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每個人都在用蘋果，但我們之間的並沒有增加多少了解
原標題：即使每個人都在用蘋果，但我們之間的並沒有增加多少了解
在以西方文明佔據主導地位的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停地強調彼此間的聯繫，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吃著相同的快餐，穿著相同品牌的服飾和鞋子，用著同步的社交軟體，但另一方面似乎我們並沒有增進對遙遠文明和群體的認識和了解，族群間的衝突，全球性的貧富分化等等遠未消失，相互理解的道路依舊十分漫長。
本書的主旨在於說明人類世界的面貌是多樣的，它是由許多過程彼此聯結而構成的整體。因此，任何將這個整體拆散為星星點點，而後又不能加以拼合復原的研究，都是歪曲事實真相。如「民族/國家」、「社會」和「文化」這樣的概念，所能指稱的內容甚少，卻喧賓奪主地想以此來取代我們對真實歷史的認識。如果能夠了解這些名詞其實反映了一種多重關係的糾結，並且重新將這些抽象名詞放在事實脈絡中理解，我們才可望避免歪曲的論斷而增加對事實真相的了解。
說我們都住在「一個世界」，已是老生常談。各地區間有生態上的關係：紐約可以感染香港流行性感冒；美洲的蚜蟲可以摧毀歐洲的葡萄藤。各地區間有人口學上的關係：牙買加人移居倫敦；中國人移居新加坡。各地區間有經濟上的關係：波斯灣油井的關閉造成俄亥俄發電廠的停頓；美國收支失衡，使美金流入法蘭克福或橫濱的銀行戶頭；義大利人在蘇聯生產菲亞特牌汽車；日本人在錫蘭（今斯里蘭卡）修造水力發電廠。各地區間有政治上的關係：在歐洲開始的戰爭激起全球迴響；美國軍隊干預亞洲周邊地區；芬蘭人防守以色列與埃及間的邊界。
紐約唐人街可以看做近現代全球人口流動加劇的縮影
這個情形不僅是發生在現在，也發生在過去。歐亞大陸的疾病曾經幾乎毀滅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梅毒由新世界進入舊世界。歐洲人及其動植物入侵南北美洲。美洲的馬鈴薯、玉蜀黍和樹薯傳播到舊世界各地。大量的非洲人硬是被人用船載往新世界。中國和印度的僱傭勞工被運往東南亞和西印度群島。葡萄牙在中國沿海的澳門建立殖民地。尼德蘭人使用孟加拉勞力建造了巴達維亞（Batavia）。愛爾蘭兒童被售往西印度群島做苦工。逃亡的非洲奴隸在蘇利南（Surinam）的山中避難。歐洲人學會仿製印度的織物和中國的瓷器，喝原產於美洲的巧克力飲料，抽原產於美洲的煙草，使用阿拉伯數字。
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實，顯示出由接觸、聯結，進而產生了互動的關係。但是當我們為了了解看到的事實而求教於學者時，他們卻往往忽視這些過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以個別的國家為研究的基本單位。社會學仍然將世界分割為相互獨立的社會。甚至一度十分注意文化特徵在全世界如何傳播的人類學，竟也把其研究的主題分為個別的事例。人類學家說，每一個社會有其特殊的文化，這些文化自成一體，彼此有明顯的區別與界線。
人類學最初的誕生可以說就是研究那些「文明社會」之外的「原始異己群體」
如果社會與文化的差異性和相互離異性是人類的特點，那麼我們應該最容易在所謂的原始民族—「沒有歷史的人」—中找到這個特點；照理說這些民族是孤立於外在世界的，同時他們彼此也孤立。根據這個前提，我們對於早在1570年歐洲商品已出現在尼亞加拉（Niagara）邊疆遺址，而到了1670年易洛魁人（Iroquois）的子群奧內達加人（Onondaga）的遺址上除了煙斗以外幾乎別無原住民製造品等考古發現，又如何解釋？在大西洋的另一側，龐大非洲人口群的組織和取向，都因奴隸貿易而有重大的改變。由於歐洲的奴隸販子只是將奴隸由非洲海岸運往美洲，奴隸貿易中供應的一方完全操在非洲人手中。英國重商主義者馬拉奇·波斯特斯華特（Malachy Postlethwayt）說：正是「非洲基礎」而使美洲商業與海軍壯麗宏偉的上層結構得以建立。由西非的塞內甘比亞（Senegambia）到安哥拉（Angola），一個一個人口群被扯進這個貿易，它向內陸遠處延伸，就連那些從沒見過歐洲商人的民族也受到影響。任何對克魯人（Kru）、芳蒂人（Fanti）、阿善提人（Asante）、伊喬人（Ijaw）、伊博人（Igbo）、剛果人、盧巴人（Luba）、隆達人（Lunda）或恩哥拉人（Ngola）的記載，如果視這些群體為自給自足的「部落」，便是誤導了非洲的過去與現在。再者，與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貿易，反過來又影響到歐洲。1670—1760年，易洛魁人對於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斯特勞德谷（Stroudwater Valley）製造的紅藍染布有需求。這個地區的英國織工乃是最早失去其自主權，而成為受雇者的勞工之一。或許，美洲貿易與斯特勞德谷工業革命的開始，彼此間有互動的關係。相對地，從1658年至1661年短短3年間供應給黃金海岸（Gold Coast）的5500多支滑膛槍，使得伯明翰（Birmingham）的造槍工人獲得了豐厚的收益（Jennings，1977：99—100；Daaku，1970：150—151）。
如果各處都互相連接，那麼我們為什麼堅持要把動態的、互相連接的現象，轉化為靜止的、互不相干的事物？這或許部分是由於我們當初學習自己歷史的方式。在課堂上和在課堂外面，都有人教我們說世界上有一個被稱為「西方」的存在，我們可以視「西方」為獨立並相對於其他社會和文明的一個存在。我們許多人甚至自小認為「西方」有一個譜系—古希臘產生羅馬，羅馬產生基督教的歐洲，基督教的歐洲產生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產生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民主政治和工業革命。工業遇上民主政治又產生美國，體現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種發展圖式導致誤解。因為它將歷史轉化為一個關於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場時間上的賽跑，每一個奔跑者將自由的火炬傳給下一個接力跑者。歷史因而被轉化為一個有關促進美德的故事，一個關於賢德的人如何戰勝惡徒的故事。往往，這又成為勝利者如何因戰勝而證明其賢德的故事。如果歷史是隨著時間最終達成的道德目標，那些主張這個目標的人，便成為歷史喜歡描寫的作用力量。
19世紀末西方文明在宣揚黃禍論思想把東方文明比作烏雲中神秘的佛像，在大天使的領導下迎戰東方的威脅。
這個圖式還導致第二種誤解。如果歷史只是一個不斷展示道德目標的故事，那麼譜系中的每一個環節、比賽中的每一個奔跑者，都只不過是最終典範的一個先驅，而非在其自身所處的時代和地方發生作用的社會與文化過程的綜合。可是，譬如說，如果我們只把古希臘解釋為一個史前的「自由女神」，在蠻荒的黑夜高舉道德目標的火炬，那麼我們關於古希臘會知道些什麼？我們不會了解毀滅希臘城邦的階級衝突，或自由人與其奴隸之間的關係。我們便沒有理由問為什麼在波斯王麾下作戰的希臘人，會多於反抗波斯的希臘聯軍中的希臘人。我們也不會想知道為什麼住在義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當時稱為「大希臘」〔Magna Graecia〕）的希臘人，比住在希臘本土的希臘人更多。我們也沒有理由問為什麼外國軍隊中的希臘傭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軍隊中更多。希臘本土以外的希臘定居者、外國軍隊中的希臘傭兵，以及希臘家庭中所用的來自色雷斯（Thrace）、弗里吉亞（Phrygia）或帕夫拉戈尼亞（Paphalagonia）的奴隸，都意指希臘與希臘本土以外希臘人和非希臘人的關係。可是我們的指導圖式不鼓勵我們問關於這些關係的問題。
著名的東方邪惡形象~傅滿洲丨創造危險的敵人是美國文化中極為常見的心態和手段。
這個製造荒誕說法的圖式，在有關美國歷史的教科書中體現得最明顯。教科書竟稱頌許多敵對力量複雜的組合為永恆本質的展現。根據這個看法，美國不斷變化的疆界與它反覆地捲入經過宣戰與未經宣戰的內外戰爭，都只是為了得出這個經過壓縮了的有目的性地理解出來的結論，那13個位於大陸東部海岸的殖民地，將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裡把美國國旗插在太平洋沿岸。但是，這個結論本身只不過是許多矛盾關係爭戰的結果。雖然這13個殖民地的人口（歐洲殖民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隸）大多數傾向於保守黨（the Tories），但是它們仍宣布獨立。新成立的共和國幾乎因奴隸制的問題而崩潰。它以一連串有問題的妥協來處理這個問題，因而創造了兩個聯邦國家，而任它們各自擴張。在這個新大陸上可以佔有的土地的確很多，但先要從住在上面的美洲印第安人手中奪過來，而後才能將它們轉化為可以炫耀的房地產。傑斐遜總統以低廉的價格買下了路易斯安那這塊地，但只有等到海地奴隸反叛其法國奴隸主的革命之後，美國才奪取了法國原來打算作為加勒比海種植園糧食供應地的地區。對佛羅里達的佔領關閉了南方奴隸的主要逃脫途徑。與墨西哥的戰爭使得西南部成為奴隸制度和棉花的安全之地。美國在向太平洋推進的時候，受阻於西班牙的地主。這些西班牙地主在抵抗說英語的新來者，想要保衛自己的土地時，便成了土匪。「北方」與「南方」—前者由歐洲進口其勞工，後者由非洲進口其勞工—打了一場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之一。戰敗的「南方」一度成為戰勝的「北方」的殖民地。後來，各區域間的順序改變，工業地帶「東北」的影響式微，「陽光地帶」逐漸發達。顯然，美利堅合眾國既非不可分割，其疆界也非由上帝賜予。
事情的發展也可能與日後的實際情形大不一樣。當時也可能出現一個說數種語言的佛羅里達共和國，一個說法語的密西西比美國，一個說西班牙語的新比斯開灣（New Biscay），一個大湖區共和國，一個哥倫比亞國（包括現在的俄勒岡州〔Oregon〕、華盛頓州和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只有假設是上帝在北美大陸上加諸了地緣政治統一的驅動力，才會讓這種回溯性的思考變得毫無意義。如果能拋棄這樣的假設，我們便能從物質的角度來解釋在每一個關頭髮生的事情，解釋某些關係如何克服了其他的關係。因此，古希臘、羅馬、基督教的歐洲、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國，都不是由某個內在的驅動力日益推動的單一目標，而是一組在時空上不斷改變和可以改變的關係，或者是許多組關係的關係。
渲染文明對抗也是近些年來單向化思維盛行帶來的惡果。
它不只是學術上的問題。把空泛的辭彙當成實在的歷史，可以創造出錯誤的模型。如果我們說國家/民族、社會或文化像是一種內部同質而外在特殊和有界限的實體，那麼我們所創造的世界的模型，便是一個全球性的撞球場，各個實體像又硬又圓的彈子球一樣彼此撞來撞去。這樣便很容易把世界分類為不同顏色的球，而宣布「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逢」。這樣看來，一個典型的西方便與一個典型的東方對立起來。到後來，當其他地方的許多民族想要有別於西方和東方時，我們稱這些想要申請新歷史身份的民族為未開發的「第三世界」（彈子球中剩下來的），以別於已開發的西方與開發中的東方。或許無可避免地，這些具體化的類別在冷戰時成為思想上的工具。西方是「現代」的世界。東方則淪為「現代化的疾病」的世界（Rostow，1960）。最後還有一個「第三世界」，它仍然埋首於「傳統」，其現代化的努力受到壓抑。如果西方有辦法破除癥結，而使「第三世界」走上現代化之路—通往西方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路。這種世界觀導致的可怕後果是「強制拉拔的都市化」理論（Huntington，1968：655）。這個理論是說，可以用空襲和使鄉村成為焦土的辦法將越南人趕進城市，以便讓他們走向現代化。於是，名稱變成了事物，而用「×」標出的事物可以成為戰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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