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運」調查
1962年，我參加了一次非常「幸運」的調查研究。說「幸運」，是因為1961年5月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取消原草案中關於舉辦公共食堂和實行供給制的規定。這種改變事關重大，先在各地進行試點。農村政策的這一重大調整，在各地試點時受到農民熱烈歡迎。為慎重計，毛澤東指定吳冷西組織一些人在北京郊區進行一次深入的調查摸底。於是以《人民日報》為主，新華社參加，組成一個包括八個編輯、記者的調查組，吳為組長，我為副組長。組裡配備兩位女編輯，便於接近農村的大娘大嬸。中央打算做的，正是農民強烈要求的，也是我們所要調查的。萬無一失，皆大歡喜，所以說我們非常「幸運」。
在此之前，一位原在《人民日報》工作、後來調到科學院的我的老戰友，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認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當時絕不可辦，寫了一個很有見地的調查報告給黨中央。在中央最高領導批轉貴州省委的報告，認為公共食堂是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的興頭上，公然提出這種逆耳之言，還不是「挖社會主義牆腳」？於是左批右批，定為「嚴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誰知過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條例(草案)，要取消公共食堂，我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們調查的村莊是北京郊區房山縣羊頭崗生產大隊，兩百多戶人家，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在郊區都屬中等水平，有較大的代表性。郊區糧食徵購任務比較輕，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糧(原糧)，如果自炊，並精心計劃，干稀搭配，勉強夠吃。這裡的幹群關係比較好，我們蹲點的一個月時間，無人反映幹部有多吃多佔現象。我們住在大隊長吳士華家裡，只有他家能擠出兩間房子，一間住五個男子，一間住兩位婦女。吳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脫離現職工作專事調查，只能過一段時間到調查組指點指點。吳士華原來是村裡最窮的貧農，解放前對敵鬥爭、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積極分子，所以分得地主這座房子。經過一個月的觀察，他的生活還很貧苦，這也是村裡的幹部比較廉潔的證明。
進村時，群眾用驚異的眼光端詳我們：這些人來幹什麼
剛進村，一片靜悄悄——情況不妙。過去在農村多年生活的體驗，雞鳴犬吠，人喊馬嘶，才是興旺歡快的景象；如果死氣沉沉，人們連話都懶得說，必有什麼大事。當時正是「四月閑人少」的農忙時候，還有不少人在門洞里閑坐著，用驚異的眼光端詳我們：這些人來幹什麼？
過了幾天，我明白了，這是農民近年來積累的經驗在起作用。他們很怕上邊來人，不知道又有什麼新花樣。其實不只農民，幹部也是如此。我們進村第二天，縣委書記帶著辦公室主任來看望。他風聞中央正考慮停辦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給制，但未得確信，聽了我們的介紹，眼睛馬上睜大了。辦公室主任奮筆疾書，大概是把我們又像透露又像傳達的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以便將來有事以此為證。我雖然反覆解釋這種新的決策，還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慮，第二天，縣委派來陪同我們調查的工作員就撤走了。我估計這是自保之計，可在將來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時，表示「縣委概未參與」。
村裡的幹部和社員很快弄清了我們的身份——報社派來的調查組，不是他們的上級派來的工作組；弄清了我們的任務——了解群眾對公共食堂、對供給制的意見和要求，向中央據實反映，不插手村裡的任何工作。他們的顧慮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樣反映各種情況，表達積累多年的願望。我們又分別邀請幹部、老農、婦女、勞動力多和勞動力少家庭的戶主、手藝人……開各種座談會，又挨家挨戶訪問，徵求意見。由於調查組有兩位中年女編輯，工作十分方便。經過半個多月的工作，除調查了羊頭崗解放前後的社會情況，「大躍進」前後幹群關係的歷史變化，又著重了解了當前群眾心裡的主要「疙瘩」，確認中央新的考慮同群眾的願望完全相符。其實群眾的要求並不高，只要能把當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糾正過來，他們就滿意了。
真正沉到群眾中，聽到群眾的知心話，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認：這幾年的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在一些領域確實不如根據地時期和剛解放那幾年。例如密植，曾經是大力提倡的增產措施，載人「農業八字憲法」的。實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能增產百分之十幾到二十。但是，「好經讓歪嘴和尚念歪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層層加碼，到了基層實際上變成越密越好，不僅不能增產，反而大幅度減產以至失敗。農民靠種地吃飯，不願意再搞密植；幹部要完成任務，強迫群眾密植，於是鬧出笑話。種棉花，工作員要群眾增加一倍播種量，群眾知道這樣不行，又不敢違抗，就把一半棉籽背著工作員煮熟，同未煮棉籽摻合在一起，工作員監督過秤、下種。結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過密的損失。羊頭崗的幹部、群眾向我們介紹時說，這不是講笑話。當時是認真辦的，勞民傷財，敗壞黨的威信，何苦打這種「啞謎」！
有些事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種情況下就成了「烏托邦」，群眾看著不行，有些領導幹部卻認為很好，強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給制，在革命戰爭年代，在根據地部隊、幹部中普遍施行，曾經幫助我們渡過難關。在和平建設時期，在幾億農民群眾中，這種制度就行不通了。羊頭崗生產大隊轄幾個生產隊(規模相當過去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隊之間貧富差別不小，勉強實行全大隊統一分配，原來比較富裕的生產隊就認為吃了大虧，群眾生產情緒普遍下降，幸喜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領導幹部對供給制似乎情有獨鍾，認為這種共產主義因素應該盡量保留，就讓羊頭崗大隊想法帶頭。於是隊里選定一個社員，二十多歲，出身不錯，略認幾字，從小不愛勞動，家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較困難。生產大隊送他到城內上學，說是「培養新一代農民，為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創造條件」，他的學費由村裡出，孩子由村裡養，結果一家高興，全村不滿。群眾說得好，全村200多戶，論負擔攤到一家一戶沒有多少，主要是覺得「太不公平」，提起來就惱火。支部書記徐德貴當時間我的看法，我避開此人此事，盡量通俗地說一通什麼是共產主義因素，什麼是「烏托邦」，目前我們國家處在什麼階段，應該實行什麼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樣子徐德貴聽出了我的意思，聽說過了一段時間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間造反派幾次到羊頭崗了解我在那裡調查研究時的「罪行」，曾經反覆追問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對共產主義萌芽事物」的一個例子。徐德貴尊重事實，準確介紹我們在該村調查研究時的所柞所為，幫助我渡過了這一劫難。
農民最惱火的就是公共食堂，許多宣傳像天方夜譚
農民最惱火的是公共食堂。過去幹部下鄉都吃「派飯」，主客皆大歡喜，現在我們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飯。這也有好處，把公共食堂總算摸透了。羊頭崗大隊當時每人平均口糧(原糧)300斤出頭，摺合從商店買的商品糧250斤左右，大體相當1996年北京郊區人均口糧的三分之一。即使口糧不多，如果農民自炊，各家精打細算，大小人平均，乾飯稀飯搭配，糧菜混吃，可以渡過荒年；把口糧集中到食堂就顯得很不夠了。我們吃的食堂，其實是個製作玉米窩窩頭和稀飯的廚房，曾經供應過簡單的煮菜，我們在時已經沒有了。各家把主食領回去，添上自做的菜粥，勉強度日。報紙上曾經大肆宣傳公共食堂的優越性，如果不是內行蓄意騙人，定是外行胡亂想像。說節省許多勞力，其實恰恰相反。農民自炊，基本由半勞力擔任，一個老太太包下來，而且做得細緻；羊頭崗的食堂竟有七八個全勞力，群眾還反映曾經在稀飯里吃出蟲子來。說公共食堂節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譚。農民自炊，有點草柴，配上風箱，就可以把飯做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頭崗的樹當時還未砍完，大隊長說，再辦兩年公共食堂，把樹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領導人在調查以後說：「公共食堂已經成為黨和農民間的一個疙瘩。」可謂一語中的。
調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實，搞清楚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調查研究的精神是務實，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點虛假偽飾。在共產黨的歷史上，凡是發生重大路線偏差的時候，都是不講真話、實話的時候，也就是不進行或者不許進行調查研究的時候。「大躍進」期間，假話盈耳，怪事迭出，領導不加干預，甚至欣賞和鼓勵。當時並非沒有頭腦清醒的人，像前面提到的那位經過調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病，竟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老幹部，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個突出代表。但在那種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中，調查研究不被重視，許多幹部在「帽子」、「棍子」之前，顯得十分軟弱。我自己，以及繼我到羊頭崗調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報》編委，在這方面表現都很突出。
我們調查組以解剖羊頭崗這個「麻雀」為主，也到附近幾個生產大隊看看。哪塊地的小麥長得好，不必問，準是農民的自留地。當時自留地不多，每戶合計半畝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麥，換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幾個月的口糧。看看集體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錯了。這種現象已經接觸到個人與集體關係這個問題，當時這就是人民公社的核心問題。村幹部和農民主張適當擴大自留地，認為這是克服當前經濟困難的有效辦法；領導的意見卻是進一步縮小自留地，認為這樣才能鞏固集體經濟。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怎樣把集體的地種得和自留地一樣好？這是問題的關鍵。但是，這個問題太敏感，我們沒有進一步調查研究。當然有借口：這不是我們的任務；實際是怕擔責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當時我已入黨多年，職位不低，以這種精神狀態進行調查研究，怎能起黨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預案的就調查，也可以提出明確的意見；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反對的就迴避，不管對人民有多麼重要。黨的實事求是傳統，當時從上而下被嚴重破壞了。
當時人人畏難自保，實事求是的傳統從上而下被嚴重破壞了
我們寫了一個相當詳盡的調查報告，對公共食堂絕難再辦，「供給制」不應堅持，都有鮮明的態度和有力的論據，但對我們已經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問題卻避開了。這樣做，說輕些是畏難自保，我要負全部責任。就是這樣的報告，報社造反派在「文革」初期還抓住不放。我們的調查報告是鉛印了的，內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形式也是一字不漏，再能上綱也無問題。於是改追「陰謀」。毛澤東指示作此調查，黨組織選派全部人員，堂堂正正，有何陰謀?折磨我近半年，最後只能不了了之。事後我曾想過，造反派如果不追陰謀，而批評我為什麼這麼怕負責任，為什麼膽子這麼小，明明發現重大問題(自留地引起的農村體制問題)而不向中央反映，哪像一個人黨多年的共產黨員？我大概就不會理直氣壯地申述自己沒有陰謀，而要作出發自內心的檢討了。
我們調查組結束不久，報社又派了一個調查組到羊頭崗。派到同一個地方，這是一個省力的辦法，因為基本情況已有積累，不必從頭調查起，而且我們同大隊幹部和許多社員已經建立了朋友關係。這個調查組由四人組成，一位編委牽頭，但他們一直跌跌撞撞，遠不如我們「幸運」。
原來在1962年7月，鄧子恢本著為革命、為人民負責的精神，不計個人利害，在中央黨校、軍委總後勤部和其他一些單位相繼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主張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生產隊包產，生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農活，實行聯繫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制。鄧子恢的這些主張，是他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結合長期農村工作經驗提出的真知卓見，近似現在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責任制，許多領導幹部表示贊同。《人民日報》、新華社得風氣之先，派遣不少人到北京、河北、安徽、四川等地調查包產到戶的有關情況，去羊頭崗的四人小組就是其中之一。沒料到鄧子恢的主張觸犯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並且錯誤地批判所謂「單幹風」(指包產到戶)和「翻案風」(主要指彭德懷給黨中央、毛澤東寫申訴信一事，彭在這封長達八萬言的信中，請求中央全面審查他的歷史，特別申明在黨內從來沒有組織過什麼「反黨小集團」，也沒有「裡通外國」的問題，竟被指為翻案)，嚴厲指責所謂「黑暗風」(指對當時的嚴重困難形勢做充分估計的正確觀點)，正確的意見再一次受到壓制。
因此，這個調查小組的遭遇十分坎坷。小組的一個成員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像羊頭崗這樣的生產大隊，社員生活仍然偏緊，特別是集體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農業的恢復與發展還大有潛力。幾乎所有社員、幹部都要求擴大自留地和分『口糧田』，實際上是『包產到戶』的一種變相要求。」群眾的思想摸准了，問題的關鍵看透了，該怎麼辦也搞得清清楚楚，寫調查報告卻犯了難。當時「包產到戶」十分敏感，最高領導同廣大群眾在這個問題上激烈「頂牛」。調查組非常聰明，先寫了一個初稿，內容簡單明確：「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當然萬無一失。調查報告還未送出，組長在報社聽到「氣候」，對組員興奮地說，中央召開會議，允許「百家爭鳴」，允許不同地區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採用不同方式進行試驗，包括「包產到戶」的試驗。全組立即改寫初稿，充實內容，增加篇幅，明確肯定「口糧田」和「包產到戶」。改寫稿送出之前，組長突然召集組員開會，「神情十分緊張，壓低聲音說，精神有變，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返工，「調整報告」，壓縮篇幅，「重點又轉到鞏固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生產」。這樣的調查研究很像小學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捏成圓就圓。在此之前，《人民日報》、新華社派到各地調查研究的人員，寫了不少肯定「包產到戶」的材料，在新華社辦的《內部參考》發表，毛澤東對此嚴加批評，命令「以後不許再登」。
在錯誤路線影響下，調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不過，只要不是想推波助瀾，總是有調查比沒有好。就以60年代這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來說，對最高領導大概不會有多大影響，但對幾年來習慣於根據下面來的不實材料作決定的許多中上層領導，很可能起一些清醒頭腦，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義，糾正虛假作風的作用，從而有助於克服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
【來源：《百年潮》1997年第5期 文/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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