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當代美術界無大師?
在反腐的風暴中,面對著一個個落馬腐敗官員的案件,人們有這樣的共識,多年來在我們黨內缺乏動真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尖銳的批評和教育是約束和管控官員走上貪腐道路的有效措施之一。將對官場上的這種共識引伸到美術界,現在有一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關註:為什麼當代美術界無大師?
解放以後,美術界隨著新中國建設事業的發展,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輝煌的時期,雖然那時的物質條件很匱乏,但卻是大師輩出的時代。如果說齊白石、徐悲鴻、黃賓虹的身上還烙有舊時代教育的印痕,那麼潘天壽、林風眠、傅抱石、李可染、蔣兆和等就都不同程度的接受過新時代的熏陶。特別是石魯和黃胄,他們在繪畫藝術上的成就都是在解放後才取得的,屬於新中國培養出的能達到大師級水平的畫家。
現在的畫家特別是名畫家,所處的環境包括藝術氛圍,工作條件,物質生活都是中國歷史和美術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時期,但為什麼就是只見高原不見高峰的出不了大師呢?有的美術評論家甚至十幾年前就「呼喚」大師的歸來和誕生。
有人認為,當代畫壇似春秋戰國格局,群雄並起,各是一方諸侯,既無睥睨群雄者,也無眾人服膺者。很多名家水平接近,缺乏那種拔兀而起的人。當代畫家在繼承和創新方面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沒有那種突破巢臼,令人耳目一新而達到里程碑式的建樹。
還有人認為,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商品經濟發展還不是很高,藝術家對於物質的追求還沒有得到基本的滿足,無論是國民經濟還是書畫藝術都處於發展中階段,隨著藝術家經濟基礎的穩固,藝術創作也將回歸於社會和自然。藝術將超脫於商品,不再是依附於市場的附庸和陪偶,不需要再仰仗市場的鼻息,那個時候中國書畫的發展會有質的提高,會有大師的出現。
前者的觀點是藝術水平論,後者的觀點是市場制約論。這兩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卻認為,根本的原因是美術界現在最缺乏的是批評。官場中缺乏批評會失去對官員個人行為的約束力從而導致腐敗,文藝上缺乏批評會導致藝術的停滯不前,缺乏藝術批評正是當今美術界無大師的重要原因。
畫家當前最需要的是什麼?不是辦什麼畫展和出什麼畫集或宣傳自己的什麼藝術主張,更不是走穴賣畫,而是批評。美術界當前最需要的是批評。批評是動力,在片面讚揚和歌頌聲中,藝術不會發展。任何事物都是在批評聲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沒有批評就沒有比較,沒有進步,也失去了方向。十九世紀法國的左拉在他的美術論文集里就寫道,美術批評就像是「剖析一個生命,剖析一個人體,並最終使他復生後更強有力。」現在公開的批評實在是太少了,對某些畫家或某些藝術流派的主張或對某些美術作品的批評都變成了私下裡的不滿和議論,在公開的場合還是迎合讚揚的東西太多。如果哪一天美術批評不斷的出現在書刊和報章上,在檯面上不斷的出現有關藝術問題的爭執和辯論,那才是美術界春天的到來。
美術評論家的可貴之處就是要在學術問題上鮮明的表達自己的態度。無論是什麼人,不管是名家甚至大家都可以批評,要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某些藝術家也不要一觸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批評是藝術發展永恆的動力,失去批評的中國美術界只能是死水一潭,永遠沒有發展。應該樹立這樣的觀念,任何人都有批評別人的權利,也有被別人批評的可能。畫家們不要動不動就打官司,就要把批評者告上法庭,只要不是惡意的攻訐,批評的聲音尖銳一些又有何妨?
中國美術界近年來發展緩慢和大師斷檔現象說明了我們現在是多麼需要批評。既然要批評,我以為批評就一定要尖銳,要深刻,一語中的,而讚揚就一定要激動,要熱烈,火辣辣的。搞美術評論是不能在那裡慢悠悠的打著太極拳,嘴裡說著不咸不淡的話的。我們看一下徐悲鴻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章,他對於明清以來人物畫的批評曾經是多麼的尖刻,而他同時無論是對名家還是小人物,不管是對張大千、潘天壽還是對張聿光、張書旂、蔣兆和、葉淺予、李可染、汪亞塵、陳樹人、傅抱石、常書鴻無不讚揚有加,同時對他們缺點的批評又異常的尖銳,他那種真誠鼓勵的熱情溢於言表。
美術評論家們在重大的藝術問題上,要有鮮明的態度和明確的觀點,即支持什麼,反對什麼,讚揚什麼,批評什麼。要有點像過去封建朝廷里的御史大夫那樣「聞風而奏」。要有藝術的敏感性、引導性、傾向性,要不斷的提出一些正能量的主張,對於那些原創性的,有技術含量,有社會效益同時也有市場需要的精品要多加鼓勵和支持。對於那些粗製濫造,低俗的,拾遺西方牙慧的鄙陋之作要堅決反對和批評。人對藝術的認識是有一定局限性和片面性,這是事實,但美術評論家不能因此而弱化藝術批評,沒有批評的中國美術界是沒有前途的。
看到不少美術評論家為畫家的畫集寫的序言,大都是應景的文章,這類文章可以用十六個字概括,那就是:思維滯後,語言僵化,行文八股,文字迂腐。現在畫家是論尺賣畫,美術評論家寫文章是按字收費,實質上是按字賣文,這本來也無可厚非,但偏偏這種按字賣文的文章大都是泛泛空談,有湊字之嫌,真是遵循了那句老話「收人錢財,與人消災」。但對那些實在不入流的畫家的作品又不敢太恭維,於是在給這類畫家寫序時採取了迂迴戰術,或顧左右而言他,或間接的宣傳自己的一些藝術觀點,或漫天蓋地的胡扯。比如畫家是一位畫青綠山水的,那這篇文章就要從展子虔的《游春圖》談起,從唐代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的青綠山水一直扯到宋代趙伯駒,趙伯驌兄弟的青綠山水畫,而最後落實到這位畫家青綠山水的評價也就那麼一點文字,還都是些模稜兩可的話。而另一位畫家如果畫的比較現代,那麼文章就會從馬蒂斯扯到畢加索,進而還會扯到安迪·沃霍,而涉及到那位畫家自身的作品時就又都是似是而非,閃爍其詞的語言了。
當下實興開學術或藝術研討會,也聽了不少美術評論家在畫家藝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很少留下深刻的印象,聽到的往往是一些毫無價值的陳詞濫調,是一杯杯的溫吞水,聽後頭腦里一片空白,不知他們東拉西扯的都說了些什麼,而好的美術評論應當是字夾風雷,聲擲金石。這種毫無意義與價值的學術或藝術研討會還是少開一點吧,現在應當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開些會。美術評論家們要多研究一點當今美術界面臨的重大學術問題,在美術作品中就如何反映時代的風貌與特點,如何在創作性、人民性和社會性形成完美統一的問題上多做一番研究,多下一點功夫寫出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文章。
美術界現在有商品畫,還有商品文章,有商品畫其實並不那麼可怕,而商品文章才是真真可怕的。商品畫是畫家對藝術的不負責任,為了高速度的追求物質利益,因而應酬敷衍,它所造成的負面作用雖不可低估,但比起商品文章的危害還是小的多。商品文章的負面影響太大了,因為它屬於輿論導向,屬於學術介紹,它披著指導藝術的外衣。美術界這類商品文章的充斥,直接影響到中國美術事業的發展,長此以往還會降低或影響到我們全民族對於藝術的欣賞水平。
我呼籲藝術批評的歸來,因為大師是在批評中產生的。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我們正處在有史以來文藝最繁榮的時期,我們這個時代本來應該是大師輩出的時代,但當代美術界卻與大師無緣,這是美術界的尷尬,我更以為這是中國美術評論界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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