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景雖嚴吾當行——讀《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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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曾擔任著名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率隊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科學收穫，為維護中國學術主權做出重要貢獻。徐旭生本人也在西北科學考察的旅途中，開始走上由哲學家向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的轉變之路。1933年，他受北平研究院委託，到陝西籌建分院，全力促成了陝西考古會的成立。與此同時，他還與同事展開了對陝西歷史文化遺迹的調查，此後又主持了寶雞鬥雞台墓地的發掘，取得了豐碩的考古收穫，為初創時期的中國考古學積累了寶貴的田野考古工作經驗，培養了以蘇秉琦為代表的傑出的中國考古學家。《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下簡稱《日記》）即是徐旭生在陝西工作期間的部分記錄。
《日記》的整理者羅宏才花費將近四年心血才將《日記》整理注釋完成。他在整理《後記》中寫道：「常常會因一條資料、一個事件、一個人物、一個問題的視線模糊而導致整理、注釋工作中輟數天。並且由於日記原稿的零散和闕疑，銜接排序便更為困難。一日、一頁、殘段、局部日記的排序失誤，會因此導致總體氣息連貫的暢通受阻而不得不推倒重來，前功盡棄之事遂難免發生」（第153頁）。羅宏才的整理注釋工作卓有成效，補充了大量對日記所涉人物、地名、方言、民俗的解釋。羅宏才還著有《陝西考古會史》一書，詳細考證了陝西考古會的歷史過往，可視作解讀徐旭生日記的最佳參考。如果沒有羅宏才的注釋和《陝西考古會史》，日記的一些重要細節就會湮沒無聞。如1934年4月15日的日記中說，在徐旭生等人即將前往寶雞鬥雞台發掘之際，陝西考古會委員長張扶萬突然「請再留一日，為出發人員餞行。」徐旭生「聞之，覺甚詫異。彼又言實因戴君電，欲得一機會，見面一談。」（第72頁）日記中淡淡一筆帶過的「戴君電」，其實是當時轟動一時的「真電風雲」。1934年4月11日，時任民國政府考試院院長的戴季陶在西安向蔣介石、蔡元培、汪精衛、王世傑等人發送「真日電報」，公開反對考古發掘。該電報在當時政界、學界和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由此引發了全國性大論戰。論戰雖最終以戴季陶慘敗告終，但當時餘波尚未散去，戴季陶還藉助政治權力在行政院通過了「禁止發掘墳墓」的提案。另外，陝西地方士紳對科學考古的抵觸也給徐旭生帶來一定阻力。藉助《陝西考古會史》對這段史事的詳細記載，我們才知道徐旭生當時所面臨的巨大壓力。
對於《日記》的價值，羅宏才有十分中肯的評價：「一部看似狹小的日記體量，已遠遠超過一般敘事日記與專題日記所產生的功用與影響，儼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紀30年代陝西文物調查發掘記錄及關中社會文化史篇，它在準確關照特定時段日記記載主體訴求的前提下，更集中地反映了特定時代歷史語言學術範式規制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文化精神面貌與學術旨趣，給人以特殊的啟迪與鼓舞。」（第10頁）筆者在閱讀《日記》時，對此深有體會。
西北邊疆科學考察使徐旭生積累了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在陝西田野調查中選定的鬥雞台墓地在後來的發掘中出土大量文物，也充分證明了徐旭生對考古遺迹價值的敏銳嗅覺和準確判斷。囿於經費、人員的限制，徐旭生等人的考古調查十分辛苦。當時陝西災害頻發、時局動蕩，調查中甚至曾遭遇狼災匪患，以至於要「派武裝者跟隨保護。」（第28頁）此外，圍繞陝西考古會的各方利益糾葛，也給徐旭生帶來不少壓力。陝西考古會創立的過程中，在人員配備、學會選址、京陝合作、資金籌措等方面遭遇了許多困難。因為在創辦後一年多的時間裡沒有進行實質性的發掘工作，徐旭生還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面對諸多困難和誤解，徐旭生毅然勇猛前行，終使鬥雞台墓地得以發掘，開闢出一塊陝西考古的全新天地，其精神著實令人唏噓感佩。為了繼續堅持鬥雞台墓地的發掘，徐旭生甚至力辭河南大學校長職務。「在常人慣見的做官還是做學問的道路選擇上，徐炳昶（徐旭生名）最終選擇寂寞、清貧，擁抱考古。辭授取捨間，折射出他清俊高蹈的人格魅力。」（《陝西考古會史》第234頁）
在考古調查的過程中，徐旭生特別注意對珍貴文物的保護。對此，羅宏才在《陝西考古會史》中已有詳述，這裡再做一點補充。1933年6月5日，徐旭生在寶雞瓦峪寺考察時發現順治丙申年石碑一通，徐旭生在日記中對碑文有擇要記錄：「（瓦峪寺）為古之彌羅院。唐垂拱三年重修。至宋，有異僧廣智，形軀為童子而識行弘通。太平興國四年，封為太師，命葬寺之北，改院為大興善寺」。徐旭生認為，「此碑所言，固未全可靠，而寺屬唐舊，事頗可信。此碑文不著錄於縣（整理者註：「疑脫一『志』字。」），現石已泐蝕。」（第35頁）
徐旭生所據縣誌，為民國十一年（1922年）《寶雞縣誌》。此縣誌卷七《祠祀》只記「瓦峪寺在縣南六里。舊志宋僧不空建有遺偈鐫石。」確實沒有徐旭生日記所錄順治丙申年碑的記載。但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寶雞縣誌》卷五《古迹》載：「瓦峪寺，縣南六里。宋高僧不空禪院。有遺偈卧碑。」卷七《人物》又載：「釋廣智，號不空，宋彌羅院僧也。不知幾多年歲，形軀僅如童子而識行弘通，德聞於朝。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特命鴻臚卿奉詔封為太師，以玉槨敕葬於院之北境。復改院為大興善寺，即今之瓦峪寺。」由此可知，乾隆二十九年《寶雞縣誌》的記載當參考了清順治丙申年碑之碑文。
徐旭生髮現此碑時，碑石已「泐蝕」。徐旭生擔心「此碑一毀，寺之歷史無可考見矣！」於是勸同行的寶雞縣長程雲蓬，「如有機會，可命人將碑文搨出，或設法保存碑。」（第35頁）此後不久，國難遽降，山河破碎，世事滄桑，曾經興盛一時的瓦峪寺也在戰火中毀壞殆盡。然而這通石碑卻幸運地保存了下來。據高義生《千年古剎瓦峪寺》一文，瓦峪寺自1992年起開始重修，此碑目前仍保留在該寺，同處還留存有兩通佛教造像石刻。陝西新聞聯播2013年8月17日曾有報道。此碑不見於《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對於研究寶雞地方歷史具有一定價值，能夠留存至今，當有徐旭生、程雲蓬之功。
在中國自主的田野考古的初創時期，缺乏專業的人員設備，嚴謹的考古發掘規範自然亦無從談起。在努力摸索科學發掘方法的同時，對於一些不恰當的發掘方式，徐旭生在日記里也有所檢討。如1934年6月7日日記記載：「工人又亂取出銅器多件，見之，心甚不懌。昨日余見其亂取，雖略言之，但並未嚴厲申斥，則余亦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第104頁）這種大膽承認失誤，勇於自我批評的做法也體現出徐旭生對考古工作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於考古發掘的收穫，徐旭生亦十分珍視。1934年5月16日，鬥雞台墓葬中發現周代壁畫和漆器，徐旭生在日記中寫道：「周代之壁畫及漆器，大約以吾儕為第一次發現矣。」（第92頁）興奮之情溢於紙面。
觀徐旭生的照像，眉宇間總是透露一股威嚴堅毅，炯炯目光似能洞鑒一切。他在西北科學考察中，曾有「時景雖嚴吾當行，猛進不需愁途窮」的詩句（《徐旭生西遊日記》，第142-143頁）。我想，徐旭生正是秉承這樣「猛進」的人生態度，堅持「男兒生當東西南北游，安能株守田園老」（《徐旭生西遊日記》，第142-143頁）的人生信條，在艱難「時景」中勇敢前行的。徐旭生一生著述甚豐、遊歷甚廣，人生晚年仍致力于田野考古，蘇秉琦曾說他是「響噹噹的頂天立地的人才」，說他「一貫提倡理論結合實際」「是注重社會調查研究的典範」。（蘇愷之：《懷念我敬愛的老伯——徐旭生先生》，《中國文物報》2018年2月9日第7版）這樣的評價，可謂公允。
（《徐旭生陝西考古日記（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徐旭生著，羅宏才注釋,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7年8月出版，定價80元）
編輯：陳 梅
中國文物報8月7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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