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宴請賓客上了一道名酒，抄家時，後院竟然有滿地的黃雀屍首

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三講：「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

古文里有很多名詞做動詞用，比如，此處的「衣」就是指「穿衣服」，「食」就是指「吃飯」；「住」和「行」則還是動詞做動詞用。按語法應該是名詞在前，動次在後才通順，還有一點就是如果把「食」放在前，「衣」就成了被吃的對象，這顯然是古人很忌諱的，所以，就把「衣」排在了最前面。

其實，所謂「衣食住行」，衣用來遮蔽身體，食物用來填飽肚子，住處用來遮擋風雨，交通工具用來代步，四者缺一不可。但是，如果非要選一個最重要，那我大概會選擇食物，畢竟，它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如果，食不果腹的話，那麼，一切都是浮雲。

此外，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於食的定義，不再是簡單的解決生活之需，而是發展成了帶有文化特質的東西。中國的食文化，尤為獨特，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歡。而其中，食文化較為發達的時期，便是宋代。

眾所周知，宋朝以種植業為主，經濟作物和畜牧業發展得很好，都市經濟方興未艾，《夢梁錄·物產》記錄了很多種蔬菜瓜果，飛禽鳥獸的名字，叫的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應有盡有。豐富的產物為食文化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南北文化交融在一起，頗具探究性。

大宋南渡，北方人遷居到了南方，同時，也帶來了烹飪技術和飲食風俗。杭州城內，汴梁人云集，川、魯、冀等地的風味菜肴和食品也出現在市面上，傳統的味道注入新鮮的血液，呈現出了別具一格的飲食文化。不得不說，政治中心的轉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加快了南北兩方食文化的融合。

孟元老書中有云：「四面八方的珍奇菜肴，都聚集在市場售賣，不同口味，皆在庖廚，那些在京都謀生的廚子，時常要為達官貴人們準備宴席，奢華程度讓人感嘆不已。」宋神宗晚年之時，執著於設宴享樂，據說，一次宴席遊玩要花去十餘萬白銀。仁宗皇帝組織一次內宴，僅僅是蛤蜊這道菜就花去了二十八千。

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身處帝位，覺得天子就應該享受一些平常百姓無法享受之物，所以，他愈發的追求豪華奢靡，揮金如土，四處搜刮民脂民膏滿足自己的私慾。皇帝作為一國之君，都如此揮霍，底下的大臣見狀，便放開了膽子，將飲食奢華視作一種時尚行為。司馬光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富貴官宦之家，桌上事物雲集天下珍奇，往往只為一時新鮮。」

宋真宗時期，宰相大人喜歡喝雞舌湯，每天早晨都要喝，廚房的雞毛都堆成了一座山。北宋中期，家底豐厚的呂夷簡生活極盡奢華，內廷難以弄到的淮白糟魚，他的夫人卻能夠整筐整筐的贈與他人。末年，飲食奢華之風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舉個例子，權相蔡京召集下屬開會，會議結束之後，安排美食犒賞大家，僅是蟹黃饅頭這一盤菜，花費就達一千三百餘緡，其他沒有估算的就更不用說了。除了上面說到的，還有一次請客到府上喝酒，庫房送上來十餘瓶「黃雀肫」。

這種酒使用黃雀的胃部研製而成，製作繁雜，十分麻煩。眾人一看見，便覺得很驚奇。席間，蔡京隨口問了一句，庫房還有多少存貨？庫吏答曰：「大概還有八十餘瓶。」大家一聽，驚奇的嘴巴長得更大了，普通的朝廷官員，一瓶難求，蔡宰相居然有一百多瓶，不詫異的話都不正常了。

後來，蔡京被人搞下台，士兵奉旨抄家之時，看到了滿地的黃雀屍首，數目之多，令人咂舌。為了享用到最高品質的美食，他還在家中養了大量廚師，這些廚子各自分工，連製作包子要用到蔥花，都有專門的人員負責切。可以說，歷史上諸如蔡京一般的推崇浪費豪奢飲食之風的權貴一抓一大把，我們就不在這裡一一舉例說明了。

南遷之後，朝中重臣並沒有因為北宋政權的倒台夾起尾巴做人，反而是越放肆。重臣沒有起到很好的帶頭作用，普通官員也仿照此做法。官場應酬，出手闊綽，即便只是一介小官，在招待客人之時，也儘是名菜名酒。如果是上級官員蒞臨，那就更不得了。

這邊領著朝廷俸祿的官員肆意揮霍，那邊百姓卻過著吃不飽飯的艱難日子，往往都是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好一個鮮明對比。

南宋王炎看到此景，便寫進了書中，大致意思就是：「山野百姓，只能靠蕨根勉強度日。成百上千人為了活下去，聚集在山間採挖蕨根，而後磨成粉，用水清洗乾淨以後當做食物，難以下咽，只得用生水送進肚裡，長此以往，就因為肚子過度膨脹而失去了生命。」

世人都在感嘆宋朝食物多樣，飲食文化生機勃勃，但是，拋去那些表象，好生挖掘，則會發現其中隱藏的諸多不美好之處。

參考資料：

『《民生主義》、《夢梁錄·物產》、《宋朝的那些「變態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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