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紅利：大家身邊的精神衛生大家
寫在前面
2017年11月3日,國務院通過了衛計委關於「設立中國醫師節」的申請，同意自2018年起，將每年的8月19日設為「中國醫師節」。自此，中國1000多萬醫務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節日。
倘若世間有最美的職業，那一定是醫生——他們擁有最崇高的品德，最深厚的學養；白衣不及他們靈魂的潔凈，燭光不及他們心中的溫暖。救死扶傷！他們是我們身處於危難時最期盼的那雙手；敬佑生命！他們是我們身心暗淡時最溫暖的那盞燈。大愛無疆！他們每個人都有無私奉獻、說完不的故事。
第一個「中國醫師節」到來之際，今天起，我們將推出「太原安定名醫訪談」，帶你認識太原安定醫院那些仁心仁術的大夫們，傾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個個動人故事。
太原安定名醫訪談第1期
郭紅利：大家身邊的精神衛生大家
和藹的鄰家大叔
8月5日一大早，太原安定醫院專家一診室的門口圍滿了人。
「郭教授來了，郭教授好。」「你們好，大家別著急，咱們一個一個來，都能看上，先坐那兒歇會啊。」早上7點，太原安定醫院名譽院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主任醫師郭紅利教授，操著一口純正的京腔，熱情地和患者們打著招呼，開始了他一天的接診工作。這天，是他在太原安定醫院出診的日子。從2016年接受太原安定醫院領導盛情相邀，擔任太原安定醫院首席專家兼名譽院長的那天開始，不管寒冬還是酷暑，無論身體是否有恙，每月兩次，每次3天的時間裡，郭紅利都會輾轉千里，準時來到太原安定醫院，為慕名而來的患者們排憂解難。同時，還要抽出時間去查房，並與其他專家一道聯合會診，指導近期積攢的疑難病症。
今年63歲的郭紅利，3年前從國內一流的精神病醫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退了休。和許多優秀的專家一樣，剛一退休，他就被醫院返聘。返聘專家時間寬裕，閑不下來的郭紅利，經過親自考察，在全國眾多的「追求」者中，選擇了「坐動車兩個小時就能到，節約時間能多看病」，「醫院管理和服務跟的上」的太原安定醫院，把寶貴的經驗和仁心仁術惠及更多病患，讓山西百姓免去奔波之苦，有幸在家門口就能得到國內一流專家的診療服務。
每次來太原出診，郭紅利的愛人總是不放心，因為已經上了年紀的他經常顧不上吃午飯。「患者都在那兒等大半天了，你好意思拋下人家去吃飯？少吃一頓也餓不著。」提到這些，郭紅利爽朗地笑了。
不同於其他專業，精神科醫生面對的本來就是深受「心病」折磨的病患，這就需要付出更大，更平和的耐心。對待每個到訪的患者郭紅利都是笑臉相迎，熱情以待。即便是荒謬，甚至是無奈，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病情，他都會耐住性子，運用專業，平等真誠地解答各種問題，幫助解決各種難題。
「很有耐心，態度很好。每次開的葯，價格不貴，但療效很好。」
「態度和藹、醫術精贊、對待病人就像親人一樣！」
「郭主任醫術精湛，態度親切，對病人耐心認真，我從心裡表示感激。」……
在《搜狐健康平台》上患者的就醫經驗里,留下了無數條對郭紅利這樣的評價。其中一位患者，記下了這樣一件事：
預約了一位專家，結果停診。本來就是有焦慮症，在萬分懊惱的情況下找到了郭大夫，我簡單說幾句請他開藥。郭大夫卻認真負責地說：不要著急，我也得看看你是什麼病呀。態度和藹親切就象是見了老朋友的感覺，一下子懊惱情緒全無，我也驚訝，自問，我也能冷靜的對待事情了？原來是郭大夫的語言改變了我。
短短10幾分鐘，我看到郭大夫醫術高明，醫德高尚，處處為病人著想，想著病人的路程、想著病人的經濟狀況、想著家屬的困境，態度友善，給人感覺可信可依賴的感覺。我看完病還捨不得離開，又見他治療了2位病友後才告別。
我繳費時又來了麻煩，醫療卡不見了，我主觀認為郭大夫沒給我，我回去張口就向他索要，他耐心解釋，說剛才沒用卡，再找找吧!
我想我是冤枉了他，他還是這樣友好，急躁情緒沒有了，翻一番書包，卡就在裡邊哩，謝天謝地，謝謝郭紅利大夫。
對於郭紅利來說，這樣的小事他不可能記得。但是，一件件小事的背後，卻是郭紅利一輩子的堅守。
精衛事業的拓路者
提起郭紅利的名字，許多精神衛生專業的研究生耳熟能詳。因為他們所用的教材《現代精神病學》其中的《精神障礙的院內康復》一節就出自郭紅利之手。從1976年北京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安定醫院後，喜歡挑戰的郭紅利漸漸愛上了這個當時被人「瞧不起」的精神衛生專業病。他熱衷實踐又善於總結研究，從百廢待興、無人問津的年代，到全社會重視並形成完整體制、體系，郭紅利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心血和智慧，一路見證和參與了中國當代精神衛生事業的蓬勃發展。
40多年的職業生涯里，郭紅利參與多本教科書的編寫，並先後發表或參與撰寫《90年代首都精神衛生工作狀況與前瞻—北京市精神疾病流行學調查報告》、《當前抗焦慮藥物使用與濫用傾向》、《對慢性精神分裂症的社區家庭防治康復研究》、《我國精神病人監護的問題》、《精神分裂症殘疾的評估及其現況探討》、《社區綜合性精神康復措施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復作用》等論文20餘篇。
1993、1996年，郭紅利兩度獲得北京市科學技術進步獎。能者多勞，郭紅利還長期擔任北京市殘疾人康復協會副會長、理事；中國殘疾人康復協會精神疾病康復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殘疾人心理衛生分會副秘書長；北京市災後精神干預網路中心成員等眾多職務。與此同時，他還擔任首都醫科大學精神醫學專業教授，將自己的所學所研毫無保留地傳授給與他有同樣追求的繼承者，桃李芬芳，為國家培養了眾多精神衛生優秀人才。
1991年開始，郭紅利主要在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工作，後來長期擔任保健所常務副所長。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成立於1989年，是北京市重要的精神疾病預防控治機構，受北京市衛生局的直接領導，掛靠北京安定醫院管理，承擔著北京市所有社區的精神衛生管理工作，包括流行病學科研、精神疾病社區康復、醫療、教學、精神疾病的預防控制、社區精神衛生工作培訓等各項工作。這個平台和經歷，給了熱衷精神病實踐和研究的郭紅利絕佳機會，成了他施展才華的重要舞台。
在擔任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常務副所長期間，郭紅利在政府和上級領導的支持下，開展了大量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結合實際，為北京市乃至全國的精神衛生防治進行了大量具有開創意義的工作。
在他的直接參与下，保健所制定並逐步修訂《北京市社區精神衛生保健工作管理量化指標細則》；開展了北京市大樣本精神障礙流行學調查和抑鬱障礙流行學調查，為北京市提供了抑鬱症等相關疾病的流行病學數據，為政府決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推行《北京市社區精神衛生個人健康檔案》，打造了引領全國的北京市精神衛生防治系統。2008和2009年，保健所更是承擔了平安奧運和平安國慶的精神衛生安全保障工作，做出突出貢獻，受到了各級領導的肯定。
說起自己的工作經歷，2003年的那段經歷，郭紅利記憶猶新。
2003年，「非典」疫情在全國爆發。這一天，剛端起碗吃飯的郭紅利被緊急通知開會。「當時要求不許遲到，一去才知道要組織一支『心理衛生隊』，進駐各個非典醫院。」沒有遲疑，積極的郭紅利立刻就打電話詢問自己何時到崗。地壇醫院回復說，能快來就快來，這裡問題多了：想自殺的，不吃飯的，不願治療的。就這樣，郭紅利帶著兩封心理疏導信去了。一封信是「寫給戰鬥在 SARS一線的醫務人員」，告訴他們如何接受現實，如何學會放鬆和調整自己，如何學會尋求幫助，「以健康的心態投入到工作中」。另一封是給病人的，他們稱呼病人為「親愛的朋友」。那段時間，每天與SARS感染者「聊天」，就成了郭紅利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郭紅利作記得，第二次走進北京地壇醫院一間 SARS病房時，一位職稱為「主任醫師」的非典患者對他說：「咱們是同行。不過，我現在沒有心理問題了。」郭紅利對他說：「那天我不是來給你看病的，我只是覺得你一個人住一間房很孤獨。現在你有病友了，看樣子也精神多了，我為你高興。」郭紅利回憶說：「他被感染後，一直否認自己得了 SARS，躲在家裡不肯治療，被送來住院後，他說自己是學醫的，知道這病沒有特效藥，說不如馬上死了好，拒絕治療。第一天見面，他問我，你說這病能治嗎？我說，你的命已經保住了，只要你配合治療。我們談了各自的家庭、經歷、人際關係，還有時事政治，很投機。我走時，看到他臉上露出了笑容。」
「在病房裡我沒法看錶，常常出來時已經過了中午。出病房後，我會開醫囑，給一些需要服抗抑鬱葯的病人增減藥量。病房裡的東西不能帶出來，我也沒法做筆記。晚上，我要憑記憶，把病房裡的談話記下來。這是少有的臨床資料。」說道這裡，郭紅利滿臉自豪。
與生命的風險相比，他更珍視的卻是事業。這就是郭紅利給出的答案。
既往開來待後生
對於精神衛生事業，郭紅利有些擔憂又充滿信心。
據衛生部的最新調查，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在1億人以上，精神疾患在我國疾病總負擔的排名中居首位，約佔疾病總負擔的1/5。「對於精神病患群體，社會還是抱以『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這對精神衛生防治工作的開展是非常不利的」。郭紅利的第一個擔憂就是社會長期存在精神疾病的偏見和忽視。
雖然當前精神衛生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但是由於社會對精神疾病長期的偏見和歧視，再加之民眾對抑鬱症等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問題的認知率較低，很多病患都對病情「羞於啟齒」，還有不少人在自身出現精神障礙及心理行為問題時不敢就醫，最終導致病情不斷加重。郭紅利說，對於精神疾病，人們普遍認為是難以治癒，無法控制，且帶有攻擊性的另類疾病，因此中國的精神衛生工作要想順利開展，首要的關鍵就是要通過對相關知識的宣傳和科普，讓人們了解並理解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是完全可以醫治的，而且經過藥物控制，病情不會經常複發，完全可以恢復到正常生活的狀態。」
郭紅利寄望國家進一步提高精神衛生的重視力度，更快落實好全社會齊抓共管和社區康復工作進程，把中國精神衛生防治事業推向更高水平。
亟待補充的醫療人員，也是郭紅利的擔憂之一。作為一類龐雜的病症，精神疾病的救治離不開醫療團隊的支撐，然而郭紅利直言，與龐大的精神疾病人群相比，專業的精神科醫護人員卻是極度匱乏。以重性精神病人為例，目前我國有重性精神病人1600萬人，但全國註冊精神科醫師只有2.05萬人，護士3萬人，醫患比例高達1∶840，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郭紅利指出，這種情況導致「很多病人無法在當地得到及時有效的診治，致使病情不斷加重，這也是造成精神病人引發意外事件的原因之一」。
精神科醫生由於經常要應對一些病情發作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突發情況」，工作上會面臨更大的人身風險，工作強度和壓力也很大，同時這項工作也往往不被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所理解，再加之相對一般的工作收入，會讓很多醫生覺得自己的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因此「人員經常性缺乏，招不來人」就成了精神科的一個常態。郭紅利呼籲，加大人們對精神科醫師工作性質的了解，落實好精神科醫生崗位設置與精神病專人才培養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專業人才數量不足的問題，保證精神衛生事業後繼有人。
「希望越來越多的人正確認識和對待精神衛生，希望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致力於精神衛生事業，希望每個人都能身心健康，偉大祖國更加和諧安定。」郭紅利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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