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手工藝的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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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手工藝評論家Jorun Veiteberg表示過，談到手工藝與藝術的分類，人們常對手工藝品的功能與材料產生態度。她總結了偏見，將其概括為「功能性物體必須受到功能的制約，所以意味著它將永遠不能將自己升華為純藝術所標榜的智識性產物的自由形式」。所以我將舉出兩個藝術家的例子，聊一下他們是怎麼擺脫這固有的制約，完成逆襲的。

Grayson Perry是一位名叫克萊爾的小女孩，同時她還是一枚大叔。現已家喻戶曉的Perry做了好多花瓶，上面畫著他自傳式的童年事件以及性別歧視等圖像信息。他在2003年獲得了英國特納獎（Turner Prize），但他表示讓藝術機構接受他做陶瓷和紡織品比接受他是異裝癖都難。而泰特現代館長塞羅塔卻評論佩里的瓶子「都是來自藝術底層的生命故事。」那他和大姨媽家中插雞毛撣子的花瓶到底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呢？

Grayson Perry

「我的陶瓷作品，是一種游擊性的策略，我想要製造一種視覺上，看起來絕對漂亮的藝術品。當你雙眼接近時，可以看到人世間悲慘的一面。表面上看起來完美無缺，事實上在現實的社會邊緣，卻是令人傷感的悲傷角落。這樣的處境和我打扮成女人的原因是一樣的，當我自信心低落時，我便打扮成女人的模樣。這種委屈和弱勢的心情，剛好與被視為次等公民的女人形象相符，亦如陶藝作品，也常被看成是二流的藝術一樣。」 ----- Grayson Perry

Punters in the Snow

不難發現，Perry使用陶藝這種人們眼中的二流藝術以及他扮演女人的行為，都暗示出了一種積極的，顛覆性的身份認同。從功能角度來看，Pierre Bourdieu表示過，勞動階級不能接受康德美學中「無偏見」的純藝術，ta們希望每一個圖像都實現一個功能。想想小時候的家裡主要的裝飾物就是花瓶，這個觀點我是認同的。因此，作為功能性物體的花瓶似乎又暗示了一種身份認同。這一點，在Perry的作品「我是一個憤怒的勞動階級男人」中可以看見端倪。總之，我們可以發現Perry的花瓶的功能性與其作品的精神內涵之間存在著批判性的聯繫，所以它們擋不住可以插雞毛撣子，但同樣是來自藝術底層的生命故事。

Barbaric Splendour

Golden Ghosts

Cuddly Toys Caught on Barbed Wire

Spirituality my Arse

We"ve Found the Body of Your Child

Triumph of Innocence

Andrew Lord以其陶瓷造型藝術而著名，他的作品陳列在泰特不列顛美術館。 Lord用陶瓷作材料完成了《容器和罐子》系列，取名為「呼吸、咬、吞、嘗、聞、聽、看」暗示生命、死亡與感知過程。

評論家談到陶瓷媒介在他作品中的意義時說：在基督教的神話中，上帝用一塊泥，創造了人類。泥，作為材料承載了神話的象徵性，與作品共鳴。因此作品並非單純地用陶瓷去表達觀念，而是，陶瓷這個材料，同時作為觀念被表達出來。

biting

breathing

所以，可以簡單地發現，手工藝與藝術之間，功能與材料的制約是可以被辨證地討論的。這取決於材料、功能與觀念之間批判性的對話關係。

我是做瓶子的所以用瓶子說話，和我與瓶子對話並將其呈現，二者之間的差別可能導致作品是精美的工藝品還是美術館裡的可能會「粗糙」的藝術生命故事。關於手工藝與藝術之間辨證的角度有很多，本文只是狹義的淺談。

但是，不可否認，關於手工藝與藝術之間的傲慢與偏見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只是如果我們可以清晰地劃清手工藝與藝術的界限，這意味著當代藝術也有著清晰的邊界，這更意味著它將被自己的傲慢所束縛。

而關於手工藝與藝術之間的爭論所關注的兩個方面：材料與功能，也延伸出了幾個問題：由傳統手工藝材料創造的物體是否可以在當代藝術語境下進行討論？功能性物體是否可以是藝術品？從另一個角度質問同樣的問題：當代藝術可否由傳統手工藝材料創作？當代藝術可否存有實用功能？答案其實是有的，但偏見未除。而且，貌似有著這樣一個慣性，當代藝術家創作的陶瓷作品就會被列在其個人藝術脈絡里進行討論，而造物人做的陶瓷將並不容易平等地在當代藝術語境下進行批評。在傳統手工藝復興所形成的主流價值觀下，這些關於當代手工藝或後手工藝的偏見將直接導致一群獨自行走的造物人失去了雙向的落腳點。

但是，從一個個體的角度來看，一切又都無關緊要。既然希望自己做的是有的沒的，就不用管那些有的沒的。所以一片嘆息中仍有一線生機，雖不在此時，但彼時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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