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社會的關係所在
《明日之子》、《中國新說唱》、2018《中國好聲音》等音樂綜藝節目輪番開播，又將一批獨立音樂人帶入大眾視野。蔡維澤、七修遠、Lamp猴子、Tiger譚秋娟等人成為媒體和網友故事中的主人公。
自2005年以來，東亞獨立音樂的人氣大幅增長，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這種趨勢鼓勵獨立樂隊在各地地下音樂場景中追求自己的DIY事業。2012年至2017年間，台灣學者簡妙如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進行了民族志研究，並對兩岸的DIY音樂實踐作闡釋和比較。
簡妙如表示，兩岸有著重合的華語流行音樂市場，在她觀察和採訪的音樂人中，中國大陸的P.K. 14和台灣地區的透明雜誌兩個樂隊被視為DIY實踐的典範，他們信奉DIY倫理並在其中創造自己的文化。同時她也指出，雖然兩個樂隊以不同的形式抵制主流文化，開闢了保留音樂自主權的可能性，DIY的職業道路仍然受到不可持續的市場、融資短缺以及大型音樂公司平台持續主導市場所帶來的挑戰。
在追求DIY的職業道路上，音樂人除了得到「解放」外，更面臨種種矛盾的境遇。
遠離搖滾音樂的商業化環境
簡妙如對P.K. 14的描述是「北京地下音樂的傳奇樂隊」。P.K. 14是public kingdom for teen（青春公共王國）的縮寫。這支後朋克樂隊於1997年在南京成立，兩年後轉移到北京成為中國新興地下音樂的代表性力量。
P.K. 14樂隊，右一為主唱楊海崧。 本文圖片均來自網路
據簡妙如了解，20世紀90年代孕育了新一代的年輕搖滾樂手，他們明確區分自已與以崔健為代表的前一代偶像搖滾樂手。新一代搖滾樂手大多成長於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並作為蓬勃發展的「打口一代」進入音樂界。同時， Nirvana（涅槃），Smashing Pumpkins（碎南瓜）和Joy Division等西方搖滾樂隊的作品通過打口碟逐漸風靡市場，成為中國搖滾青年的精神食糧。隨著國際搖滾音樂成為中國搖滾青年音樂創作的新參考點，「後崔世代」很快就在中國的地下搖滾界形成。
打口碟
在過去二十年中，P.K. 14發行了數張受歡迎的專輯。2008年，《時代周刊》將他們評為亞洲最優秀的五大樂隊之一。此外，P.K. 14也是少數獲得國際音樂評論家關注並吸引西方製片人拍攝紀錄片的中國樂隊。
P.K. 14部分專輯封面，由左至右依次為《白皮書》（2005）、《城市天氣的航行》（2008）、《1984》（2013）。
儘管如此，P.K. 14對於大部分中國民眾而言依然不為人知。
獨立音樂製作通常意味著一種更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但簡妙如調查發現，P.K. 14樂隊卻走了一 條「務實創業」（pragmatic entrepreneurship）的路。樂隊的四名成員並不認為音樂是一項全職工作，他們在白天是工薪族或自由職業者。這種方式使樂隊受益，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音樂就完全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中。
簡妙如指出，由於音像製品受到監管，真正的DIY實踐很難落地。諸如摩登天空（Modernsky）和兵馬司（Maybe Mars）等音樂公司會根據樂隊不同的發展階段選擇合作形式，雙方簽署的合同也僅用於錄製唱片和發行唱片，並不包括整個的經紀和管理過程。
當時，摩登天空和兵馬司還沒成為中國有名的音樂公司，他們更接近流行文化學者艾倫·奧康納（Alan O』Connor）在《朋克唱片公司與自主鬥爭》（Punk Record Labels and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一書中描述的「商業朋克廠牌」（commercial punk labels），將音樂出版視為一樁重要的事情。 與這些廠牌簽約的音樂人幾乎不知道自己唱片的銷售情況，版稅也寥寥無幾。但是，對於新生代音樂人而言，選擇與這些獨立廠牌合作是克服融資難題和公司高門檻的一條捷徑。
P.K. 14樂隊的DIY實踐也和主流商業運營模式有所區別，比如樂隊很少在節日進行表演，只願意參與那些由志同道合的人舉辦的活動。樂隊主唱楊海崧在採訪中向簡妙如解釋：「 有些節日活動只向知名樂隊支付巨額演出費，小樂隊基本什麼都得不到，所以我們向來也不支持類似活動……比如說，我們不在MAO Livehouse上表演，因為他們只選擇叫座的樂隊，而剛出道的新樂隊很難獲得機會。」
在巡演中，P.K. 14總是用「DIY or die」的口號敦促粉絲支持本地音樂發展。
楊海崧非常關心北京乃至全國各地的獨立音樂培育。據簡妙如了解，2006年，楊海崧成功說服移居北京的美國投資人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創建了獨立廠牌兵馬司。目前，兵馬司簽約的新樂隊和他們的唱片讓兵馬司在國際上被視為傳播「中國青年聲音」的里程碑之作。此外，楊海崧還幫助摩登天空成立了House Party音樂製作計劃，致力於尋找北京外優秀的新樂隊。
北京實驗音樂人朱文博在2015年的採訪中向簡妙如這樣評價楊海崧的樂隊：「我們是P.K. 14的鐵杆粉絲……楊海崧是個天才，他製作了許多新樂隊的第一張專輯。他和他的錄音室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由於這些努力，近年來中國各地有不少新搖滾樂隊已經進入市場。
迂迴抵抗搖滾精神的變化
為了避免被認為是政治異見者，大多數搖滾樂手更喜歡在大眾議題上進行創作。然而，這並不影響中國搖滾樂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被民眾視為反叛象徵的事實。然而，搖滾形象在21世紀的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樂評人張曉舟認為，中國搖滾正在步入資本主義的洪流當中。在政治環境和消費主義的影響下，它已經從一個「神聖的搖滾」轉變為「粉紅色的搖滾」。2013年，崔健在熱門電視選秀節目中擔任導師，節目給予可觀的報酬，再次引發了對搖滾與市場激勵之間關係過近這一問題的討論。
P.K. 14的音樂吸引了許多喜歡國際搖滾音樂及其音樂情感的年輕粉絲。他們向簡妙如描述，在聽P.K. 14的歌曲時，通過自身對歌詞的探索和歌詞中的批判性思維，會產生一種代入共鳴而獲得心靈自由。
P.K. 14演出現場
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象徵著中國崛起為全球化體制中的重要力量，專輯《城市天氣的航行》則描繪了奧運會期間大都市變化中的不安情緒；2013年的專輯《1984》採用了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同名小說的名字；2015年，P.K. 14即興創作了專輯《金蟬脫殼：為展覽而作的音樂》，據楊海崧向簡妙如解釋，專輯中的「金」、「蟬」、「殼牌」、「托洛茨基」四首歌曲隱晦地表達了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多個方面。
簡妙如指出，P.K. 14的DIY實踐走的是曲線之路，表達了一種「拒絕式」的反抗。一切「自己動手」意味著拒絕成為商品，拒絕融入現實世界。在此意義上，就不難理解為什麼P.K. 14很少參加官方批准和組織的節日演出，而只參加志同道合的表演活動。
2010年，P.K. 14在台灣地區巡演時，為其提供本地支持的是台灣樂隊透明雜誌（Touming Magazine）。
不沾染惡習的次文化倡導者
透明雜誌從2007 年開始活動，2010年發行了第一張專輯《我們的靈魂樂》。由於與日本獨立藝術家之間建立合作網路，樂隊吸引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和其他亞洲地區的粉絲。透明雜誌還通過美國一家獨立七寸黑膠唱片廠牌發行過兩首單曲，因此在美國也有追隨者。
透明雜誌樂隊，左一主唱已離開樂隊。
簡妙如表示，透明雜誌的音樂鼓舞人心，尤其是對台灣地區的青少年和青年歌迷。他們的歌詞不再叛逆和憤怒，而是像電影場景中的小插曲一樣描繪生活體驗，比如平庸的校園生活以及青少年經歷的情感高潮和低谷。
歌曲「凌晨晚餐」就展現了高中生的生活快照：「時間三點鐘……完全沒有睡意……放下手中漫畫，聽著窗外的貓們……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天空如夢似幻的灰藍，穿上外套我準備離開房間，往學校的方向走去。」粗略的歌詞描述了一個台灣青少年的憂鬱，他們單調的學校生活僅限於家庭和校園。
另一系列著名歌曲則表達了年輕搖滾愛好者的共同感受，比如《時速160公里的吉他、貝斯和鼓》和《Young Heart Guitar》。
透明雜誌演出現場
透明雜誌的現場演出總是充滿活力。參與者加入舞池並經常因此受傷，西方朋克音樂會的情況也是如此。演出結束後，他們津津樂道地數著狂舞時留下的傷痕。簡妙如認為，這是一種儀式化的幸福狀態，將痛苦和快樂融為一體，成為透明雜誌粉絲的特色。
透明雜誌一直堅持自己的DIY 精神，但與許多台灣地區大學或獨立樂隊不同的是，多數透明雜誌的成員沒有精英大學的畢業證書，他們的外表也不同於傳統的朋克形象。這主要是受美國非主流樂隊Fugazi倡導的不沾染惡習的次文化（straight-edge subculture）的影響，美國作家、音樂人麥克爾·阿澤拉德（Michael Azerrad）在他的書《我們的樂隊可能是你的生命》（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中將這種次文化描述為「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動手」，也是為了「做正確的事情」。
透明雜誌的成員不吸毒和少沾酒精，選擇了一種更積極的處事方式，因此他們被業內人士譽為「時髦的朋克」(smart punk)。同時，他們帶動了新朋克樂隊社區的形成，吸引了其他四個樂隊加入。
2008年起，這個有粉絲、朋友和其他獨立音樂人參與的朋克社區網路創立了多個音樂廠牌、發行了專輯，兩年後合夥成立了一家獨立唱片店Waiting Room （取自Fugazi樂隊的曲名），2015年設立了在線廣播頻道Room Radio。此外，他們還舉辦了多個線下音樂活動。
簡妙如了解到，大多數樂隊成員都保留了全職或兼職工作，以將生活成本降到最低，這與P.K. 14的情況相似。這些樂隊同時成為新興國際化朋克社區的文化中介。他們從不說「請購買我的專輯」，而總是敦促粉絲「去組建自己的樂隊，創作更多的表演」，或者「經營自己的社群」。
次文化漫畫店Mangasick
透明雜誌對粉絲影響深遠，比如資深粉絲黃尖2013年在台北開了一家次文化漫畫店Mangasick，在過去幾年中為活躍當地次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黃尖向簡妙如表示，樂隊主唱經常在BBS上談論漫畫書、音樂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粉絲開始想像一種新的年輕生活方式——「我不只是在下班或課後參加演出，我一邊聽音樂一邊研究漫畫、小說、電影和滑板。」
安靜的反叛：拒絕成為商品
簡妙如指出，與大陸的情況相似，由於台灣地區獨立音樂的普及，演出和音樂節已經變成有利可圖的業務。許多來自地下音樂的場館經營者和節日組織者卻越來越多地採用主流的商業運作模式，而當地不少獨立樂隊都認為這種模式具有剝削性。
透明雜誌和其他一些樂隊經常在在線廣播節目中討論這一問題。他們強烈拒絕在主流音樂節上表演，並倡導所有樂隊要為合理的演出費展開談判。他們深知，在目前情形下，在線平台、線下場地或節日演出仍由少數幾家大型企業集團控制。獨立音樂家和樂隊要麼被選中，要麼永遠保持邊緣。
樂隊成員在採訪中告訴簡妙如：「老實說，一個人自己推廣音樂真的很累......我在電視上看到脫口秀節目中有很多獨立樂隊，感到很震驚......觀眾、消費者、甚至樂隊本身都沒有明確他們到底是獨立樂隊還是商業樂隊……很多粉絲都認為透明雜誌同電視上的那些樂隊毫無差別。他們只知道我們沒有同任何唱片公司簽約，不會細究我們和那些主流獨立樂隊在運作方式上的細微差別。」
從這個角度來看，簡妙如認為，對於DIY的堅持是某種明確的「政治」，是超越資本主義的真正的替代品。
簡妙如還發現，近年來台灣地區政府補貼流行音樂的政策也似乎成為一個問題。類似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文化與創意藝術學院教授馬丁·克洛南（Martin Cloonan）在其所著的《英國的流行音樂與國家》（Popular Music and the State in the UK）一書中提出的「促銷型政府」（promotional state），台灣地區政府自2007年以來實施的補貼政策使政府成為台灣最大的唱片公司和投資者。
這樣導致的結果是，許多樂隊只關心如何撰寫提案以獲得補貼。所謂的「另類思維」或「自主創作」最終成為沒有任何目的的口號。當地藝術家高俊宏對此表示，雖然補貼政策是為了解決當地過去十年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問題，但其真正的效果仍然令人懷疑。
在這一背景下，透明雜誌拒絕申請政府補貼。雖然他們沒有想通過這看似叛逆的姿態逞英雄，但由於「反叛的搖滾」在台灣地區被包裝成商品，對搖滾「改變世界」的信念也成為了一種受歡迎的口號和新觀念。憤怒、抗議或反叛已經模糊地融入到商業化和消費的洪流中。
然而，後來發生的一件極端事件讓最初熱情參與的透明雜誌成員冷靜下來，他們發現英雄主義、極端言論和憤世嫉俗充斥著在線論壇。樂隊成員從起初與粉絲在Facebook上討論問題，到後來放棄與大眾溝通。他們告訴簡妙如，現在的主流觀點是另類思維可以被當作商品售賣，我們越在意大眾的想法，自己的力量就越弱。
情境化的抗爭和生存妥協
通過對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簡妙如認為P.K. 14和透明雜誌代表了DIY職業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兩種生存方式。
P.K. 14的DIY實踐是合作式的，樂隊與獨立廠牌聯合製作發行。不過，由於樂隊並不試圖從音樂事業中謀利，所以樂隊自主性得以維持。P.K. 14通過拒絕在音樂節等活動中演出，迴避了審查和向音樂公司不必要的妥協，也遠離了中國蓬勃發展的現場音樂表演市場。
相比之下，透明雜誌則遵循了典型朋克DIY實踐的軌跡。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影響了許多在本地獨立音樂場景中發展起來的草根DIY運動。這些運動已經轉變為台灣地區各種相關的獨立文化，如音樂廠牌、書店、個人出版、DIY藝術和書展。
但簡妙如也指出，我們應該避免過度慶祝DIY職業的浪潮，如果沒有適當的審查，DIY職業可能會成為一種不知不覺的新自由主義陰謀——只強調個體的個性化發展，鼓吹年輕人接受並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環境中，走向過度的自我剝削。
此外，DIY職業的有限規模、財務問題以及主流音樂平台的主導地位仍然是DIY音樂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事實上，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P.K. 14和透明雜誌的DIY音樂事業實質是一種情境化的抗爭和生存妥協，並不意味著一條浪漫的「解放」之路已經明燈閃爍。
[以上內容整理自學術文章「東亞DIY音樂職業的生存鬥爭和抵抗——以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為例」( The Survival Struggle and Resistant Politics of a DIY Music Career in East Asia: Case Studies of China and Taiwan)。文章刊於學術期刊《文化社會學》（Cultural Sociology），首發於SAGE Journals平台。許中波對本文亦有貢獻，在此感謝。]
城市與社會
澎湃新聞 2018-08-12 10:07:2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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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子》、《中國新說唱》、2018《中國好聲音》等音樂綜藝節目輪番開播，又將一批獨立音樂人帶入大眾視野。蔡維澤、七修遠、Lamp猴子、Tiger譚秋娟等人成為媒體和網友故事中的主人公。
自2005年以來，東亞獨立音樂的人氣大幅增長，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這種趨勢鼓勵獨立樂隊在各地地下音樂場景中追求自己的DIY事業。2012年至2017年間，台灣學者簡妙如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進行了民族志研究，並對兩岸的DIY音樂實踐作闡釋和比較。
簡妙如表示，兩岸有著重合的華語流行音樂市場，在她觀察和採訪的音樂人中，中國大陸的P.K. 14和台灣地區的透明雜誌兩個樂隊被視為DIY實踐的典範，他們信奉DIY倫理並在其中創造自己的文化。同時她也指出，雖然兩個樂隊以不同的形式抵制主流文化，開闢了保留音樂自主權的可能性，DIY的職業道路仍然受到不可持續的市場、融資短缺以及大型音樂公司平台持續主導市場所帶來的挑戰。
在追求DIY的職業道路上，音樂人除了得到「解放」外，更面臨種種矛盾的境遇。
遠離搖滾音樂的商業化環境
簡妙如對P.K. 14的描述是「北京地下音樂的傳奇樂隊」。P.K. 14是public kingdom for teen（青春公共王國）的縮寫。這支後朋克樂隊於1997年在南京成立，兩年後轉移到北京成為中國新興地下音樂的代表性力量。
P.K. 14樂隊，右一為主唱楊海崧。 本文圖片均來自網路
據簡妙如了解，20世紀90年代孕育了新一代的年輕搖滾樂手，他們明確區分自已與以崔健為代表的前一代偶像搖滾樂手。新一代搖滾樂手大多成長於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並作為蓬勃發展的「打口一代」進入音樂界。同時， Nirvana（涅槃），Smashing Pumpkins（碎南瓜）和Joy Division等西方搖滾樂隊的作品通過打口碟逐漸風靡市場，成為中國搖滾青年的精神食糧。隨著國際搖滾音樂成為中國搖滾青年音樂創作的新參考點，「後崔世代」很快就在中國的地下搖滾界形成。
打口碟
在過去二十年中，P.K. 14發行了數張受歡迎的專輯。2008年，《時代周刊》將他們評為亞洲最優秀的五大樂隊之一。此外，P.K. 14也是少數獲得國際音樂評論家關注並吸引西方製片人拍攝紀錄片的中國樂隊。
P.K. 14部分專輯封面，由左至右依次為《白皮書》（2005）、《城市天氣的航行》（2008）、《1984》（2013）。
儘管如此，P.K. 14對於大部分中國民眾而言依然不為人知。
獨立音樂製作通常意味著一種更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但簡妙如調查發現，P.K. 14樂隊卻走了一 條「務實創業」（pragmatic entrepreneurship）的路。樂隊的四名成員並不認為音樂是一項全職工作，他們在白天是工薪族或自由職業者。這種方式使樂隊受益，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音樂就完全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中。
簡妙如指出，由於音像製品受到監管，真正的DIY實踐很難落地。諸如摩登天空（Modernsky）和兵馬司（Maybe Mars）等音樂公司會根據樂隊不同的發展階段選擇合作形式，雙方簽署的合同也僅用於錄製唱片和發行唱片，並不包括整個的經紀和管理過程。
當時，摩登天空和兵馬司還沒成為中國有名的音樂公司，他們更接近流行文化學者艾倫·奧康納（Alan O』Connor）在《朋克唱片公司與自主鬥爭》（Punk Record Labels and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一書中描述的「商業朋克廠牌」（commercial punk labels），將音樂出版視為一樁重要的事情。 與這些廠牌簽約的音樂人幾乎不知道自己唱片的銷售情況，版稅也寥寥無幾。但是，對於新生代音樂人而言，選擇與這些獨立廠牌合作是克服融資難題和公司高門檻的一條捷徑。
P.K. 14樂隊的DIY實踐也和主流商業運營模式有所區別，比如樂隊很少在節日進行表演，只願意參與那些由志同道合的人舉辦的活動。樂隊主唱楊海崧在採訪中向簡妙如解釋：「 有些節日活動只向知名樂隊支付巨額演出費，小樂隊基本什麼都得不到，所以我們向來也不支持類似活動……比如說，我們不在MAO Livehouse上表演，因為他們只選擇叫座的樂隊，而剛出道的新樂隊很難獲得機會。」
在巡演中，P.K. 14總是用「DIY or die」的口號敦促粉絲支持本地音樂發展。
楊海崧非常關心北京乃至全國各地的獨立音樂培育。據簡妙如了解，2006年，楊海崧成功說服移居北京的美國投資人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創建了獨立廠牌兵馬司。目前，兵馬司簽約的新樂隊和他們的唱片讓兵馬司在國際上被視為傳播「中國青年聲音」的里程碑之作。此外，楊海崧還幫助摩登天空成立了House Party音樂製作計劃，致力於尋找北京外優秀的新樂隊。
北京實驗音樂人朱文博在2015年的採訪中向簡妙如這樣評價楊海崧的樂隊：「我們是P.K. 14的鐵杆粉絲……楊海崧是個天才，他製作了許多新樂隊的第一張專輯。他和他的錄音室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由於這些努力，近年來中國各地有不少新搖滾樂隊已經進入市場。
迂迴抵抗搖滾精神的變化
為了避免被認為是政治異見者，大多數搖滾樂手更喜歡在大眾議題上進行創作。然而，這並不影響中國搖滾樂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被民眾視為反叛象徵的事實。然而，搖滾形象在21世紀的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樂評人張曉舟認為，中國搖滾正在步入資本主義的洪流當中。在政治環境和消費主義的影響下，它已經從一個「神聖的搖滾」轉變為「粉紅色的搖滾」。2013年，崔健在熱門電視選秀節目中擔任導師，節目給予可觀的報酬，再次引發了對搖滾與市場激勵之間關係過近這一問題的討論。
P.K. 14的音樂吸引了許多喜歡國際搖滾音樂及其音樂情感的年輕粉絲。他們向簡妙如描述，在聽P.K. 14的歌曲時，通過自身對歌詞的探索和歌詞中的批判性思維，會產生一種代入共鳴而獲得心靈自由。
P.K. 14演出現場
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象徵著中國崛起為全球化體制中的重要力量，專輯《城市天氣的航行》則描繪了奧運會期間大都市變化中的不安情緒；2013年的專輯《1984》採用了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同名小說的名字；2015年，P.K. 14即興創作了專輯《金蟬脫殼：為展覽而作的音樂》，據楊海崧向簡妙如解釋，專輯中的「金」、「蟬」、「殼牌」、「托洛茨基」四首歌曲隱晦地表達了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多個方面。
簡妙如指出，P.K. 14的DIY實踐走的是曲線之路，表達了一種「拒絕式」的反抗。一切「自己動手」意味著拒絕成為商品，拒絕融入現實世界。在此意義上，就不難理解為什麼P.K. 14很少參加官方批准和組織的節日演出，而只參加志同道合的表演活動。
2010年，P.K. 14在台灣地區巡演時，為其提供本地支持的是台灣樂隊透明雜誌（Touming Magazine）。
不沾染惡習的次文化倡導者
透明雜誌從2007 年開始活動，2010年發行了第一張專輯《我們的靈魂樂》。由於與日本獨立藝術家之間建立合作網路，樂隊吸引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和其他亞洲地區的粉絲。透明雜誌還通過美國一家獨立七寸黑膠唱片廠牌發行過兩首單曲，因此在美國也有追隨者。
透明雜誌樂隊，左一主唱已離開樂隊。
簡妙如表示，透明雜誌的音樂鼓舞人心，尤其是對台灣地區的青少年和青年歌迷。他們的歌詞不再叛逆和憤怒，而是像電影場景中的小插曲一樣描繪生活體驗，比如平庸的校園生活以及青少年經歷的情感高潮和低谷。
歌曲「凌晨晚餐」就展現了高中生的生活快照：「時間三點鐘……完全沒有睡意……放下手中漫畫，聽著窗外的貓們……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天空如夢似幻的灰藍，穿上外套我準備離開房間，往學校的方向走去。」粗略的歌詞描述了一個台灣青少年的憂鬱，他們單調的學校生活僅限於家庭和校園。
另一系列著名歌曲則表達了年輕搖滾愛好者的共同感受，比如《時速160公里的吉他、貝斯和鼓》和《Young Heart Guitar》。
透明雜誌演出現場
透明雜誌的現場演出總是充滿活力。參與者加入舞池並經常因此受傷，西方朋克音樂會的情況也是如此。演出結束後，他們津津樂道地數著狂舞時留下的傷痕。簡妙如認為，這是一種儀式化的幸福狀態，將痛苦和快樂融為一體，成為透明雜誌粉絲的特色。
透明雜誌一直堅持自己的DIY 精神，但與許多台灣地區大學或獨立樂隊不同的是，多數透明雜誌的成員沒有精英大學的畢業證書，他們的外表也不同於傳統的朋克形象。這主要是受美國非主流樂隊Fugazi倡導的不沾染惡習的次文化（straight-edge subculture）的影響，美國作家、音樂人麥克爾·阿澤拉德（Michael Azerrad）在他的書《我們的樂隊可能是你的生命》（Our Band Could be Your Life）中將這種次文化描述為「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動手」，也是為了「做正確的事情」。
透明雜誌的成員不吸毒和少沾酒精，選擇了一種更積極的處事方式，因此他們被業內人士譽為「時髦的朋克」(smart punk)。同時，他們帶動了新朋克樂隊社區的形成，吸引了其他四個樂隊加入。
2008年起，這個有粉絲、朋友和其他獨立音樂人參與的朋克社區網路創立了多個音樂廠牌、發行了專輯，兩年後合夥成立了一家獨立唱片店Waiting Room （取自Fugazi樂隊的曲名），2015年設立了在線廣播頻道Room Radio。此外，他們還舉辦了多個線下音樂活動。
簡妙如了解到，大多數樂隊成員都保留了全職或兼職工作，以將生活成本降到最低，這與P.K. 14的情況相似。這些樂隊同時成為新興國際化朋克社區的文化中介。他們從不說「請購買我的專輯」，而總是敦促粉絲「去組建自己的樂隊，創作更多的表演」，或者「經營自己的社群」。
次文化漫畫店Mangasick
透明雜誌對粉絲影響深遠，比如資深粉絲黃尖2013年在台北開了一家次文化漫畫店Mangasick，在過去幾年中為活躍當地次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黃尖向簡妙如表示，樂隊主唱經常在BBS上談論漫畫書、音樂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粉絲開始想像一種新的年輕生活方式——「我不只是在下班或課後參加演出，我一邊聽音樂一邊研究漫畫、小說、電影和滑板。」
安靜的反叛：拒絕成為商品
簡妙如指出，與大陸的情況相似，由於台灣地區獨立音樂的普及，演出和音樂節已經變成有利可圖的業務。許多來自地下音樂的場館經營者和節日組織者卻越來越多地採用主流的商業運作模式，而當地不少獨立樂隊都認為這種模式具有剝削性。
透明雜誌和其他一些樂隊經常在在線廣播節目中討論這一問題。他們強烈拒絕在主流音樂節上表演，並倡導所有樂隊要為合理的演出費展開談判。他們深知，在目前情形下，在線平台、線下場地或節日演出仍由少數幾家大型企業集團控制。獨立音樂家和樂隊要麼被選中，要麼永遠保持邊緣。
樂隊成員在採訪中告訴簡妙如：「老實說，一個人自己推廣音樂真的很累......我在電視上看到脫口秀節目中有很多獨立樂隊，感到很震驚......觀眾、消費者、甚至樂隊本身都沒有明確他們到底是獨立樂隊還是商業樂隊……很多粉絲都認為透明雜誌同電視上的那些樂隊毫無差別。他們只知道我們沒有同任何唱片公司簽約，不會細究我們和那些主流獨立樂隊在運作方式上的細微差別。」
從這個角度來看，簡妙如認為，對於DIY的堅持是某種明確的「政治」，是超越資本主義的真正的替代品。
簡妙如還發現，近年來台灣地區政府補貼流行音樂的政策也似乎成為一個問題。類似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文化與創意藝術學院教授馬丁·克洛南（Martin Cloonan）在其所著的《英國的流行音樂與國家》（Popular Music and the State in the UK）一書中提出的「促銷型政府」（promotional state），台灣地區政府自2007年以來實施的補貼政策使政府成為台灣最大的唱片公司和投資者。
這樣導致的結果是，許多樂隊只關心如何撰寫提案以獲得補貼。所謂的「另類思維」或「自主創作」最終成為沒有任何目的的口號。當地藝術家高俊宏對此表示，雖然補貼政策是為了解決當地過去十年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問題，但其真正的效果仍然令人懷疑。
在這一背景下，透明雜誌拒絕申請政府補貼。雖然他們沒有想通過這看似叛逆的姿態逞英雄，但由於「反叛的搖滾」在台灣地區被包裝成商品，對搖滾「改變世界」的信念也成為了一種受歡迎的口號和新觀念。憤怒、抗議或反叛已經模糊地融入到商業化和消費的洪流中。
然而，後來發生的一件極端事件讓最初熱情參與的透明雜誌成員冷靜下來，他們發現英雄主義、極端言論和憤世嫉俗充斥著在線論壇。樂隊成員從起初與粉絲在Facebook上討論問題，到後來放棄與大眾溝通。他們告訴簡妙如，現在的主流觀點是另類思維可以被當作商品售賣，我們越在意大眾的想法，自己的力量就越弱。
情境化的抗爭和生存妥協
通過對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簡妙如認為P.K. 14和透明雜誌代表了DIY職業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兩種生存方式。
P.K. 14的DIY實踐是合作式的，樂隊與獨立廠牌聯合製作發行。不過，由於樂隊並不試圖從音樂事業中謀利，所以樂隊自主性得以維持。P.K. 14通過拒絕在音樂節等活動中演出，迴避了審查和向音樂公司不必要的妥協，也遠離了中國蓬勃發展的現場音樂表演市場。
相比之下，透明雜誌則遵循了典型朋克DIY實踐的軌跡。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影響了許多在本地獨立音樂場景中發展起來的草根DIY運動。這些運動已經轉變為台灣地區各種相關的獨立文化，如音樂廠牌、書店、個人出版、DIY藝術和書展。
但簡妙如也指出，我們應該避免過度慶祝DIY職業的浪潮，如果沒有適當的審查，DIY職業可能會成為一種不知不覺的新自由主義陰謀——只強調個體的個性化發展，鼓吹年輕人接受並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環境中，走向過度的自我剝削。
此外，DIY職業的有限規模、財務問題以及主流音樂平台的主導地位仍然是DIY音樂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事實上，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P.K. 14和透明雜誌的DIY音樂事業實質是一種情境化的抗爭和生存妥協，並不意味著一條浪漫的「解放」之路已經明燈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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