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制「作弊」？明明是全球市場太扭曲

【文/觀察者網左欄作者 沃納】在中國問題上，美國政界內部不同派系正在快速達成新的共識。

不久前，佛蒙特州無黨派參議員伯尼?桑德斯附和了特朗普的論調，指責中國獲取「我們的」技術」，還對在華投資表示了不滿。

平日以進步主義面孔示人的馬塞諸塞州民主党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則與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不謀而合，呼籲增強對華政策的「進攻性」。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則代表民主黨建制派，對特朗普發動的對華貿易戰給予支持。

《華爾街日報》編輯部等自由貿易者的大本營、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等建制派機構，竟然跟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等保護主義工會以及「全球貿易觀察」等對貿易持批評態度的監督機構找到了共同語言。

儘管各方在政策和戰略上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但似乎所有人都認同一點，那就是中國「掠奪性」的貿易行為傷害了美國的企業和工人，是時候抗擊中國了。

奇妙的是，以上抨擊中國的言論完全沒有分析中國制定政策的動機，而是僅僅在營造一種中國「奸商」專註敲詐美國「傻白甜」的淺薄印象。比如2018年3月俄勒岡州資深民主党參議員羅恩?韋登在眾議院聽證會上說：「中國已經竊取了我們的知識產權，綁架了美國企業，勒索其商業秘密，還戰略性地操縱市場，竊取美國的工作崗位和產業。」又如德克薩斯州共和党參議員約翰?康寧所言：「我們絕不能讓中國繞開我們的法律，利用投資機會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侵蝕我們在國家安全領域的優勢。」

反華種族主義在美國歷史中由來已久，如今這些兆頭再度出現，令人感到不安。十九世紀，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未能創造出廣泛共享的繁榮，當時的中國移民成為了替罪羊；如今，由於自由市場式全球化未能帶來普惠性增長，美國再次將矛頭指向中國。

中美之間的對抗越來越明顯，但它只是全球經濟最新的小癥狀，其背後掩藏著嚴重的問題。那些抨擊中國的人有一點說對了，那就是中美兩國現在陷入了追求經濟增長的零和競爭。然而，癥結並不在中國身上，而是全球經濟結構出了問題。一個事實越來越明確，即當前形式的全球化已經不再具備推動發展的潛能，全球經濟增長迫切需要本質性改變，但許多人卻選擇污名化中國而不是直面問題。

如果美國人簡單地接受當前經濟結構的種種限制，試圖在這種條件下拼個你死我活，必然會進入死胡同，等待我們的是衝突層層升級。因為對於中國來說，核心問題不是貿易，而是發展。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那麼顯然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對中國提出的要求無異於要斷絕中國的發展道路，使其無法走向富裕。對中國領導人而言，這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威脅。

誠然，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經濟以史上最高的速度增長，大幅度提高了數億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多數中國人由於收入起點太低、財富分配不均，仍處於較為貧窮的狀態。最近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6180美元，而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為43585美元，高出七倍有餘。

儘管中國許多沿海省份的發展水平已經相當高，但大部分內陸地區還沒有告別生產率低下的小農經濟。即便是在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上海，大部分工人依舊從事著報酬低下的職業，每天通常需要工作12小時以上。他們有的在建築工地從事重體力勞動，有的在工作環境惡劣的血汗工廠上班，有的開一家小店賺取微薄的利潤，有的從事性工作，有的靠撿垃圾為生。在競爭激烈、資源緊缺的環境中，人們每天都像在打仗，只為謀求一份體面的生活鬥爭，這導致中國長期面臨社會穩定問題。

中國領導人認為，要管控這些危險的不穩定因素，唯一辦法就是堅持中國當前的發展道路，持續向高價值生產邁進。他們最擔心的莫過於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國家還遠未到發達程度時，就出現增長平緩、發展停滯的現象。埃及、泰國、巴西等國家都在這種狀態中裹足不前，不但挫傷了民眾進取的心態，還醞釀出四處蔓延的政治亂象。

中國領導人對這些國家的遭遇看得非常清楚，也對中國過去的類似經歷記憶猶新。幾年前，王岐山曾把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列為黨內高級幹部必讀書籍，對中國當前的社會局勢敲響警鐘。

中國沒有退路，因此美國再怎麼施壓也不可能讓中國放棄既定發展戰略。何況中國為什麼要放棄呢？讓國家脫離貧困，讓所有人獲得更多機會並不是什麼有爭議的目標。

既然如此，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逮住機會跳起來譴責中國呢？答案是在當今這種形式的全球化之下，「作弊」——即國家大規模干預市場經濟——是取得發展的唯一途徑。所有在發展上取得突破的主要大國，在接軌全球經濟的同時無一不對條款加以操縱和利用。

在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時代，經濟增長數據證明了上述觀點。下圖比較的是人均GDP，它是衡量人口規模較大的中低收入國家發展狀況的指標之一。在這些國家裡，只有中國實現了人均GDP大幅持續增長。與之相對應的是，其他國家的收入只有小幅增長，沒有在發展上取得突破。這些國家的總體經濟結構停滯不前，要麼在赤貧狀態中苟且，要麼遠遠倒在了通往富裕的道路上爬不起來。

1986~2016年部分發展中國家人均GDP走勢（到2016年由高到低依次為巴西、墨西哥、南非、中國、泰國、印尼、埃及、奈及利亞、印度、越南、衣索比亞和巴基斯坦）

二戰剛結束的一段時期，全球經濟增長模式對國家主導型投資機制較為友善，巴西、墨西哥等國家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在自由市場式全球化時代，貧窮國家唯一的發展機遇在於吸引外資進入當地製造業，向富裕國家出口商品。另一條出路是出口石油、銅礦、大豆等初級產品，這使落後國家的少部分人富了起來。但這種模式由於受到頻繁的繁榮-蕭條周期性影響，而且對就業作用有限，往往無法帶來更廣泛的經濟增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率先以出口製造作為發展戰略。在自由市場意識形態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之前，這些國家和地區作為美國的冷戰盟友，在戰略性產業資源配置上享有較大的自由，在低成本商品出口領域鮮有競爭。

上世紀80年代早期，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加入了自由市場式全球化，對投資和出口市場的爭奪變得越來越激烈。採取這種戰略的國家越多，單個國家就越難以通過累積資本，從根本上重塑經濟並實現財富的可持續增長。與二戰後的那段時期不同，國家不再有意識地協調發展規劃，而是讓自由市場來實現資源配置，後者為了達到收益最大化，往往傾向於照顧更富裕的群體。結果導致在全球化時代里，近六成的外國投資流向了人口僅佔世界總數八分之一的富裕國家。

由於全球消費市場非常有限，窮國被迫彼此展開激烈競爭。通過開設血汗工廠追求經濟發展意味著，只有那些能維持勞動力廉價的國家才能成功吸引外資。只要勞動力價格開始上升——也就是說，只要經濟增長開始轉化為勞動人民的美好生活——外資就會向其他地方轉移。

結果就是，許多國家迎來大量流資，卻無法產生長期效果，因為當工人們開始提出要求或其他國家有更廉價的勞動力時，資本很快就會撤離。比如墨西哥在歷史上曾迎來若干波大規模外資潮，但該國工資水平過去十年幾乎不變，貧困人口超過總人口半數，製造業崗位在今天整體就業中所佔比重與1960年別無二致。

中國之所以能跳出這個陷阱，正是因為中國有實力在這個扭曲的博弈里「作弊」。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加入謀求發展的國際競爭當中，與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勞動者高度自律且有文化基礎，基礎設施異常發達，工業多樣化程度極高。這些都是共產主義革命和計劃經濟留給中國的寶貴財富。從1989年到2016年，在湧向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外資當中，中國一個國家便吸納了五分之一。

但是光有投資不會帶來發展。在同一段時期，拉丁美洲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更多，占發展中國家獲得外資總量的四分之一，卻未能取得中國那樣的爆髮式增長。

就像許多窮國的領導人一樣，中國共產黨把發展作為其統治的核心目標。但在其他國家，碎片化的恩蔭網路主導了權力結構，它像寄生蟲那樣只依附於有生產力的企業。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政府高度集權，對經濟擁有非同尋常的掌控力。

中國固然存在官商勾結和腐敗問題，但在自上而下的黨國體制中，各地官員要想升遷得看當地宏觀經濟數據有多亮眼，以及他們對中央產業政策做出多大的貢獻。正因為官商之間存在休戚與共的緊密聯繫，商人要獲得政治靠山得拿出有生產力的投資，而不僅僅靠攫取資源。

中共一方面扶持市場力量來約束勞動者和企業，一方面保持著對投資大趨勢的總體把控能力。中國脅迫資方建設戰略性產業，形成專業知識，從而在一個又一個領域穩步向高端生產轉型。中國從玩具和紡織品起步，到鋼鐵和化工，再到汽車和航空，現在到了信息技術和機器人技術，經濟在國家的穩步驅動下逐漸向高端生產邁進。

如果說政府的高瞻遠矚和國家能力為中國發展提供了動力的話，那麼則是中國獨有的強大議價能力使國家政府具備了實現規劃的先決條件。在中國巨大的、快速增長的市場面前，國際大企業願意與中國政府協商投資條件，而不像它們在拉丁美洲或非洲那樣，單方面決定投資條件。最關鍵的是，中國要求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設立合資公司才能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企業得以從發達國家學習管理和技術。中國還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確保中國企業在獲得外國企業技術授權時佔據有利地位。

中國通過商業間諜掌握了一些高端技術。這其實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走向經濟成功的老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美國剛建國不久，技術水平還很落後，特別熱衷於從英國走私和竊取當時最先進的生產技術。

其實，竊取技術只是中國戰略的一小部分。中國絕不像美國貿易「鷹派」羅伯特?萊特希澤所說的那樣，把商業間諜作為掌握高端技術的主要手段。萊特希澤領導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301調查報告的「不公平的技術轉讓機制」部分，花了極大篇幅抨擊中國通過合資企業、授權規定，以及併購外企等方式獲取技術，但實際上如果涉事外企不願意與中國做交易，以上這些事就不可能發生。

議價能力更強的行為體總是能夠達成更有利於自己的協議，這是通行的市場規則，以上例子無一不在佐證這一點。歸根結底，中國獲得高端技術並不是真的靠「作弊」，而是因為中國沒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致命弱點。對多數窮國而言，打破富國對高生產率技術的壟斷只能是一種希冀。

應該看到，中國的發展戰略產生了巨大的代價。一方面是中國努力吸引外資，另一方面，降低工資、瓦解工會是美歐日等地大企業的長期目標，這兩大進程重疊在了一起。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出現，使得這些企業能夠用「產線向海外轉移」為由威脅本國勞動者，迫使他們接受停滯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發達國家社會契約的坍塌。

除此之外，中國人民也經歷了巨大的陣痛。出口導向型經濟必然導致對勞動人口的大力剝削，勞工權益組織被一再抑制。結果就是幾十年來，中國的勞動者們要面對危險的工作環境、微薄的工資、常態化的欠薪以及職場中的屈辱。令人震驚的是，2017年有3.8萬名中國工人死於工作事故。

由於在自由市場式全球化當中，自上而下的集權體制是謀求發展的先決條件，所以儘管發展給大多數中國人帶來更多賺錢的機會，但隨著財富的增長，貪污腐敗、公共服務退化、分配不公等問題接踵而至。市場力量越來越多地主導普通人的生活，加劇競爭激烈程度，促生不安全感，導致社會信任缺失。

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在自由市場式全球化的挑撥之下，各國的工人們都想著如何從彼此的碗里奪食，為了競爭不惜突破底線。在這場鬥爭當中，造成悲劇性結果的不是贏家也不是輸家。全球經濟的結構才是癥結所在。

對美國經濟最有活力的科技產業而言，產能過剩和來自中國的發展規劃都構成嚴峻挑戰。但我們不能靠阻止中國發展解決這些問題，而應該通過新形式的全球化在世界範圍內提高工資和生產率。民族主義者的方案是通過限制供給來限制競爭，但其實還有另一種方式，那就是通過擴大需求來解決產能過剩和市場受限的問題。

但是，這樣的解決方案需要我們超越左右政治，對全球經濟增長進行深刻反思。我們必須終止「向下競次」的格局，建立廣泛分配增長紅利的全球勞工機制，強迫企業通過投資員工而不是靠降低工作環境提高競爭力。我們還需要對全世界數十億陷入資本荒的人進行投資——自由市場拒絕了他們——這才能使那些深陷於貧民窟和農村地區的窮人轉化為未來的工人和消費者。

當下，如果讓中國成為替罪羊，當然會殺死自由市場式全球化，但卻未能建立取而代之的新制度。這條死路只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經濟失靈和民族主義衝突彼此火上澆油，將世界推往更加危險的方向。對中國和美國而言，要另闢一條道路，必須直面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過去數十年一直壓抑著勞動者的政治呼聲。不同於民族主義者的零和博弈思維，這條路代表著發展的全球視野。

（觀察者網張成摘譯自《外交政策》，楊晗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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