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賺錢與花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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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電視劇帶火了乾隆帝，很多追劇黨都感動於皇帝與皇后的愛情故事。今天這篇文章不談這些，我們來聊一聊乾隆帝怎麼賺錢，又如何花錢。我們會看到，即使是擁有天下的一國之君，賺錢也得有門道，花錢也得有章法。

乾隆帝賺了多少錢

執政六十年，乾隆帝個人總共賺了白銀8000萬兩以上，相當於清廷兩年的田稅。

清代社會經濟史專家、學者賴惠敏，翻查關於乾隆帝私人金庫的各種檔案，發現了這個秘密。這說明乾隆帝可以輕輕鬆鬆地完成每年「掙它個一百萬兩白銀」的小目標。

然而，皇帝的錢從哪裡來？答案是官莊、鹽業和關稅。

官莊管理官田，收入之一就是地租，這是乾隆帝的爺爺以及曾爺爺在圈地運動中為他掙來的遺產。

按照交租形式，官莊分納糧庄與納銀庄。皇帝自將上三旗的糧庄，每年能收到糧食9萬多石，每畝征糧約0.07石（一石約80公斤）。銀庄每年能收到銀子3萬餘兩，每畝征銀約0.06兩。

這部分錢並不多，特別是地租，比多數地區尤其是南方的要低。乾隆九年湖南湘鄉某地4畝地每年納糧10石，乾隆十八年廣東東莞某地75畝地的租銀更是高達80兩。顯然，租種官田的老百姓日子好過點。

官莊還經營房地產。入關後清廷趕走內城漢人並接管了成千上萬間房屋，然後租出去，躺著賺錢。乾隆四十四年，依靠5300餘間房子，每年收入2萬餘兩白銀一點問題都沒有。看起來是不是很多？

當你知道皇帝每年平均進賬133萬餘兩，就會明白，銀庄交上來的每年3萬兩白銀真的只夠塞牙縫。

不過，皇帝也不指著官莊能給他掙到錢。

關稅和鹽業，這兩部分錢，就是8000萬兩以上的大多數。

清廷在各地設有稅關，像山海關、張家口、殺虎口、天津關、淮安關、龍江關、左翼、右翼稅務衙門等，都是錢眼。關稅原本都要進入戶部，但在稅收定額制下，戶部只要拿走規定的數就行，多出來的部分就交給皇帝。

別以為剩下的錢就真的只是「剩下的」，有時它比交給戶部的錢還要多。乾隆十二年，張家口交給皇帝的銀子21396.1兩，給戶部的呢？

2萬餘兩。又如左翼稅務衙門，每年交完1萬多兩白銀後，至少還剩下1.4萬多兩。透過歷年的統計，每年關稅剩下的約25萬-30萬兩銀子，都要投入皇帝懷抱。

聰明的你會問，稅務官會老老實實地把剩下的銀子全交給皇帝，自己不揩一點油嗎？

這個還真不敢，但總會有法子，比如私自增加附加稅，乾隆帝對此知情而放縱，畢竟他本人也是要拿走一點的。

比關稅油水更足的是鹽業。皇帝從這兒拿走的錢又可以分為四部分：鹽商的孝敬錢、鹽政衙門陋規、鹽引（食鹽販賣經營許可證）附加費、放款的利息。

孝敬錢自不必說，屬於鹽商自願付出的政治交易。比如乾隆九年，兩淮鹽商程可正情願捐16萬兩；乾隆二十二年，鹽商黃德源孝敬皇帝100萬兩。乾隆九年到乾隆五十七年之間，鹽商共有15次「孝敬」，總額高達526餘萬兩白銀，每次捐款均額為35萬餘兩。這些錢還不是鹽商的沉重負擔。

清代鹽業官督商辦。商人要交錢才能拿到官府發給的「鹽引」，憑引赴鹽場領取食鹽，再運往指定區域販賣。18世紀以來，隨著人口增加，食鹽市場旺盛。乾隆十一年，朝廷規定鹽商可以預提鹽引，但要拿到鹽引，還得在每筆1.5兩的鹽引費之外再多交2.1兩，多出來的附加費叫作餘利銀。

朝廷這招很妙，賺得盆滿缽滿，乾隆三十四年到乾隆四十九年的15年間，兩淮鹽商共繳納了650多萬兩，年均收入達43萬餘兩。這些錢少部分給了地方，大部分用於支付皇帝的南巡賬單。

你一定覺得這個數很多，其實也不然。著名的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貪污案中，官員侵吞銀兩不可計數，皇帝處死幾名受賄官員之後，愣是要鹽商賠補自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三年22年間的餘利銀損失，數額高達千萬兩，皇帝都拿走了。

皇帝有錢了，也會向鹽商放貸，生息發財，利率6.66%（一說是12%）。比如，乾隆五十一年，商人王德宜借款60萬兩，分15年還清，利息高達99萬兩。

不過，相比民間高達30%的年利率，皇室放貸利息不算高，所以借的商人特別多。乾隆五十七年，長蘆鹽政尚有千萬兩白銀的債務遊盪在外。不過沒關係，皇帝會想辦法要回來的。

其餘的賺錢渠道還有：開當鋪、賣人蔘、賣玉石、放貸、收議罪銀、抄家、屬國進貢……

這麼多錢，誰在收？往哪放？答案不是戶部衙門，也不是皇帝親自出面收錢，而是由專門的機構--內務府經營。

內務府的前身是清兵入關之前的「內府」，主管皇家宮廷事務，入關之後，皇帝自將的上三旗「包衣」充斥其中。作為皇家財政代理人、皇帝的親信，他們分散至稅關、鹽政、官莊等財源重地，小心翼翼地呵護著皇帝的錢袋子。

內務府下設七個司，其中廣儲司掌管出納與收入，雖然這裡有很多金銀財寶，但也只是乾隆帝的私人金庫之一，它的另外兩個弟兄是圓明園銀庫、養心殿造辦處銀庫。

作為乾隆帝錢袋子的象徵，內務府不只扮演財富輸送、儲存的角色，還有自我開拓財源的功能。比如在各地開設當鋪，徵召商人經營皮毛、玉石、食鹽等生意並抽取利潤，參與放貸生意，坐收利息，變賣人蔘等。其中賣人蔘賺得的錢特別多，乾隆十五年到乾隆六十年的45年間，收入高達1100餘萬兩。這些業務足以體現內務府的商業頭腦。

8000萬兩以上的白銀收入，也有貪官的一份貢獻。像皇帝發明的「議罪銀」、交錢贖罪等名目就是一大財源，官員若繳納罰款、贓款，可減罪，但交多少錢，自己看著辦。還有罰俸以及抄家所得等，這筆數目總共有多少，沒有人知道。而屬國進貢、蒙古王公、西藏的達賴和班禪等送給乾隆帝的禮物，都堆在他的金庫里，這些寶貝的估值，以乾隆帝的品位來看，只會高不會低。

皇帝貴為天子，坐擁天下，缺這點錢嗎？還真缺。以廣儲司銀庫為例，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總收入6800餘萬兩，而皇帝花掉了6700餘萬兩。

乾隆帝怎麼花錢

好歹也是康熙帝與雍正帝都看重的人，乾隆帝的治理能力不會太差。

據清史學者賴惠敏的研究，乾隆帝掙下的8000多萬身家，沒有為了滿足個人私慾而亂花，大多數都拿來修建藏傳寺廟、供養喇嘛了。

為何要把錢往這方面投？因為有實實在在的好處。在花錢這方面，乾隆帝比明朝的許多皇帝要高明多了。

首先說說這8000多萬兩銀子是怎麼花的。

需要說明的是，8000萬兩銀子躺在內務府的銀庫裡頭，並非戶部的「國庫」。前者是皇室財政，由皇帝私人支配，供給皇室開銷。後者是國家財政，遇到賑災以及軍國大事，戶部必須拿出錢（二者也並非涇渭分明，有時也會互通，但據乾隆帝自己說，乾隆朝中後期內務府已經拿錢勻給戶部了）。

內務府的錢，首先當然得解決皇室的吃穿用度，比如買瓜果蔬菜、五穀雜糧等。這項皇室支出，多有固定數目。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的開支得有100萬-150萬兩銀子，乾隆三十年以後支出增長，每年要花掉近200萬兩。為什麼會增多呢？因為物價越來越貴了。

皇室買衣服花費不多，並非因為帝、後節儉不愛換衣服，而是買衣服的錢由戶部提前撥給江南織造了。何況，還有人時不時地進貢龍袍製作布料。

所以這部分錢，或由國家財政代勞，或由別人贈送，乾隆帝不需要額外操心。不過，錢也不多，像戶部也僅每年撥款14萬餘兩而已。

另一項支出是賞賜。遇到節慶，比如遇到皇室成員的生日、千叟宴、元旦等，內務府得花錢置辦並賞賜。接見蒙古王公、喇嘛時，乾隆帝也要大方「回禮」。這些錢每年為6萬-10萬兩。但上述都不是大頭，最大的開支是修繕費。

修宮殿、修園子、修寺廟、修陵墓，像圓明園、萬壽山、長河工程，永安寺營建、雍和宮修繕、改造工程等，都是大手筆，都要花大錢，不動則已，一動就是幾百萬兩——皇室幾年的伙食費全砸進去了。

所有修繕費中，尤以修建藏傳寺廟為最貴。

乾隆十六年，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興建就花了400多萬兩。乾隆三十三年以後，乾隆帝又在北京、熱河地區大建寺廟。在熱河建了普寧寺、普佑寺、安遠廟、普樂寺、須彌福壽廟、普陀宗乘廟等，又在北京將雍和宮改建為喇嘛廟，在西苑附近建萬佛樓、弘仁寺，香山附近建寶諦寺，內城又有護國寺、化成寺、隆福寺等寺廟，加上清初以來的建設，北京城內已有32座寺廟。

寺廟繁盛，造價不菲。終乾隆朝六十年，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廟修建費上的錢，就超過1000萬兩，熱河的寺廟支出在500萬兩左右，這還不包括供養佛事人員的長期費用，比如請喇嘛赴京誦經費、寺廟舉行禮儀的各種物件置辦費，如香油、蠟燭、銅料等，還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內務府的一項用項清單顯示，乾隆八年到六十年的52年內，總共有4.5萬餘筆資料，與宗教有關的項目竟佔一半，有2萬餘筆，真是花錢如流水啊。

精明的乾隆帝為何要在寺廟上出手如此闊綽？答案是為了穩定蒙古與西藏。

清代，喇嘛教已一統藏人與蒙古人的信仰世界。對清廷來說，穩固邊疆，必先穩定蒙、藏地區，而籠絡兩族最好的方式便是尊崇二者的信仰，即喇嘛教。

所以，清廷刻意在明代防衛蒙古的九邊沿線，如熱河、北京、歸化、五台山、甘肅、青海等地，修建大量喇嘛廟，築起一道「宗教長城」，用意就在於滿足藏傳佛教徒的禮佛需求，以免蒙古人潛入西藏進行一些不必要的「勾當」。

在這條宗教長城中，清廷刻意將北京與熱河打造成喇嘛教的信仰中心。

高中歷史教材里講到清廷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時，會提到「金瓶掣籤制度」。這一決定達賴與班禪人選的儀式，乾隆帝將其設在雍和宮。乾隆五十八年，又仿金瓶掣籤制度，在雍和宮設金奔巴瓶，抽出蒙古宗教領袖「呼畢勒罕」。皇帝還成功說服蒙古人，轉世靈童必須來自藏地。

清廷又為喇嘛設置等級，授予喇嘛「名號」、印信，不同級別的喇嘛享受不等的津貼，喇嘛若想晉陞，必須往北京跑。乾隆帝還請喇嘛「上師」來京作法、祈福，大建佛寺尊崇、供養、培訓一大批駐京喇嘛，不惜斥巨資將雍和宮改造成喇嘛廟，當作「上師」乃至「活佛」的駐地。又在熱河修建一座山寨版「布達拉宮」——普陀宗乘之廟，讓來熱河朝覲、禮佛的蒙古人有身在拉薩的即視感。

依靠金瓶掣籤制度、喇嘛名號的授予，清廷牢牢掌握了宗教權，通過廣修藏傳佛寺，又在蒙、藏兩地贏得了權威，利用宗教消弭了長期困擾在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戰爭。

何況，乾隆帝本身也信仰藏傳佛教。當皇子時，乾隆帝就接受了章嘉國師的灌頂，即位後學習佛法，又常常跪著頂禮三世章嘉呼圖克圖（活佛之意）的腳，時不時地去雍和宮聽戲、講經。在位60年間，49次巡幸熱河舉辦或參加宗教活動。他又請畫師創作佛裝像，畫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兩地的宗教領袖環繞周圍，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間佛祖」。

乾隆帝尊寵藏傳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興黃教，安眾蒙古也」。

花這麼多錢，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個人信仰。

最後，以賴惠敏在《乾隆皇帝的荷包》里的一段話，來表揚一下乾隆帝：

就統治宗教策略的歷史脈絡來說，元代宣政院所轄官寺佔用民田數十萬畝，消耗天下之財；明代皇帝在京師供養大量藏僧，頻繁舉辦佛教法事、興建寺廟、造塔，造成國家財政危機。

相較之下，清朝修建寺廟由內務府負擔，未造成國家財政問題……比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白銀來說，更能呈現清代成功的統治策略……清代的蒙古人已經不是驍勇善戰的游牧民族，而變成了虔誠平和的民族。

19世紀中國面對外強壓境，士人都聯想到乾隆帝接見馬戛爾尼時態度傲慢無禮，錯失西化的機會。但乾隆帝在位期間征服新疆、蒙古等地，為了和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將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財政挹注、建立驛站之上，或許他沒有前瞻性地看到19世紀中國的沒落，但中國至今能保有廣闊國土，乾隆帝對邊疆民族的策略還是值得探索的。

來源|鳳凰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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