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你才夠「德國」？
Yalda Zarbakch/文
王立秋/譯
米切爾·阿卜杜拉希(Michel Abdollahi)、伊迪爾·巴依達爾(Idil Baydar)和亞克托(Y』Akoto)都經歷過種族主義和仇外——儘管他們都說德國是自己的祖國。藝術家們希望，#MeTwo辯論會改變人們在涉及認同時的心念和想法。
梅蘇特·厄齊爾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他退出德國國家隊的舉動，會在社交媒體上引起排山倒海的驚詫。他退出球隊時說，「在贏的時候，我就是德國人。在輸得時候，我就是移民了。」他的決定，是對在世界盃早期階段，德國失利後，人們對他傾瀉的批評和攻擊的反應。
不過，針對這名父母原是土耳其人的足球運動員的怒氣，早在幾個月前，在他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合影的時候，就開始積累了。
許多土耳其人是歡迎這件事情的，在他們看來，厄齊爾這是在心照不宣地，表明自己對土耳其領袖的信心；而許多德國人則感到驚詫，他們不理解為什麼厄齊爾會支持埃爾多安，畢竟埃爾多安的統治，被廣泛批評為「獨裁的」。
厄齊爾本人則說，他覺得作為國家公共人物，他遭遇了雙重標準，因此，他憤怒地退出了德國隊。他出走後，成千上萬的，外國裔的人在社交媒體上以#Me Two這個關鍵詞發聲，在這個標籤下分享他們自己遭受的，不公正的審查，並解釋了他們是如何僅僅因為有不同的背景，就遭到歧視的。
（厄齊爾與埃爾多安的合影）
藝術中的種族主義
我們邀請了三位創作者來揭露他們遭遇種族主義的經驗，以及，他們的認同是如何經常導致被排斥的經驗的。
記者和表演藝術家米切爾·阿卜杜拉希已經習慣於在別人問他來自哪裡的時候說「伊朗」了。他說這樣方便一些——主要方便提問的人。
喜劇女演員伊迪爾·巴依達爾則持不同的看法。她不認為自己有移民背景，因為她本人從未遷移過——她的父母才是移民。在舞台上，她說，她來德國的路很短：從子宮出來就到了。
歌手亞克托相信，在一個全球化和數字化的世界中，像認同、和家這樣的術語過時了，她希望社會能夠找到新的，思考這些東西的方式。
這三位藝術家的共同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他們都不得不思考這些東西，他們都在生活中遭遇過種族主義和仇外。他們揭示了他們對社交媒體上的#MeTwo辯論的希望，以及他們是如何定義自己的認同的。
（米切爾·阿卜杜拉希：「家就是我的床所在的地方。而我的床恰好在漢堡。」）
米切爾·阿卜杜拉希是一名記者，和一位得過獎的表演藝術家，他專註於表演詩(performance poetry)。他1981年出生於德黑蘭，並在五歲時來到德國。2000年，他積极參与德國和國外的詩歌朗誦比賽。後來，他合作成立了「藝術的奮鬥」，後來歐洲最大的，專門致力於表演詩的平台。阿卜杜拉希認為自己是伊朗裔德國人，但他認同的，首先，是自己的家鄉，漢堡。
「家就是我的床所在的地方。而我的床恰好在漢堡。不過，我在伊朗也有床，我在伊朗的時候，也會去那裡睡覺。但對我來說，德國是最有家的感覺的地方。
伊朗，是我來自的地方。它是我文化的一部分，我的心的一部分。它也是一個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和我喜歡去的地方，但因為我不常在那裡，我並沒有參與那裡的社會。但它依然是我認同的一部分。認同可以改變、適應、塑造。認同從定義上說就是多樣的。不存在單一的一個認同。
德國有種族主義。我們都知道。所有我們這些被認為是「移民」的人都知道，除了那種醜陋的、更容易被召喚出來的、沉重的種族主義，潛在的、時不時冒出來的種族主義也是存在的。我們每天都會遭遇種族主義。只要看看我的臉書和推特，你就知道了。
終於，人們開始談論這個了。人們開始公開分享他們的經驗了。但依然有人會說，「這些都是你編出來的」。我發現，這讓人難以忍受。眼下的情況是，我沒法想像，會有那麼一天，在某個地方，所有德國人都會把我當作他們的自己人來擁抱。但你知道，這種情況不傷人。傷人的是，有人叫我滾回我自己的國家。那是我沒法接受的事情。」
（伊迪爾·巴依達爾或吉勒特·阿伊瑟：「我不想發現自己置身於這樣的處境，讓其他人來決定我有多德國。」）
伊迪爾·巴依達爾於1975年出生於下薩克森的策勒。她一名女演員、女喜劇演員。她父母是從土耳其過來的。她因為自己的第二自我「吉勒特·阿伊瑟」——一個生活在多元文化的柏林的克羅伊策貝格區的十八歲土耳其少女——而出名。這個角色是建立在她在伯林一所學校做社工的時候遇到的學生的基礎上的。在她的滑稽短劇中，巴依達爾喜歡讓她的觀眾直接面對有外國背景的人在德國經常遭遇的各種偏見。
「我經常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政客看起來對與時不時冒出來的種族主義鬥爭毫無興趣。也許，一兩個象徵性的反種族主義計劃是有的，但沒有任何真正的變化，沒有任何真正的，定義種族主義和給種族主義定罪的方案。沒有人對這件事情感興趣。如果我去報警，告訴他們我被歧視了和我不得不遭受種族主義的誹謗的話，甚至都不會有人理我。
德國是我生活、和可能生活的地方。我不知道這樣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這完全取決於事情發展的方向。我的確想過，要是右翼意識形態，比如說AfD當支持的那些意識形態成為新常態的話，我還有什麼選擇。
我不想發現自己置身於這樣的處境：讓別人來決定我有多德國。為什麼別人比我還有特權來詮釋我的認同呢？這跟公民解放一點關係也沒有。徹底無關。」
（亞克托：「世界正變得越來越混合交錯。這是一個事實——一個不可阻擋的事實。」）
詹妮弗·亞阿·阿克托·基克或亞克托，於1988年出生於漢堡，她的父親是迦納人，母親是德國人。她在迦納長大，十二歲時，她才和家人一起搬回德國。亞克托開始寫歌並成為一名歌手。迄今為止她已經發行了三張專輯，她的主打歌經常談到像種族主義和難民危機這樣的社會問題。今天，她主要生活在漢堡和巴黎。
「德國vs非德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認為，這種看法，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是非常古老和落後的。我相信跨認同。不過，在德國，總有這樣一種幾近於強迫的要求：你必須只效忠於一種文化或一個護照。我發現這不只令人憤怒，也會阻礙社會的進步。而且，對於覺得有兩種認同更舒適並公開表達這點的人來說，這種要求是相當冒犯人的。
我是十二歲才來德國上學的，我感覺自己遭到了周圍所有德國小孩的霸凌。可以理解的是，我也沒想著和他們交朋友。相反，我試著找出和我一樣的兒童，並試圖改善我們的處境。所以，在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和那些人組了第一支樂隊。我還能做什麼呢？後退，並試著讓自己屬於一個不會接受原樣的我的地方？我認為那是許多雙文化人常犯的一個錯誤：他們為符合這個德國系統，而把自己低到了塵埃。
我認為#MeTwo在社交媒體上動員起相關的討論是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下一步：系統地與種族主義鬥爭，並用相關的研究來鬥爭。我們必須對學校里時不時冒出來的種族主義做出回應，教孩子們如何識別種族主義。我們必須開始在學前階段就培養智識能力。世界正變得越來越混合交錯。這是一個事實——一個不可阻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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