容和歷史文化背景距離當代中國社會太遠，難以激起西方讀者的閱讀興趣。筆者在英國不同城市的書店發現，只有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翻譯的莫言當代文學作品《紅高粱》和蘇童的小說《碧奴》，以及少量海外華裔譯者英譯的其他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這說明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主流閱讀興趣在當代文學。

為避免選材偏誤，可以通過海外讀者調查的方式來了解西方讀者對當代中國文學題材閱讀的興趣和偏好，從而有的放矢地選擇有海外閱讀市場的作品為翻譯對象，或由譯入語為母語的漢學家來遴選值得翻譯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譯作才能在域外得到好的傳播和接受效果。西方讀者主動閱讀英譯的當代作品來認知中國社會文化，這對消除對中國的誤解、維護中國海外形象和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大有裨益。

翻譯偏誤。當前全球讀者都處於互聯網高度發達時代，人們閱讀紙質版資訊時間大大縮減。文化快餐時代的人們希望在有限的閱讀時間裡，攝取多而廣的資訊，而我們規劃的對外文化傳播作品都是一些篇幅較長的經典著作，在翻譯方法上採用全譯方法，難以讓西方廣大讀者在有限的閱讀時間耐心地讀完全譯本，從而難以激發起他們對中華文學的興趣。

在中國文學傳播中，要處理好西方讀者有限的閱讀時間與無限的中國文學信息之間的矛盾，翻譯者可採用變譯而非全譯的翻譯方法，通過增、減、編、述、縮、並、改、仿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形成節譯本、譯述本、縮譯本等變譯作品，把主幹內容呈現在讀者面前，為讀者節省閱讀時間，迎合讀者的閱讀興趣，才能獲得更高的接受度。變譯作品在譯入語文化中的傳播效果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期。例如，嚴復變譯的《天演論》、林紓變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等文學名著、白之（Cyril Birch）變譯的《牡丹亭》、韋利（Arthur Waley）變譯的《西遊記》等作品都在譯入語讀者中獲得了極大的傳播效果。

受眾偏誤。當前，我國對外文化傳播的效果還不理想，這與譯者或翻譯委託人和贊助者長期忽視西方受眾閱讀興趣和需求有關。綜觀國內已出版的「大中華文庫」中的英譯作品，不僅譯者都是以原作為中心，對原作亦步亦趨，幾乎沒有考慮譯作讀者的閱讀習慣、審美標準、價值取向等問題，而且英譯作品的傳播都是以書本形式呈現，忽視了同一作品可以面對不同層次或年齡受眾群的需求，使得傳播形式單一，傳播受眾的廣度不夠。從西方讀者對信息接收的多元化角度考慮，向西方推介《儒林外史》《三國演義》時，可根據不同年齡的受眾群體，採用不同的傳播媒介形式進行傳播：面對成年人，可用出版譯作的形式傳播，面對青少年，可以改編成動畫片或電視劇，配以英文字幕的形式進行傳播。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就是在翻譯時重視受眾的一個例子，他先以英國普通成年受眾為傳播對象，於1942年將《西遊記》變譯為《猴子：中國民間小說》出版發行，1944年，他又以兒童讀者群為特定的傳播受眾，把《西遊記》變譯為《猴子歷險記》，他的變譯作品都多次再版，在西方世界影響較廣。

受眾對翻譯文本的接受度和認同度決定文化傳播效果的廣度和深度。譯者在從事對外文化傳播的翻譯活動時必須了解和熟悉受眾的閱讀習慣、接受方式和價值取向，以譯入語讀者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來傳播中國文學作品。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地進行對外傳播，使譯作跨越時空，在異域達到理想的接受效果和認同度。

糾正偏誤提升中國文學傳播效果

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很多環節。糾正上述四大認識偏誤能提升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效果，從而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知。

西方讀者處於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的閱讀環境下，我們的對外文學傳播需要中西譯者合作的模式，需要反映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的原作為主要翻譯對象，需要變譯策略為主、全譯策略為輔的「戰術」，需要譯作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接受方式和價值觀，這樣才能實現以西方之術傳中國之道，使中國文學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在海外得到傳播和接受。

（作者單位：湖北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

原標題：探尋中國文學譯作對外傳播方法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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