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教漢語，我跟學生聊了聊同性戀

科技 08-15

圖片來源：www.pexels.com

撰文 | 崔樂（中國傳媒大學文學博士，奧克蘭大學教育學博士生）

責編 | 錢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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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國孔子學院總部委派，我於2014年赴位於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市的烏拉爾聯邦大學教授漢語。根據學生的漢語水平，我的課程涉及初級、中級、高級三個層次。給高級班上課一直處於困境：課本是十多年前出版的，多是選自通俗雜誌的「心靈雞湯」式短文，既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和當代中國文化脫節，又難以保證辭彙的實用與吐故納新。學生們學得興味寡然，提出更換教材的要求。

為了不再受制於枯燥過時的教材，在找到適合的新教材之前，我決定自選文章授課，不僅希望能教授更實用的漢語，還希望向學生呈現一個變動不居的當代中國。正是這一應對困局的選擇，給了我在漢語教學中融入性別視角的契機與方式——選擇與性別相關的文章作為課文。其中，兩篇課文是關於同性戀：《當同性戀遇到計劃生育》

（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9月20日）

、《北京法院審理首例同性戀狀告矯正治療案》

（BBC中文網2014年 7月 31日）

。我設計了下面一些問題供學生討論：

有些人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你怎麼看同性戀「矯正治療」？在俄羅斯有這樣的治療嗎？

你認識的人里有同性戀嗎？可以分享和同性戀有關的經歷或故事嗎？

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戀，你會怎麼做？

在俄羅斯，人們怎麼看待同性戀？政府是什麼態度？你怎麼看政府制定的「反同宣傳法案」？

你支持「同性婚姻」嗎？為什麼？

你怎麼看「形式婚姻」
（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迫於社會壓力而結成的互助的婚姻關係）
？

在俄羅斯，宗教對同性戀的態度是怎樣的？你怎麼看？

課堂中的觀點碰撞

在學習《當同性戀遇到計劃生育》這篇文章時，我通過一系列提問，引導學生表達對同性戀議題的看法，兩位女生的看法針鋒相對。

索菲亞說

（以下所有學生的發言均是我課後根據回憶的轉述，整合了零散的發言，修正了原話中的語病，會比學生的原話更通順流暢）

：

「我覺得同性戀是一種病，一種精神的病。我的朋友中沒有同性戀，但我認識的人里有同性戀，我覺得他們生活得很好，沒有問題。有一個教授告訴我，一個班上有兩個女生是情侶，她們在學校公開牽手、擁抱，別人對她們還是很友好。在葉卡捷琳堡，有同性戀去的夜店，他們有專門的地方去認識朋友，交友很方便。我不明白為什麼歐美的同性戀要上街抗議。我支持同性婚姻，因為婚姻不只是性，同性婚姻可以讓他們生活得更方便，但我覺得同性戀家庭的孩子會很不幸福。雖然有心理學家說這不會有影響，但我還是覺得孩子生活在同性戀家庭很不好。如果我的孩子告訴我他/她是同性戀，我會非常悲痛，我不能接受自己孩子是同性戀，這是我能想到的最痛苦的事，我甚至一想到這個就不敢生孩子了。我覺得俄羅斯的反同宣傳法案很好，政府不應該只管經濟、政治，還有必要管文化。如果有導演拍的電影把同性戀塑造成一個好人，這個法律可以禁止這樣做。

（關於俄羅斯女權組織Pussy Riot）

我覺得她們瘋了，在教堂里又唱又跳。

（關於形式婚姻）

如果他們想要孩子怎麼辦？怎麼有孩子？我覺得如果他們可以生孩子，他們就不是同性戀

（註：根據我的理解，索菲亞的意思是，形式婚姻中的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之間只要可以發生性行為，就不會是同性戀）

。」

另一位女生阿琳娜則表達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有好朋友是同性戀，她們是一對拉拉，一個31歲，一個28歲。她們想要有孩子，這很煩惱，所以她們找到一個男性朋友，和她們其中的一個生孩子。她們對這裡的生活不滿意，計劃移民到其他國家。在俄羅斯，同性戀的生活不好。宗教是很大的問題，聖經上說同性戀去死。

（關於反同宣傳法案）

政府不做好事，不去管經濟

（註：俄羅斯2014年陷入嚴重經濟危機，盧布大幅貶值）

，反而制定這個法律，很多記者認為這違背了言論自由。

（關於同性婚姻）

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干涉民眾的私生活，愛情中不可以有暴力。如果我的孩子是同性戀，完全沒有問題。」

另一位女生伊薇娜性格文靜，較少主動發言，在我的提問下她講道：

「我的朋友里沒有同性戀，但是我認識別的班的一個男生，因為他的behaviour，人們懷疑他是同性戀，很多人對他很不友好。」

雖然只是簡單幾句，但當索菲亞與阿琳娜對同性戀在俄羅斯的生存狀況有相反的認識時，伊薇娜的幾句話似乎為阿琳娜扳回一局。

言語衝突中的教師角色

在索菲亞與阿琳娜交替發言時，現場氣氛一度顯得微妙和尷尬。阿琳娜談到反同宣傳法案時說：「在俄羅斯，聰明人都不喜歡這個法律」。索菲亞的表情顯得很不高興，說：「我覺得阿琳娜這樣說，是說我很笨。」

在之後我與阿琳娜的一次單獨談話中，阿琳娜又談到這次僵持的爭論：「我和索菲亞的政治立場很不同。她很喜歡普京，而我曾經參加過反普京的示威。我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很不同。我上次課其實想說『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都不喜歡反同宣傳法案』，可是我想不起來『知識分子』這個詞，就用『聰明人』替代。」為了消除索菲亞的誤解，在之後與索菲亞的單獨談話中，我向她解釋了阿琳娜使用

「聰明人」

一詞的原因，索菲亞顯得有些釋然。

當學生在課堂上就某一議題發生觀點衝突時，教師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是我捫心自問、感到困擾的問題。在這次關於同性戀的討論中，雖然我個人憎惡俄羅斯官方對同性戀的迫害，也清楚俄羅斯嚴峻的恐同氛圍，但並沒有在課堂上坦露我的態度。

一方面

，我擔心暴露立場後，會抑制學生髮出不同的聲音，只有盡量不涉入爭論、保持中立，才能讓學生在發言時更無所顧忌、不必有政治正確的壓力。

另一方面

，我會假裝對俄羅斯的狀況知之甚少，或希望向學生求證從媒體報道得知的一些消息，以此誘導學生髮表看法——這畢竟是漢語課，不是專門的性別教育課，學習語言、練習口語是第一位的，因而我會通過「裝傻」為學生創造開口說話的機會和條件，在此過程中，我的主要角色是設置議程、引導方向、語言糾錯、講解生詞。

然而，問題來了：

如果我只是「裝傻」，那性別教育如何成為可能？如何在觀點的分歧與對立中引導多元平等的價值觀？

在課堂上，我一方面以「局外人」的角色旁觀學生對於俄羅斯同性戀生存現狀的爭論，另一方面在爭論陷入僵持時，不時以中國人的身份穿插介紹中國的情況。例如：相比而言，中國比俄羅斯更寬容，雖然沒有反同宣傳法案，但是政府依然會審查電影電視和視頻網站中的同性戀形象或情節；媒體的報道和討論越來越多；大城市的年輕同性戀生活相對自由，但農村的同性戀會面臨很大的傳統觀念的壓力；儒家文化非常重視生育，在計劃生育政策下，身為同性戀的獨生子女面臨更大的婚育壓力，由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組成的「形式婚姻」是一種應對策略；同性婚姻在中國大陸的爭議很大，同性戀社群認為這是「權利」，台灣、香港的討論更多，台灣已經進入立法程序；京滬穗等大城市的同性戀酒吧越來越多；年輕人受西方的流行文化與性別政治的影響，越來越接受和包容同性戀。

其實，語言從來就不是絕對客觀、不偏不倚的，當我有限度地表達看法和陳述事實時，當我從某一角度或以某一方式提問時，已經暗含我的感情傾向，至少沒有負面立場。此外，課文《當同性戀遇到計劃生育》選自向來堅守自由主義立場的《紐約時報》，文章展現了同性戀群體承受的種種束縛與不公，對事實和現象的選取、呈現、評論已經帶有傾向性，彰顯出反抗異性戀霸權的立場。這讓我獲得些許安慰——即便我有意隱瞞立場，學生還是可以從我的表達與課文的字裡行間看到另一種與俄羅斯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態度，這或許可以潤物細無聲地引發學生的批判思考。

酷兒的恐懼

根據俄羅斯LGBT網路

（Russia LGBT network）

網站的報道，俄羅斯北極聯邦大學教師Oleg Kluenkov因為公開支持LGBT的言論與行動，被以「曠工」為由辭退；遠東聯邦大學教師Alexander Berezkin 也因公開支持LGBT的言論與行動被要求主動辭職。

這樣的新聞，足以令有心在俄羅斯做性別教育的教師噤若寒蟬。需要坦言的是，這也是我在關於同性戀議題的課堂討論中隱藏觀點、自我審查的一個原因，我擔心旗幟鮮明地支持同性戀權益會招致一些學生的反感，並暴露自己的性傾向。我懷疑，會不會有學生也像我一樣試圖掩飾自己的性傾向，並在這樣的課堂討論中有所顧忌或惴惴不安？在俄羅斯目前嚴重恐同的社會環境下，每一個持有性別異見或性少數身份的酷兒都很難不感受到恐懼。

於是，既心懷恐懼，又按耐不住內心的興奮，我展開了上述的教學實踐。在課堂上，我既感受到了恐同者的傲慢與偏見，也感受到了友同者的憤怒與支持。我相信，即使再漫長的寒冬，也擋不住春天的腳步，擋不住愛與自由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