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諶旭彬

長期以來，史學界深信這樣一個故事：袁世凱為了稱帝，曾拿出20萬銀元賄賂梁啟超，希望他不要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這篇「反對帝制」的文章，結果被梁啟超拒絕了。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是非常可疑的。

梁啟超的自述

所謂「袁世凱20萬元買梁啟超文章」這個說法，其最早的史料源頭，是梁啟超1916年在《大陸報》上刊發的回憶文章《國體戰爭躬歷談》。

當時，「護國戰爭」剛剛結束。梁在文章中寫道：

「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余乃著一文，題曰《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以下全部簡稱「《異哉》文」）。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消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生死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當吾文草成，尚未發印，袁氏已有所聞，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余婉謝之，且將該文錄寄袁氏。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日：『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來者語塞而退。」

20萬是個什麼概念？有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魯迅當時在教育部工作，一年的工資，大約是3000塊銀元左右。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筆錢，夠一個人在民國，過上66年魯迅那樣的中產生活。

以上，就是「袁世凱拿20萬元買梁啟超文章」的大致情節。這個故事，迄今為止，有且只有梁啟超的自述，這一個史料源頭。

就筆者有限所見，梁啟超至少兩次公開談論過此事。一次是1916年在《大陸報》上刊文，前文已經提及、另一次是1922年12月25日，梁當時「為南京學界全體公開講演」，其中提到：

「當我那文章還沒有發表以前，有一天他打發人送了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來。說是送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他太看人不起了，以為什麼人都是拿臭銅錢買得來，我當時大怒，幾乎當面就向來人發作。後來一想，我們還要做實事，只好忍著氣婉辭謝卻，把十萬塊璧回，別的禮物收他兩件。同時卻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給來人看，請他告訴袁世凱採納我的忠告，那人便垂頭喪氣去了。」

圖：《異哉》文最早刊登於梁啟超主任撰述的《大中華》雜誌

自相矛盾露了馬腳

同一次「行賄」，梁啟超的兩次講述，有很多的不同。

比如：（1）贈款金額對不上，第一次說的是20萬，第二次說的是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2）錢處理方式也對不上，第一次說是把20萬全給退回去了，第二次說是十萬塊沒收，但收了兩件別的禮物。（3）文章的處理方式也不同，第一次說是把文章抄錄了副本送給袁世凱，第二次說是把稿子拿給袁世凱派來的人看。

這些差異，可以不必苛求。將它們歸結為記憶誤差或者表述不精準，也多少能夠說得通。

但有一些區別，就很關鍵了。

1922年的自述演講里，袁世凱送來「十萬塊錢一張票子和幾件禮物」，是以「給我們老太爺的壽禮」的名義。這是1916年的自述文章，沒有提及的細節。

正是這個細節，露出了破綻。

「我們老太爺」，即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生於1849年，卒於1916年。查梁啟超年譜，梁寶瑛的誕辰是舊曆三月十六日。1915年，梁寶瑛在省城廣州公開做壽，時間是舊曆三月十八日（新曆5月1日）。

梁啟超《異哉》文的寫作時間，是1915年8月份。《異哉》文的最早刊登時間，是該年8月20日出版的第八期《大中華》雜誌。

也就是說，袁世凱其實能掐會算，可以提前三個月預測梁啟超將來會寫什麼文章，然後提前三個月派人去賄賂梁啟超，讓他不要在未來寫那篇文章。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袁世凱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棍。

有人可能會說，也許袁世凱送禮的時間不是5月份，不是梁啟超父親做壽之時，只是後來用了「補送壽禮」這麼一個名義，去賄賂梁啟超。

這也是不可能的。梁啟超的父親1915年在廣州做壽，搞得轟轟烈烈盡人皆知。袁世凱要送「壽禮」，只能在當時就送；時隔數月再補送，實在是一件非常失禮的事情。袁世凱想要賄賂人，自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名義。

梁啟超的家書里，對這場宏大的壽禮，有很多具體描述。

比如，據梁啟超致女兒梁令嫻書信中的描述，梁寶瑛此次壽誕，「全城官紳商咸集」「全城雷動」，相當隆重：

「十六在家慶祝，十八乃開筵受賀。老人康豫歡悅，自不待言，抑幾於全城雷動矣。初擬一切從簡，而群情所趨，遂不許爾爾。十八日竟演劇侑祝，蓋合全城官紳商之力，乃能於數日間布置略備也。在八旗會館開筵，其地之宏敞，過於湖廣館，……此間人莫不咋舌嘆美，謂是全省之榮幸也。」「十八日在省城慶壽，全城官紳商咸集（都中兩賀電以十六晨至），共謂為空前之盛會也。」「此間於舊曆十八為祖父祝壽，其莊嚴熱鬧，咸謂粵城空前之盛。」

梁啟超特別提到，其父壽辰當天早上，接到了「都中兩賀電」，可見京城之中也是知道這場做壽的。

袁世凱自然也是知道的。

為了籌備這次壽禮，梁啟超曾於1915年初，兩次特意致信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拜託他幫忙，向袁世凱為自己討一個勛位，好讓自己的父親在壽誕之日感覺臉上有光——「家君壽日福慶，甚思自獲一勛位，為娛親之助」。梁啟超還在信里說，希望袁世凱能顧念自己「十年來文字鼓吹」 、「兩年來與亂黨相薄」的「微勞」。

1915年1月27日，梁啟超獲授為少卿，並加中卿銜。

為籠絡梁啟超，袁世凱願意破例為他授勛，滿足其「娛親」願望。袁既然知道梁啟超如此重視父親的壽誕，要送禮，自然會在做壽之日送，不會辦出時隔數月再補送這種失禮之事。

也就是說，如果承認梁啟超說的，袁世凱是在其父壽禮之時拿了大筆金錢來賄賂，那梁啟超的另一個說法，袁世凱想拿這筆錢買梁啟超文章的《異哉》一文，在時間上就無法成立了。反之，如果承認後者，那前者就不成立了。

出現了這樣的自相矛盾，自會使人發生懷疑：果真發生過「袁世凱拿20萬元買梁啟超文章」這種事情嗎？

筆者的答案是：沒有。

因為梁啟超的那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並不值20萬銀元。

雖然梁啟超說自己的《異哉》一文的主旨，是「反對袁世凱稱帝」。但只要仔細閱讀全文，就不難發現，這篇文章並不「反對稱帝」，而是「反對過早稱帝」。在文章中，梁啟超甚至還表達了對回歸帝制的渴望——「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梁啟超還提出了兩種讓「帝政重現」的方案：

（1）大總統勵精圖治後，「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被國人推舉為帝。

（2）天下再次大亂，群雄割據，有人起而重新統一國家，然後稱帝。

梁啟超認為，第二種方案將使生靈塗炭，絕不可行。但第一種方案，「正以大有為之人居可有為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乃是「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

簡而言之，《異哉》這篇文章，在帝制問題上的立場，是非常溫和的。這種溫和，不會被袁世凱視為眼中釘，袁也毫無必要拿出20萬銀元的巨款來收買這篇文章。

梁啟超的這種溫和立場，在當時就為他招來了諸多批評。比如，1915年10月10日，有署名「觀海」者在媒體刊文《駁梁啟超反對帝制論》，指責梁啟超其實並不反對稱帝，只不過是認為袁世凱稱帝的時機還沒有到：

「梁氏近作，所謂反對帝制者，非不主張袁氏之稱帝，不過謂稱帝之非其時；非主張共和之決當保存，不過恐帝制之難於恢復。」

圖：梁啟超

為何要虛構賄賂情節？

用金錢籠絡人心，是袁世凱的常用手腕。

梁啟超也在袁的金錢籠絡範圍之內。據當年在總統府負責「特別費」支出的唐在禮的遺稿披露，在袁世凱的「特別費」支出序列里，梁啟超位於第三梯隊，大致是「中等數目，每次四、五萬元乃至六萬元等」這樣一個級別。

第一級別「每次饋送總在十萬元以上，有的多至四五十萬」，對象是奕劻、馮國璋這樣的人物。

第二級別「每次饋送總在十萬八萬」，對象是張作霖、曹錕這類的人物。

關於梁啟超和總統府的關係，唐在禮還提到：

「（梁啟超）是由梁士詒拉攏的。袁見他的時候少，袁克定卻同梁啟超走得很近。我知道克定請梁吃過飯，支過特別費也由克定經手」。

唐在禮的這些說法頗為可信。梁啟超想獲得勛位來讓父親高興，就是通過梁士詒的渠道去求袁世凱，而且要求梁士詒閱後須將書信焚毀。梁啟超在自述里，也承認在1915年初曾赴袁克定之宴。

雖然梁啟超在袁世凱的「特別費」名單里，但如前所述，他的《異哉》一文，並不值得袁世凱拿20萬銀元來收買。

那麼，梁啟超為何要虛構這麼一件事情？

就筆者的理解，這與梁啟超當時所面臨的政治困境有直接關係。

入民國之後，梁啟超組織「進步黨」，近乎無條件支持袁世凱，在政見和輿論上與國民黨對壘。及至袁世凱欲改共和為帝制，梁啟超及進步黨的政治命運，開始面臨巨大危機。1915年11月，梁致信同仁熊鐵崖等，勸他們參與討袁，來挽救本黨的危機。梁說：

袁世凱欲稱帝，意味著進步黨「四年來試驗之結果」徹底失敗，淪為「為人所利用」之工具；如今，國民黨在滇黔運動反袁，「當此普天同憤之時」，進步黨若不能及時打出反袁的旗幟，一旦袁被國民黨人推翻，「我為牛後，何以自存？」

這種「我為牛後，何以自存？」的困境，梁啟超在辛亥年有過深刻體會——「革命」成功後，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曾遭到國民黨人的奚落和排擠，一度難以在政壇立足。梁啟超自然不會希望歷史重演，故而，討袁之役剛剛結束，他就試圖利用自己的輿論影響力，通過公開演講、媒體撰文等方式，努力想要塑造出進步黨在討袁之役中的絕對領導地位。

1916年10月份刊登於《大陸報》的《國體戰爭躬歷談》一文，就存有這種用意。

討袁之役的成功，是進步黨、國民黨與西南軍人三種力量合作的結果(11)。但在《國體戰爭躬歷談》里，梁啟超只談自己、蔡鍔與進步黨的功績——該文共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題是「帝制問題之經過」，無一字提及國民黨和西南軍人；第二部分談「雲貴首義」，直言「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是蔡鍔，起義計劃是梁啟超與蔡鍔在北京制定，亦無一字提及國民黨和西南軍人；第三、四部分，乾脆直接指責西南軍人拖了討袁之役的後腿。

這種做法，很自然地引起了國民黨人和西南軍人的強烈不滿。

1916年12月，雲南都督唐繼堯授意秘書班子，撰成《雲南起義事略》一文，詳述國民黨與西南軍人謀劃討袁之役的始末，重點渲染了唐繼堯的功績，將梁啟超、蔡鍔置於次要、附屬地位。該文在雲南媒體刊發後，唐繼堯還命人將其寄給梁啟超主持的《中華新報》，以示挑釁。在蔡鍔的追悼會上，唐繼堯公開演講，特彆強調：

「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自主自做之事。」(12)

這場關於討袁之役誰是領導者的爭論，由此開端，延續了十餘年之久。直到1920年代，周素園還曾撰文批評梁啟超的《護國之役回顧談》，說這篇文章是在「混淆是非，變亂是非」。(13)

梁啟超既然陷入了這場爭論，很自然地，他那篇並不反對帝制、只是反對袁世凱在現下稱帝的《異哉》一文，就成了被眾人批評的靶子。梁啟超也明白，《異哉》一文曾公開發表，無論自己如何在自述里強調它是一篇「反對帝制的檄文」，裡面那些類似「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的句子，是白紙黑字推脫不掉的，是不足以說服人的。

所以，在1916年10月，梁啟超與人爭奪討袁之役領導權、《異哉》一文在論戰中備受指責之際，他主持的《大中華》雜誌，刊發了一份所謂的「吳貫因日記」（該日記的內容可信度存在問題。學者李吉奎在利用該日記時，已發現日記的某些記載過於詳盡，超出情理，「不是沒有可疑的地方」。）。這份日記聲稱，公開發表的《異哉》一文，出於種種考慮有所刪減：

「原稿比後所發表者較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並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14)

意即：公開發表的《異哉》一文，是梁啟超自我閹割過的。原文可是真真切切的在「痛斥帝制之非」。

迄今為止，除了在梁啟超主持的雜誌上發表的「吳貫因日記」，並無人見過這個所謂的「原稿」。而且，既然公開發表的《異哉》一文是自我閹割過的，是不反對帝制的，那它自然也就稱不上什麼「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檄文」了，也就不足以匹配「袁世凱拿20萬銀元來收買、被梁啟超嚴詞拒絕」這個說法。

略言之：梁啟超虛構袁世凱拿20萬銀元買《異哉》一文，與他想借「吳貫因日記」來擊破外界對《異哉》一文的質疑，都是同一種現實邏輯下的產物。當虛構需要用更多的虛構來維繫，它露出的破綻，自然也就越多。

（完）

注釋

筆者視野所及，惟一對此事提出質疑者，系李永勝先生的文章《梁啟超勸阻帝制與袁世凱之回應——以袁梁往來書信為中心的考察》，載於《民國檔案》2016年第1期。該文對筆者極有啟發，特此致謝。

梁啟超，《國體戰爭躬歷談》。收錄於：雲南省社會科學院、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護國文獻（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P299。梁在開篇稱，文章的寫作動機是「大陸報主人將於雙十節發行增刊為我國慶祝，征余記事之文」，此可大致判斷其文章寫作日期，當在1916年9-10月間。

梁啟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收錄於：《護國文獻（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P30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P711-713。據梁啟超自述，除省城廣州外，家鄉新會茶坑亦同樣舉辦了規模宏大的祝壽活動，地方賢達名流齊聚，梁氏父子的行動，甚至有兵船、軍隊護送。

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東方出版社，2014，P104-105。

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此處筆者核對了1917年出版的梁啟超所著《盾鼻集 第2冊》（商務印書館，P16）

《革命文獻 第四十六輯 討袁史料（一）》，P501-508。

唐在禮遺稿，《辛亥以後的袁世凱》。

梁啟超與梁士詒的微妙關係，可參見：馬以君，《梁啟超佚札十七封》，《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梁啟超赴袁克定之宴，可參見《國體戰爭躬歷談》。

梁啟超，《致籍亮儕、熊鐵崖、陳幼蘇、劉希陶書》，1915年11月18日。

(11)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13，P51。

(12)《滇督署秘書廳編纂雲南起義事略電》，收錄於《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P108-112。

(13)周素園，《梁啟超〈護國之役回顧談〉正謬》，收錄於《貴州辛亥風雲錄》，貴州省文史研究館，2011，P83-95。

(14)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轉引自《梁啟超年譜初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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