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東京一年

1786年9月3日凌晨3時，37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鑽進一輛郵車，逃往義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並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於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熱情壓榨得乾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他拋棄一切，逃到了心目中的烏托邦——義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義大利，從城市到農村，他喜悅地目睹並且描述著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義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義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2016年，我獨自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滿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的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認真也是孤獨的結果。我幾乎不會日語，大多數時候面對別人都只能微笑點頭，無法建立任何情感聯繫，更無法在人際交往裡投入什麼熱情。說實話，即便會日語也無助於我緩解孤獨。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如獲得芥川獎的作家、搞笑藝人又吉直樹在《火花》里形容的：

「東京這個地方，聚集著從各個地方來的人們。從前在鄉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里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後我才明白了，那並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態，終於成了一個集合體。」

我在東京的生活彷彿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交談。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一般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讓我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

這幾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話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的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著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路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著國內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並不美好的細節，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於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彷彿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家生命的結晶和照片，我通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記里那些絮叨的囈語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攤開來，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親朋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將變成一個新人回來。」

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並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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