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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國家是中國史上最小的「國」,只有100多戶人,200來個當兵的

原標題:這個國家是中國史上最小的「國」,只有100多戶人,200來個當兵的


現在一說到西域的歷史,我們恐怕首先會想到三十六國,給人的印象是,這些個「國」太多,太複雜,連名字也記不住,但事實是,這些所謂的國不過是一些小部落,根本不是國,也不是我們現在說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這些小部落或者小城邦之所以被稱為國,是因為劉邦,人們當年為了避諱他名字中的「邦」字,就把這些小城邦、小部落都稱為「國」。


且末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南部,塔里木盆地東南緣,阿爾金山北麓。東與若羌縣交界,西與民豐相鄰,南與西藏接壤,北部伸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與尉犁、沙雅縣相望。縣城且末鎮距烏魯木齊市公路里程1270千米,全縣總面積13.868萬平方公里,是全國面積第二大縣。其境地廣人稀,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半個人,2003年總人口還足6萬人。

就是這樣的一個縣,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就是兩個西域的小國,一為且末,一為小宛。這兩個小國在我國的古籍里都有記載,《漢書·西域傳·且末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漢朝政府還為他們配置了


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且末城就在今且末縣城西南。這個國家是一個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定居國,種五穀,有葡萄等多種水果,受漢文化影響很大。


《漢書·小宛國傳》:王治圩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小宛國雖然與且末國同處在今天新疆且末縣的轄地,但差別很大,游牧為主,而且,在文化習俗甚至人種上與且末國也似有很大區別。


小宛國在今且末正南,喀拉米蘭河北岸一帶,由於其南為可可西里山,比較偏僻,國民為古塞種人,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之民族。而且末國位於平原,以農業生產為主,人們過著綠洲農耕的生活,風俗略與漢同,東漢時併入鄯善,但居民都是些什麼人或者以什麼人種為主,我們現在還不是十分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

2010夏天,且末縣吾大其發洪水,衝出了有12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新疆考古部門隨即對這些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考古人員收穫頗豐,連續出土了飲水用的黑陶、銅器皮帶扣、鐵騎、隨葬的牲畜和成年女性和嬰兒的屍骨等,還出土了一面銅鏡與銅刀。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有兩座出土了馬頭、山羊和綿羊,羊頭還比較多,但奇怪的是從墓葬中沒有發現牛骨。對此,現在的吾大其居民給出的解釋是,他們沒有餵養牛的習慣,而是養羊、馬和驢,原來,這一處的草場比較稀疏,牛吃不飽,自古就沒有養牛的條件。


這種解釋是否合理,人們已經沒有辦法知道了,但當時參與發掘的考古人員王博卻一語道破了小宛國和且末國的區別:「吾大其墓地在形質上與扎滾魯克古墓群有較大區別,扎滾魯克古墓群全部是土坑墓穴,吾大其墓地是石棺墓。」


石棺墓是我國古代北方草原少數民族曾經很是流行的一種墓葬,當年的人們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或者說是去世的靈魂像石頭一樣永久、永固,所以,便採取了這種墓葬形式,土坑墓葬當然不會有這種的說法,在新疆,早期採取土坑墓葬的大約屬於當地一些從事農耕或半農耕半游牧狀態的土著。


扎滾魯克古墓群發現於1930年,墓葬位於新且末縣托格拉克勒克鄉扎滾魯克村綠洲邊緣地帶的台地上,距離且末縣城西5公里,分布總面積約2.5平方公里,存在的古墓葬達數百座。根據現場發掘以及出土文物的情況來看,墓葬的年代上限距今約3000年,下限至魏晉時期,表現出三期文化特徵。第一期文化墓葬距今約3000年,數量很少,屬於先且末國時期的文化。第二期文化的墓葬較多,是該墓地的主體文化,年代為春秋—西漢,屬於且末國文化時期。第三期文化墓葬年代為東漢至魏晉時期。從墓葬的形制來看,主要有五種類型: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長方形豎穴土坑棚架墓、單墓道長方形豎穴棚架墓、方形豎穴土坑棚架墓和洞室墓。


扎滾魯克古墓群在時間跨度上不僅要比吾大其墓地大,墓葬出土的文物也比吾大其墓地豐富得多,在墓群第三期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主要文物有陶器、骨木器、毛織物、絲織品、皮製品等。發掘的墓葬中較清晰地反映出扎滾魯克人當年的形象:他們的埋葬風俗流行彩色繪面、蒙面、金箔和麵糊封口、羊毛塞鼻等,他們生前流行手臂刺青、男女留辮、好戴帽、毛布包腳、蹬皮靴或氈靴、穿袍裙或皮衣皮褲、戴項鏈、佩木腰牌和髮飾串珠等生活習俗。

因為在時間刻度上沒有辦法與吾大其墓地進行平行比較,但我們依然能看到扎滾魯克人與吾大其人的不同,或者說是且末國人與小宛國人的不同。這種不同至少體現在由於生活區域的不同造成了生活習俗不同,扎滾魯克古墓群出土的文物分明讓人能看到當地土著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以及絲綢之路文化的交流融合,但吾大其墓地因為相對偏避,似乎只保留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特性,少有被融合的痕迹。


這種不同分明使人聯想到司馬遷在《史記》里寫到的那句諺語:「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進而聯想到人的不同,在《漢書》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個今天已很陌生的名詞「塞種人」,公元前623年,秦人派兵攻打戎王,佔領了許多游牧民族的地區。最終導致了被打敗的允姓之戎、大夏、月氏、莎車等族向北和西方遷徙,至公元前7世紀末,這些人開始出現在塞地,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漢書·西域傳》稱之為塞種,意為塞族。這些人與新疆當時的土著民族發生過怎樣的聯繫或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也許,我們在且末這個地方,通過當時的且末國和小宛國就多少能看出來一些的——融合的因為融合而變得豐富,沒有融合的因為沒有融合而顯單一。

因此,我們想說,民族融合也許會伴有痛苦的歷程,但其結果卻一定是幸福的。雖然,當時200多名軍人守護著他們的「國」和天下所有的軍人一樣盡心竭力,但在民族融合的大趨勢面前,不過是恆河裡的一粒沙而已。而當年小宛國的人口也不過我們今天三線城市的一個小區,其國王甚至還沒法達到社區級別的「正科級」。(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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