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 龔延明：南宋行在所臨安府研究
原標題：《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 龔延明：南宋行在所臨安府研究
摘要：南宋行在所臨安府在城市建置與管理體制方面有其特點，主要體現在行在臨安府的沿革、行在大內規制、臨安府城廂管理布局、臨安府衙及職官制度四個方面。一、京城中央官署布局，唐代長安、北宋東京開封盡量與居民生活區隔開，置於皇城內；而南宋不同，在臨安府，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在城內見縫插針地安置，與市民生活區雜處。二、南宋臨安府城廂管理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在「以廂統坊」的大格局之下，「街巷」興起，取代「坊市」，這是唐、宋城市變革的一個重要標誌。三、提出了南宋行在「御街」與「御路」兩者不能完全等同的觀點，對相關考古學論著將御街與御路混淆，主張南宋御街（天街）「貫穿皇宮」的觀點，表達了不同看法。四、南宋京師稱「行在所」，因而導致其與東京開封府在設官分職上的差異。臨安府由杭州升格，高宗雖定都臨安府，但未能正稱臨安府為京師，而稱「行在所」，名義上仍以東京開封府為京師，以示「恢復之志」。故爾，臨安府官職設置，降格於開封府，仍帶有州郡府治之印記，如：臨安知府，正稱「知」，而開封府知府必帶「權」字；開封府不設通判，以判官、推官為佐貳；臨安府設通判；開封府不設左、右司理院，而設左、右軍巡院；臨安府設左、右司理院，卻不置左、右軍巡院。通判、司理院本為州郡官，北宋京師開封府皆不置，臨安府仍保留州郡官不變。至於府院，開封府為司錄參軍；而臨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稱錄事參軍，等等。
關鍵詞：南宋；行在所；臨安府
作者簡介：龔延明，男，浙江大學古籍所暨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310058），主要從事宋史研究。
唐代皆以建都之地為府，實為京府。至宋代，府數建置增多。首先，一個重要原因是潛邸繼位皇帝後，升所在州為府［1］9381下［2］卷八六2132［3］甲集卷九169。其次，在南宋，於駐蹕之地升州為府者，如杭州升為臨安府、越州升為紹興府等。宋代地方行政管理府的管理體制中，有不同等級，大體可分為：京師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五等。京府具有特殊性，雖位於路級之下，又不全聽命於路；既與次府、州、軍、監平級，同屬州府地方行政管理等級，其體制又不全同於次府、大藩州。故特將京府予以專門研討。本篇為南宋行在所臨安府之專論。
關於臨安府城市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學者梅原郁《南宋的臨安》，闕維民《中國古代志書地圖繪製準則初探》，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等等①。本文在參考、吸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側重對南宋行在所建置、行政管理制度，作較系統的梳理與闡發，並論證南宋臨安府「街巷」興起，開始形成廂、坊、街巷分區管理制，這是唐宋以來城市坊巷制發展的一個新突破；並對南宋行在所之設官分職與北宋東京開封之差異進行辨析。本文之觀點，以期有助於宋代城市史研究的推進。是否可取，或有商榷處，尚祈方家的批評。
一、行在所臨安府沿革
臨安府本杭州，餘杭郡，節度州，太宗淳化間，軍號改寧海軍節度。
古杭州，禹貢揚州之域。春秋為越國之西境，越敗，屬吳；吳敗，又屬楚國。秦、漢屬會稽郡。東漢中期順帝時，分浙西為吳郡。南朝陳置錢唐郡。隋文帝平陳，廢郡，開皇間始置杭州；煬帝大業初，改曰餘杭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復稱杭州。天寶元年（742年）改稱餘杭郡，升鎮海軍節度。五代為吳越錢氏王國，以杭州為都城，別稱西府；會稽為東府。宋仍稱杭州、餘杭。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錢俶納土。淳化五年，改軍號鎮海軍節度為寧海軍節度，分浙東、西為兩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為臨安府。紹興八年（1138年）三月，定都於臨安府，不稱京師，「今日以臨安府為行在所」。領縣九：錢塘、仁和二縣為赤縣；餘杭、臨安、富陽、於潛、新城、鹽官、昌化七縣為畿縣［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2］卷八八2174［7］卷一3241。
南宋初，高宗定都於何處，舉棋不定。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十日，高宗曾降手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1］9283上因抗金派力主收復東京，反對南逃、西移。然而南宋軍力實在難以抵擋金軍騎兵凌厲的攻勢，高宗與六宮只能一味向河湖港汊密布的南方逃跑。其駐蹕次第，可謂是南逃次第［8］卷一3356上-3358下。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康王趙構於南京應天府稱帝，所謂「即位於府治」。而後，迫於金軍南侵，高宗步步南徙，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至揚州；三年二月庚戌（十三日），駐蹕杭州，稱行在所。迫於輿論，五月乙酉（八日），移駕江寧府，升江寧府為建康府。但高宗恐懼建康府瀕臨長江，不安全，身在建康，心向杭州。七月辛卯（十五日），升杭州為臨安府。十月癸未（八日），又由建康返回臨安府。可是金軍緊追不放，要活捉高宗，高宗不得不繼續南逃，壬辰（十七日）至越州，十二月己卯（五日）至明州，後經舟山泛海。金軍派舟師趕至沈家門（碕頭），為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率水軍擊敗，才保住趙構未被活捉。建炎四年正月甲子（二十一日）高宗抵溫州港口［9］卷二十八656-657。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軍北撤，在鎮江遭韓世忠攔擊，形勢緩和下來。四月癸未（十二日），高宗返回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紹興，是為紹興元年（1131年），升越州為紹興府，建行宮。十一月，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8］卷一3356上、下［10］卷一6718上、下［9］卷四九1021［2］卷二十六484。紹興二年（1132年）正月壬寅（十日），高宗發紹興，丙午（十四日），回臨安［9］卷五一1047-1048。或傳說高宗自溫州回杭後，聽說縣名仁和，聯想起太祖自陳橋驛入東京開封，自仁和門入，甚喜，對侍從曰：「此京師門名也！」始有駐蹕杭州之意［11］卷二11。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一日，高宗在平江府（今蘇州），下詔：「移蹕建康。」在建康建太廟、正社稷之位，大有定都建康府之意。其實高宗是作秀，建康府迫近前線，他心中並不踏實［2］卷二十六528，530，531。
紹興八年二月戊寅（二十二日），高宗終於又由建康行在所返回臨安府，此後車駕未再移徙。三月下詔定都臨安府，但詔書未敢以京師稱，僅稱「移蹕臨安府詔」：
（前略）朕荷蒙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獎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故茲詔諭，想宜知悉。［7］卷一3241
高宗初建南宋朝廷之初，形勢兇險，前途未卜，確如詔書所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駐蹕無常，「高宗初元，自汴幸揚，已而周旋江浙，然後定都臨安」［12］卷五一八五33。高宗改杭州名為「臨安」，意為臨時圖宮室之安，誠如德國學者迪特·庫恩所分析：「這個名稱反映了宋朝希望有一天能收復華北失地，重返開封京城。」②
故公牘移文，臨安府稱行在所，不稱京師，寓不忘收復中原之志。南宋《乾道臨安志》《咸淳臨安志》均標以「行在所」。
高宗最後選擇東南一隅的杭州為宋王朝都城，基點是出於安全考慮，是宋、金戰與和的時代產物。然而，在士大夫眼中，對把這樣一個不被看重、遠離王朝政治中心的偏居城市作為一朝之都的做法，多心存疑慮。田浩《功利主義儒家》引陳亮「至於挈中國禮樂衣冠面寓之於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系，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予以發揮說：「臨安是寓於遠離世界之中心——傳統上中國腹地的邊緣，南宋面臨失去正統權利的危險。」③
李綱、陸遊、陳亮等士大夫多希望建都於建康。高宗定都臨安近半個世紀之後，陸遊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作《上二府論都邑札子》，慷慨陳詞臨安為都之不便：
聞江左自吳以來，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固，以饋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若有意外之憂。［13］卷三2000
朱熹分析最為實在：
建康形勢雄壯，然淮破則止隔一水，欲進取則都建康，欲自守則都臨安。［14］卷一二七3055
宋高宗決策是守，必然選擇定都杭州。日本史家梅原郁對此予以肯定：
冷靜地看一下當時的現實，要恢復北方近似畫餅，而與目前尚存著一定危險情性的建康相比，以臨安作為國都，在經濟上也是有難以動搖的優越性。此後，早然還不時地有人提出建康國都論，但直至景炎三年（1276年）三月被元朝伯顏佔領為止，臨安表面掛牌「行在」的招牌，實際上卻一直作為南宋的國都存在。④
自從臨安府成為南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後，其處於東南沿海的交通、物產、吳越古都文化的積累等優勢得到了極大發揮，加上北方士大夫大量湧入，北宋中原文化，特別是東京的都市文化，對南宋臨安及以後杭州的城市發展，產生極大影響，「使臨安府的都市文化有了一個質的飛躍」⑤。南宋杭州飛速發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大都會、最先進的城市之一。其後，歷經元、明、清，紮根於中原腹地的中國禮樂衣冠和中華文化傳統，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恰恰是通過杭州薪火相傳，在南宋高度繁榮的文明基礎上，得到傳承和發揚。
二、行在大內規制
南宋皇城選址在鳳凰山。鳳凰山在杭州城之南端，地盤狹窄，而官府、廂坊則在北面，其結構呈「坐南朝北」之勢，與傳統的都城皇宮坐北朝南不同。這是由杭州地理環境所決定的。
臨安府周圍地理環境，西鄰西湖，西湖東北是西溪流經的平地與濕地；東臨錢塘江，北接大運河，只有南邊鳳凰山麓，地望較高。高宗曾初選較為開闊的西溪一帶建宮城，「西溪，居民數百家，聚村為市，俗稱『留下』。相傳宋高宗初至杭時，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又感到地勢低，不符合皇宮「居高臨下」的儀制。「後得鳳凰山，遂雲『西溪且留下』」。「留下」之名至今仍在，現為留下鎮，處於今杭州城西郊［15］卷十136。
鳳凰山，下瞰錢塘江。晉郭璞《臨安地誌·天目山詩》：「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16］卷一3天目山有東天目、西天目二峰，其南即為杭州鳳凰山。「龍飛鳳舞」即指鳳凰山。鳳凰山，先後為吳越國宮殿、杭州府治所在。南宋大內即於原府治基礎上修建。建炎三年二月，詔以鳳凰山地建行宮［8］卷一3358。鳳凰山早已出名，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東京開封大內造人工山——艮岳，高九十尺，山周十餘里，「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初名「鳳凰山」，後有所謂神降，神語有「艮岳排空宵」之語，遂改為「艮岳」，都人稱「萬歲山」。所言「餘杭鳳凰山」，即南宋臨安府大內麗正門之對面，山上有天柱宮及錢王郊壇，盡頭為嘉會門［17］卷三47。
南宋行在所大內，初出於倉促，後逐漸修建。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高宗至杭州，以鳳凰山杭州州治為行宮，以顯寧寺為尚書省。此實為杭州置行宮之始。其後，迫於金軍追擊，遷徙不定。三年七月，杭州升格為臨安府。紹興元年十一月八日，詔移蹕臨安府，令權知臨安府徐康國建行宮百餘間［1］9284上、9286上。從紹興回臨安府，於行宮南門修樓屋一所，臨安府遵詔書寫「行宮之門」四字為門額。太史局擇吉日十月二日啟用，為百官進出行宮之門。南門（後為麗正門），沒有走廊，遇雨，百官泥濘中行走，命修內司增建過廊。其間，高宗又曾離臨安府，移蹕平江府、建康府。直到紹興八年三月，降詔駐蹕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即定都臨安。南宋大內，於是得到逐步擴修［1］9287上、9289上下、9290上。然，鳳凰山宮城，處於鳳凰山東麓山坡下，面積不大，其形狀為不規則長方形，東西直線距離約800米、南北直線距離約600米，規模不大⑥。從而使宮殿等皇宮建築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一些與皇帝緊密聯繫的中央官署，更不可能如北宋東京宮城可置於宮城之內。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點到：
在南宋，橫行三司依然是聯繫皇帝與外部世界的重要橋樑，特別是合門司承擔的排班、引見職責直接發生在宮城內，之所以都是被攆出禁中，最合理的解釋便是宮城規模、地形條件的制約。⑦
紹興九年（1139年），和議成，建慈寧殿，以迎顯仁韋皇太后（高宗母）歸［3］甲集卷一34。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紹興和議」達成，詔建崇政殿、垂拱殿、太社、太稷、皇后廟、都亭驛。其後逐年修建行在所施政、祭祀、庫藏等建築，直至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建尚書省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矣」［16］卷一2。宋代尚火德，殿宇皆以赤土刷染，外塗以桐油，呈紅色。今杭州岳王廟圍牆刷成赭紅色，尚有南宋尚火德之遺意。
宋代宮室，汴京之制，奢侈不可以為訓。南宋，服御唯務簡省，「宮殿尤朴」。皇帝之居稱殿，總曰大內，又稱南內。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高宗退位後，六月戊辰（三日），以望仙橋東新宮命名為德壽宮，為太上皇趙構所居。德壽宮在大內北之望仙橋，故稱北內。北內並非實在大內之中，而是在和寧門外御街至朝天門之右側［2］卷一五四3598［9］卷二〇〇3941。
南宋大內，在鳳凰山東。南門（前門）為麗正門，三間六架，長三丈、廣四丈六尺。麗正門有左、中、右三門，南宋城樓建築華麗，麗正門門樓「皆金釘朱戶，畫棟雕甍，覆以銅瓦」，為通入宮中門戶，四周為內宮牆。麗正門前通道，左、右為待班閣（待漏院），可庇風雨；右待班閣旁為登聞鼓院、使臣營；左待班閣旁為登聞檢院，檢院南不遠處為儀鸞司。鼓院、檢院相對，列以紅杈子，排列森然。檢院偏東為嘉會門，嘉會門為南面第二重宮牆（外宮牆）之門，處在禁掖之外。嘉會門西之外宮牆，沿山坡向上而築，直抵鳳凰山慈雲嶺海觀亭⑧。
麗正門的門禁甚嚴，人無敢輒入仰視［18］卷八62。皇帝通常不從麗正門進出，只在舉行郊祀大禮時，皇帝經此門至郊壇。
由麗正門進入，為大內正衙——崇政殿（紹興十二年修），如舉行明堂大禮、正朔大朝會，行大冊禮，皇帝御此殿，稱大慶殿；遇六參起居，百官聽宣麻制或特赦，殿牌名改換為文德殿；聖節上壽，殿名又為紫宸；進士唱名，改名為集英殿；閱武，則為講武殿。實際上都是同在一崇政殿。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後，崇政殿改名祥曦殿［8］卷一3359。
由崇政殿再進之大殿——垂拱殿（紹興十二年修），為皇帝常朝、四參起居之殿。也就是皇帝日常辦公之所。
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名選德殿，於御座後作大屏風，分畫諸路，各列監司、郡守於二行，以黃簽標識居官者職位、姓名；大屏風背面，為《華夷圖》。孝宗以此殿為便殿［2］卷一五四3598⑨。周必大《選德殿記·淳熙五年》對此有較詳記載：
（前略）名之曰選德，規模朴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群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棲之以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意。至於中外奏報若軍之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 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太古之初，謂射，本男子之事，非專用於武也。射所以觀德，非專以覿威也，故為是殿，以為是殿，以延群臣，以裁庶務，以閱圖史。［12］卷五一五二279-280［8］卷一3361
選德殿前有個大球場，這是北宋東京大內遺風。孝宗常在此觀擊球⑩。球場東、西兩個球門，用「堅木」做成。可視為現代足球場前身。只不過宋朝擊球，有多種形式，一是騎馬用桿擊球；二是步擊球，即奔跑擊球；三是乘驢、騾擊球，球飛進球門就得一籌（分）［2］卷一二一2841-2842。
關於選德殿屏風，孝宗在選德殿仿高宗體練書法，與辦公之餘孝宗在選德殿前球場觀賞臣僚擊球等活動，寧宗楊皇后有《宮詞》留下了可貴的記錄：
思賢夢寢過商宗，右武崇儒帝道隆；
總攬權綱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風。
用人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合至公；
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家傳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兩朝；
天縱自然成一體，謾誇虎步與龍跳。
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
牽韁絕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點飛。［19］卷二七七九32890-32891
寢殿為福寧殿，紹興二十八年建。光宗遜位居之，改名壽康宮。崇政、垂拱二殿，雖曰大殿，「其修廣實如大郡之設廳」。每殿為屋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間，長、廣各一丈五尺；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為殿門（麗正門），淳熙初，孝宗改後殿擁舍為別殿，取舊名為延和殿，空間很小，陛階僅一級，小如常人所居，為退朝便坐辦公之所［2］卷一五四3598［1］9290上［4］卷一9。
皇太后殿名曰坤寧，皇后殿名曰和寧。兩殿各有太官及殿長、內侍，及黃院子、幕士、殿屬、親從、輦官等人祗候。諸宮妃等位次，亦有內侍提舉。各閣分官屬掌箋奏［18］卷八63。
在宮城之外，望仙橋東，有奉太上皇之宮為德壽宮、重華宮（德壽宮改名），壽康宮（福寧殿改名）。德壽宮原為宰相秦檜舊第，於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遜位後改建［18］卷八63-64。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重修大慶殿、講武殿、復古殿。這說明南宋後期，新建了上述三殿［4］卷一9［16］卷一5。
《夢粱錄》記載的南宋後期大內還有：緝熙殿、勤政殿、嘉明殿［18］卷八62。
大內北門（後門）為和寧門，這才是百官出入的實際正門。和寧門大門亦洞開左、中、右三門，金碧輝煌。衛士把守，出入甚嚴。如人出入，守闕人高唱頭帽號。和寧門外左右紅杈子，為早市場買賣處，生意興隆。因宮中妃嬪諸閣分，宮娥早、晚令黃院子購買食品用餐，都到這裡採購，「凡飲食珍味，時新下飯，奇細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喚，實時供進」［18］卷八63。
和寧門前是御道，御道起點左、右兩邊為待班閣（上朝官待漏院）。左待漏院旁是孝仁坊、合門司、六部、三省。右待漏院旁是登平坊、客省四方館，六部橋。六部橋南側通候潮門。入登平坊，沿內城牆稍往南，為東華門（在和寧門右側，即南側），守衛尤嚴。東華門南側，沿內城牆折向大內南城牆，森立殿前司中軍寨，殿前司中軍士卒立寨守衛大內，名為中軍壁下寨［18］卷八6211。
因南宋皇城坐南向北，官署、市區皆在宮城之北。和寧門出去是御街，御街第一道門為朝天門，正對和寧門。和寧門出去右轉（南側）為六部橋，六部橋往南是候潮門。和寧門出口御街左側（西側），排列合門司、客省、四方館、六部、三省、玉牒所等中樞構和掌宮內出入的機構。
南宋中央官署布局，有一個與唐代長安、北宋東京顯著不同的特點，唐與北宋的大多數朝廷機關或主要中央機關，盡量與居民生活區隔開，置於皇城內；而南宋不是，「在臨安，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見縫插針地進行，即例如三省也是如此，因此三省主體部分的周轉圍可以看到不少店鋪、民居」12。對此，《夢粱錄》在記載和寧門紅杈子前早市中，不經意地有所反映：
和寧門紅杈子前買賣細色異品菜蔬，諸般下飯，及酒醋時新果子，進納海鮮品件等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氣象，殊榮可人意。孝仁坊口中，水晶紅白燒酒，曾經宣喚，其味香軟，入口便宜消。六部前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尤佳。早市供膳諸色物件甚多，不能自舉。自內後門至觀橋下，大街小巷有之，不論晴霜雨雪皆然也。［18］卷十三118［8］3354
和寧門乃宮城百官出入大門，門前御街左右即為待漏院，用紅杈子（隔欄）與御街隔開。西側待漏院前為孝仁坊，緊靠孝仁坊即為合門、六部、三省、封樁所等中央官署。就在宮門前、中央官署旁，居然允許開早市，熱鬧非凡，這亦是南宋都城一大奇事［8］3354。其客觀原因就是因為南宋宮城規模太小，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對此有所論及：
宮城位於臨安南端，因此絕大多數的朝廷衙署都不可避免地分布在宮城以北。不過，除了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也都是在宮城之外，恐怕與宮城的規模、地形有一定關係。2004年，臨安城考古隊對南宋宮城進行了勘探調查，探索明其形狀為不規則長方形，東西、南北直線距離最長處分別約800米、600米。可見南宋宮城規模不大，更何況其中還有不少難以充分開發利用的山坡。宮城內安置宮殿後，所余空間非常有限。於是一些原先在北宋位於宮城內的機構移至宮城外，合門司、客省、四方館的遷出就是例子。13
御街經候潮門後，略向西折，過進奏院，又折向北，經眾安橋、觀橋，到萬歲樓，折向西行，至終點為庄橋、中正橋（斜橋）到景靈宮。全長13500尺，鋪石板35000多方。這條御街對臨安城十分重要，既是城市中軸線（即和寧門至朝天門這一大段），又發揮了外朝廣場的作用14。
大內有雙重城牆。宮城東南外城牆，於紹興二十八年始令修建。《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二十八年，增築皇城東南之外城。」［3］甲集卷二77《國朝會要》稱：同知臨安府張偁、楊倓言：「相視合修築五百四十一丈，計三十餘萬工，用磚一千餘萬斤，礦灰二十萬秤。今來所展城闊一十三丈，內二丈充城基，中間五丈充御路，兩壁各三丈充民居。」［16］5-6東南外城南牆中間有嘉會門，嘉會門西側之外宮牆，沿山坡向上而築，直抵鳳凰山慈雲嶺。嘉會門東側外宮牆延伸很遠，由南經「入水門」折向東，過候潮門再繼續往東至保安水門、保安門，直至艮山門折向北到餘杭門。新開門折向北為望仙橋（施全刺秦檜之地）。望仙橋東即德壽宮（後改稱重華宮，孝宗遜位所居）15。
三、都城規制——臨安府府城廂坊布局
杭州古稱錢唐，號稱武林。公元前210年，已有錢唐的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一月）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20］卷六328［21］卷二二348916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謂：
故《地理志》曰：「谷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經其南，王莽更其名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22］卷四〇994［21］卷二二3489
說明兩漢時期，會稽郡設錢唐縣，置會稽西部都尉治所，王莽時改名泉亭縣。至東漢順帝，會稽郡分置吳郡，錢唐歸屬吳郡。
據南朝宋錢唐縣令劉道真《錢唐記》記載：錢唐縣，經常遭海水沖入，當時西湖尚未形成，一片汪洋。漢會稽郡議曹華信，要建造防海大堤，但缺錢。他做了一個廣告：「有能致一斛（10斗）土者，即與錢一千。」結果，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也就是說，開始按斛付錢，後來突然宣布不再收土石方了。可是，遠近郡民陸續運過來的土石方，難道再運回家去？那不是損失更大嗎？出於無奈，都擲下土石走了。錢唐縣防海堤造成了，此後，錢唐縣改稱錢塘縣。東漢末，朱 封「錢塘侯」，即是例證。［21］卷七一2310華信的做法固不可取，但錢塘海堤築成，縣境蒙利。防海大堤築成後，首先縣之南形成了一個湖。《錢塘記》曰：
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22］卷四〇994
關於海塘位置，雖沒有明確記載，但《錢塘記》卻提供了重要信息，防海大堤建成後，縣南有了內湖——明聖湖，至今西湖尚有金牛傳說。不少學者推斷，海塘築成後，「西湖從此與海隔絕而成為湖泊，而且也便利了靈隱一帶至湖濱一帶居民往來，進而推動錢塘縣治東遷至湖濱一帶」17。顧炎武在《肇域志》中，也是含糊其辭地說：「海塘，在府治東南二里，相傳郡功（議）曹華信所立。」［23］1939此「府治」是指作者所處明末、清初杭州府治、抑是古錢唐縣治？在華信修塘時，並無「府治」之說，如意指縣治東二里，那是比較接近史實。不論怎樣，華信所築海塘，不可能等同於吳越國時所修捍海石塘。華信築錢塘海堤之後，西湖逐步形成，這應是可信的。
三國時，錢唐縣屬吳，吳大將朱異，錢唐人。吳大帝孫權分餘杭縣置臨水縣，說明餘杭與錢唐並立。陳改為錢唐郡。隋平陳，廢郡，改為錢唐縣；省陳留為綏安縣，又割吳郡之鹽官、吳興之餘杭，合四縣為杭州。州治在餘杭縣。開皇十年（590年），州治從餘杭遷至錢唐城。十一年（591年），又遷州治於柳浦西（在今鳳凰山下），依山築城（即宋杭州餘杭郡錢塘縣所在）。煬帝初改為餘杭郡。杭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步」，楊素督建，有城門十二［24］616［7］卷二3223下。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杭州，領錢塘、富陽、餘杭三縣。天寶元年，改為餘杭郡。乾元元年（758年）復為杭州，為鎮海軍節度［25］卷九三700。
自隋建杭州城，南北運河開通後，帶動了杭州經濟發展，在唐代，杭州已然成為「東南名郡」，「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說明運河船運繁忙，舟船綿延二十里，城中市肆三萬家，貿易發達［26］卷三一六3206。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杭州武勝軍團練使、蘇杭等處觀察處置使錢鏐，率十三都軍及役徒二十餘萬，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七十里，「其高若干丈，厚得之半」。自七月動工，至十一月完工，歷時四個月。錢鏐《杭州羅城記》稱：
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亦以此城。苟得之於人而損之己者，吾無愧歟！［27］卷二五九8565［28］卷七七1053-1054
羅城，即外城。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杭州羅城周七十里，曰：「今杭州羅城，鏐所築也。」錢氏又在舊城南鳳凰山下建築「子城」，作為州治治所，先後二次擴建外城——夾城、羅城。夾城，拓展了州城西北和西南地區；羅城，擴展了舊城以東地區。這樣，杭州城，在鳳凰山下之東、之西、之北，環抱西湖，東連錢塘江，北接大運河，城市空間大為拓展18。
杭州之發展，吳越錢氏功不可沒。錢鏐於唐末擴展杭州羅城之後不久，稱王建吳越，立國八十九年，以杭州為國都是。吳越王築捍海石塘，增廣杭州城，大修台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16］卷二44。杭州已成為東南沿海商貿中心，海外貿易的港口。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納土於宋。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五月，在杭州已見置兩浙市舶司；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置杭州、明州、廣州市舶司，杭州成為全國三大海港之一［1］4242下。
南宋都城的建築規制，與長安、開封方整的都城形制不同，其形勢則南北展而東西縮，城垣東西狹、南北長，在五代時就有「腰鼓城」之稱［29］卷一513。關於杭州城的範圍，據《夢粱錄》記載：「隋朝創立此都城，僅三十六里九十步，後武肅錢王發民丁與十三寨軍卒增築羅城，周圍七十里許。」［18］卷七52北宋杭州城池，比吳越國時沒有多少擴大。南宋臨安府城外城城牆，「沿用北宋、五代吳越國時期舊城牆，大致範圍約與北宋無異。僅東南外城範圍略有擴大」。經考古工作者對南宋城遺址考古，南宋時外城城牆範圍大致如下：
東城牆基本在今東河以西，東河為城壕；西牆牆基即為今湖濱路、南山路與湖濱公園一帶；南面主體穿過今南星橋火車站，從包家山斷崖附近折轉，經將台山月岩附近北上，到錢湖門。19
上引表述是按當代城市地名指稱。與梅原郁根據《夢粱錄》所繪製臨安外城圖近似：
東面外城牆至茅山河、貼沙河，城牆東北交會處為艮山門，沿東外牆向南經崇新門、新開門、候潮門，再西折至嘉會門；北面城牆，自艮山門向西延伸至西北城牆交會口——北關門（餘杭門外）；西面城牆，自餘杭門沿西湖東側（西湖在城牆外）經錢塘門豐豫門（涌金門）、清波門（暗門）錢湖門；南面城牆，自嘉會門經包家山折向西、沿慈雲嶺山坡北折，至錢湖門。兜了七八十里一大圈。20
城牆高達三丈、寬丈余，合今約高九米、寬三米［18］卷七53。
臨安府城市管理，沿用汴京廂坊制。唐以來坊市制在宋代已逐漸崩塌，至南宋，都城臨安，由於大批官員、士人、軍人及北方移民如潮水般湧入，城區人口迅速遞增，推動了城市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封閉式的坊、市、街分開的坊市制被徹底打破，形成了居民區與街鋪毗連交錯的新格局。日本唐宋經濟史專家加藤繁注意到唐代中古坊市制的崩潰、宋代新的市場模式產生的城市史發展中的歷史性轉型：
到了宋代，作為商業區域的市的制度已經破除，無論在場所上，無論在時間上，都沒有受到限制。商店各個獨立地隨處設立於都城內外。但是另一方面，行的制度有相當程度維持著，以前存在於市內的同業商店的街區，到處看到超越了它的舊的界限21。
加藤繁認為唐代坊與市分開的坊市制，在宋代已經被衝破，但獨立的市內行業街區還「相當程度維持著」，無疑是具有創見的判斷，為史學界所公認。但他的考察側重於北宋開封都城，而對南宋臨安府市場與坊巷開始融合，並出現了以街巷為核心的新型城市結構變化認識不足。
北宋與南宋城市管理結構是有明顯差別的。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變化》一文就論及此點：
唐代是坊市制度最為完備和成熟的時期，也是坊市制度逐步開始衰退和變革的階段……延續到北宋才退出歷史舞台22。
也就是說，唐宋坊市制在北宋已經結束，南宋出現了新的變化。什麼變化呢?北宋坊牆倒塌了，坊市分界開始打破，但市中街區，尚未融入坊中。至南宋，情況大變，雖然城市管理亦實行廂坊制，但比北宋開封的廂坊制更開放、更自由，實際上已向街市、坊巷融合的新型城市轉變，「中國城市由封閉式坊市制向開放式街市制的巨大轉折完成於宋代」23。明確地說，完成於南宋。到了南宋，已形成大街小巷暢通、街市與坊巷交錯的無坊牆阻隔的城市結構。考古學家杜正賢認為：「我國古代都城布局至宋代開始打破唐代里坊式的城市布局，轉變為開放式的街巷布局。」24「街巷」取代「坊市」，這是唐、宋城市變革的重要標誌。
南宋臨安城街道迅速發展，主要街道為御街，是貫穿臨安城南北的主幹大街，成為溝通大內與中央重要權力機構及皇帝車駕赴太廟、景靈宮、青城齋宮郊壇等重要祭祀場所的通道，是皇權建築象徵之一，故又稱天街。御街起點在何處?《咸淳臨安志》謂：
御街，自和寧門外至景靈宮前，為車輿所經之路。［8］卷二一3567下
這是關於御街起止的記載。杜正賢參與過御街遺址考古，其著作《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對此表述認同：
南宋時期的御街專供皇帝車駕通行，顯示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御街自和寧門外開始，經由太廟、朝天門（今鼓樓）、眾安橋，轉向西面經禮部貢院，一直過新莊橋，最後到達終點景靈宮。目前考古發現了四段南宋時期的御街遺迹，基本展示了南宋御街的全貌。
御街分為居中的主道和位於兩側的輔道。御街主道可能是所謂天街中專屬皇帝行經的區域，而兩側的輔道則屬於臣僚行走的區域25。
其中南宋東南部分外城，是紹興二十八年擴建的。由於南宋皇宮所處鳳凰山坡的地理環境局限，其禮制性建築如郊台，處於外城慈雲嶺附近，御街不經過。此三年一次郊祀大禮，儀仗隆重龐大，車駕如何行進，是個大問題。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日，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即楊沂中）奉命擴展外城，在審閱了擴建外城圖紙——《展城圖子》後，提出新折方案：外城通十三丈（近40米），五丈（15米）作街路，六丈（兩壁各三丈）為民居，二丈為城牆牆基，「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經從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極為快便」。九月二十二日，又將新修御路所經新南門（便門）命名為嘉會門［1］9292-9293。這條外城新修御路，自候潮門沿向南經嘉會門，再折往西南，經包家山、龍華寺直抵郊台（靠近今存杭州八卦田，八卦田為宋帝藉田）［8］卷三3372［15］卷六66。這條御路，長四里余，解決了皇帝親郊車駕繞行不便的困難。但與御街（天街）有別。此御路，車駕並不常用，亦不經過臨府府城市區。杜正賢認為：
紹興二十八年之後，南宋臨安城完整的御街北面終點是景靈宮，南面的終點是郊丘，自北向南經中間過太廟、六部橋、候潮門西、麗正門外、嘉會門外等節點。26
這個觀點，把御街與御路相混淆，值得商榷，但卻得到考古界同行專家秦大樹高度評價，他在書評《對南宋臨安城研究的總結性著作》一文中稱：
歷年來先後發掘了四段御街遺址，清楚了御街的走向和建築方式，證明御街不是傳統認識的起於和寧門，而是向皇宮內延伸，縱穿皇宮後經皇城南門麗正門，直到嘉會門，從和寧門向北根據文獻數據記載是到北城的景靈宮。27
這個評價有點誇張。一、因四段御街遺址不涉及紹興二十八年新開外城御路；二、作者專著也未提及御街穿過皇宮，書評卻說「南宋御街向皇宮內延伸，縱穿皇宮後經皇城南門麗正門」，這個結論實在有點匪夷所思。御街遺址考古有證據證明御街穿過皇宮嗎？其實，紹興二十八年，殿前都指揮使（三衙管軍，中央禁軍最高長官）楊存中負責擴修外城新路時，明確地說：「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經所展街路，直抵郊台，極為快便。」並稱這是一條「御路」，既沒有說是御街，又沒有說穿過皇宮，何來天街由和寧門「縱穿皇宮經皇城南門麗正門」之說？
御街亦是劃分府城左、右廂的中軸線。兩側坊巷林立。《都城紀勝》載：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現錢，謂之「看垜錢」……又有大小鋪席，皆是廣大物貨。［30］11
其他街道有前洋街、後洋街、後市街。有的小街道，在坊內，如南新街，在清河坊內。可以說，南宋城市建築結構，正處於大變革時期，以廂坊巷為主，團市迅速發展，街道正在擴展，坊巷與街市融合，朝著向都市街市坊巷制轉變，這是對唐以來城市坊巷制發展的一個突破。
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揭出了臨安府京城坊巷結構有以下持點：
第一，無坊牆，坊表立街巷入口處。
第二，以街巷為中心，組成坊巷聚居區。
第三，徹底打破官、民分居的規制。
第四，店鋪四處開設，營業時間不受限制。28
以上幾個特點是符合史實的。如坊立坊表，立碑坊，取代坊牆，《咸淳臨安志》載：「城北右廂：狀元坊，北新橋南。端平二年，為武舉狀元朱熠立。」［8］卷一九3547《夢粱錄》之「鋪席」載：「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18］卷一三117《夢粱錄》之「夜市」載：「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更鼓鐘鳴，賣早市場者又開店。」［18］卷一三119
為便於城市管理，高宗朝府城之內設八廂：宮城廂、左一廂、左二廂、左三廂、右一廂、右二廂、右三廂、右四廂。紹興十一年（1141年）五月，詔依知臨安府俞俟奏請：
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煙繁盛，各比一邑。乞於江漲橋至浙江置於城、南北左右左右廂。差親民資序京朝官主管本廂公事。杖六十以下罪，聽決。［7］卷二3223下
府城之外設二廂：城南左廂、城北右廂。孝宗朝，城內增為九廂，即將左一廂分為二廂：左一南廂、左一北廂。府城外增城東廂、城西廂，連原設的城南左廂、城北右廂共為四廂。整個臨安城內外，共劃分為十三廂。臨安城外，城郊結合部，又設東壁、西壁、南壁、北壁管理區［8］卷一九3540-3543。城內九廂，置兵官七員，分領廂事；城外置城南左廂公事所、城北右廂公事所，廂官兩員。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十七日，直秘閣、知臨安府榮薿奏請：「本府城內雖有兵官七員，分廂領事，而兵官多昧文法，徇私容情。乞照城外亦置左右廂公事二員。以京朝官資序人充。所有兵官乞罷三員，存留四員，止令分地巡警。」朝廷從之，置臨安府左、右廂公事官二員，分掌訟諜。可是不到一年，紹興二十七年五月，為侍御史周方崇奏罷，城內詞訟仍依前自行理決。復置兵官七員，分掌城內九廂巡警治安公事，不理詞訟［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城外四壁，東、南二壁公事歸隸城南左廂；西、北二壁公事歸隸城北右廂，臨安府派總轄官統領四壁巡警捕盜，加強治安管理［8］卷一九3540-3543。
關於臨安府廂坊分屬建制，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有精詳論述。他就陳振在《略論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變——從廂坊制到隅坊制、廂界坊（巷）制》一文中，提出的「廂界坊（巷）」新制提出質疑，並就南宋臨安以廂統坊進行了深入論述，所謂城外兩縣「界分」，「就是錢塘、仁和兩縣在臨安府城外相互間縣境地界而已」，「不應該是一種地域分區制度」，這個結論是正確的29。
南宋京師臨安府，基本上沿襲北宋開封府以廂統坊之制。但隨著南宋臨安水陸交會，南北輻輳，市場貿易與城市消費活動更為活躍，廂坊制正在發生變化，與開封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就是始將「街」納入廂坊體制。這是古代都城結構的一個重大變化，反映了南宋「街」正在崛起，構成了街巷制的新特點。
總體上看，除宮城廂在皇宮之內是特例外，城內廂均以御街為中軸分左、右。御街東側為右一、右二、右三、右四廂，靠運河方向；御街西側，為左一北廂、左一南廂、左二、左三四廂，靠西湖方向。
四、臨安府衙及職官制度
南宋臨安府大都督府，本杭州，餘杭郡，寧海軍節度［2］卷八六2174。宋代行政區劃某州、某府全稱，必含州、府名，州、府格名，郡名，如屬節度州、府，又帶軍號名。臨安府，屬京府，由杭州升格大都督府，郡名餘杭，軍號為寧海軍。
五代，杭州為錢氏吳越國都城（907—978年），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吳越國國王錢俶納土，獻其兩浙諸州十三、軍一。次日，宋命考功郎中范旻知杭州（或稱權知兩浙諸州事），受吳越所獻兵民、圖籍、帑廩管鑰，為首任知杭州軍州事者［2］卷四八〇13911［2］卷四58［31］卷十九433［7］卷三3238［8］卷四六3760上。淳化五年（994年）杭州升為節度州，軍號為「寧海軍節度」［24］卷五207［2］卷八十八3174［5］卷二十二630。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二十一，詔知杭州專管勾一路兵馬鈐轄司事，時范仲淹為禮部侍郎、知杭州、管勾一路兵馬鈐轄司事。武臣一員為本路駐泊兵馬都監司管勾鈐轄司事［1］4381上［8］卷四六3769上。熙寧七年（1074年）分兩浙路為兩浙東、西路，兩浙西路領杭、蘇、湖、潤、常、秀、睦七州，治所在杭州。其後，有合與分之變化。宣和二年（1120年）升帥府，知杭州、領浙西安撫使［7］卷二3221上、下［2］卷八六2174［2］卷八八2173［8］卷四六2174。
南宋初，兩浙路復分兩浙東路、兩浙西路。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為臨安府。紹興八年三月，定都於臨安府，不稱京師，「今日以臨安府為行在所」。臨安府領縣九：錢塘縣（倚郭赤縣，望縣），仁和縣（倚郭赤縣，望縣），餘杭縣（望，畿縣），臨安縣（望，畿縣，在臨安府西120里），富陽縣（緊，畿縣），於潛縣（緊，畿縣），新城縣（上，畿縣），鹽官縣（上，畿縣），昌化縣（上，畿縣）［4］卷一1-2［5］卷二二630［6］卷九〇4121［7］卷一3241［16］卷二44-49。
臨安府署典職輦轂，為要劇之司。掌治理府城，領九赤、畿縣［2］卷八十八2174。凡府城廂坊及城外畿甸，登記與戶籍管理，分派賦役，頒布禁令，統掌之。府城外南、北廂，府城內左、右廂，各置廂官，受理民事訴訟。紹興二十六年，罷城內左、右廂官，城內所有詞訟皆由本府理斷。分使臣十員，以緝捕在城盜賊。立五酒務，置監酒務官以理財。全城分六都監界分，設148鋪，差兵巡防煙火。置兩總轄房，承旨御前文字。凡皇宮御寶、御批、實封文書下達臨安府有所取索物資，則及時承辦供進。凡省、台、寺、監、監司符牒及管理縣及倉場等等申到公事，均須承受、辦理。凡朝廷舉行大禮及國信使所需，隨事應辦。年內各種大、中、小祠祭，供進禮料，張掛幄簾，陳列祭品。人使往來，準備舟楫，皆先期通知有司籌辦［2］卷一六六3944［32］卷七十一300下。
臨安府，不僅要管理本府及所領畿甸事，還要承擔供奉朝廷、百司、軍旅所需之物、辦理所責之事。其職事數倍於諸府。其編製如下：
知臨安軍府事——省稱知臨安府，別稱府尹、帥臣。建炎三年七月，杭州升為臨安府。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改為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軍府事［9］卷二○468，卷二九673；十二月，知臨安府兼浙西同安撫使（因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故知臨安府康允之以兼「浙西同安撫使」入銜［9］卷三○688。紹興五年（1135年）三月丁酉，浙西安撫司由鎮江移回臨安府。此後，南宋知臨安府事，皆兼浙西路安撫使。臨安府為帥府。知府為臨安府一府之長官，領本府軍政公事，併兼管內勸農使、浙西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點檢行在瞻軍酒庫所公事，兼職甚多。以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臨安知府潛說友官銜為例：
中奉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府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8］3335
知臨安府事——於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九年（1173年）五月四日曾罷置，因皇太子趙惇在此期間任臨安府尹。乾道九年五月五日復置，直至南宋末未變［1］3965上、3966上。
權知臨安軍府事——南宋知臨安府帶「權」字，有兩種情況。一種屬兼任，如紹興三年七月三日，以右朝請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為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因梁汝嘉職事修舉，高宗謂汝嘉：「今得人矣！」至四年七月一日，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新除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汝嘉為高宗重用，命其同時身任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此「權」字，顯然非降職，而是兼任之意［9］卷七八1469［8］卷四七3771下。紹興五年二月癸卯（二十九日），因梁汝嘉上言：「心力有限，不能當兩處繁劇。」徽猷閣待制、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改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解除戶部侍郎之後，去掉「權」字，專任知臨安府。後三日，升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職名由猷閣待制遷徽猷閣直學士，而差遣知臨安府未變）［9］卷一七二3281。又如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右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詳定一司敕令韓仲通兼權知臨安府，次年三月十七日，韓仲通改守戶部尚書兼權知臨安府［8］卷四七3773下［9］卷一七二3281。另一種情況，是資淺帶「權」屬非正除，如：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閏四月二十三日，以左朝請大夫、兩浙轉運判官趙士璨兼權知臨安府；是年九月，正除直秘閣、知臨安府（按：原不帶貼職，帶直秘閣後，落「權」字，正除知臨安府）。
權發遣臨安府——資稍淺者為權發遣臨安府。如高宗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閏六月初九日，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權發遣臨安府趙子瀟；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十九日，左朝議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子瀟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7］卷三3253下、3254上。
臨安為皇帝駐蹕之地，東南第一大都會，人煙浩穰，風俗日益薄，獄訟日益繁，六宮與在京百司、軍旅、郊祀，無一不取辦於京府。知府政務繁劇，「窮日，力有不能給」［8］3335上、卷五十3797上。
臨安府府治在西湖東側，涌金門南、清波門北之凈因寺故基［7］卷二3224上［8］卷五十三3828上、3354。府治門進去，為正廳門，由正廳門進入為設廳（正衙），設廳之後為簡樂堂，之後為清明堂、見廉堂、中和堂等，在同一軸在線。知府日常辦公不在正衙，因正衙為皇太子出判之所，故帥臣（知府）例不便坐，而在正衙東側之東廳，「每日早晚坐衙」。設廳與東廳之間有門相通。東廳後有恕堂、清暑堂、有美堂、三桂堂［8］卷十五3514上［18］卷一〇83-84。值得關注的是，府治內設有眾多的安保與日常服務的附屬機構，如入府治大門大院左廊為軍資庫、點檢所（監官衙）、法司等，右廊為帳前統制司、客司房、客將、都吏、職級、手分等，大多為供驅使之使臣、府吏、兵卒所居［8］卷十五3514上［18］卷一〇83-84。
通判臨安府軍府事——省稱府判，別稱府倅、倅貳、通守。為知府之副貳，宋代置通判，有糾察長吏之意，故與知府均禮。北宋京都開封府不置通判，南宋臨安府卻置，寓開封府為宋京都不廢之意，臨安府仍未能與之比肩。其間，孝宗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九年五月四日曾罷置，因皇太子趙惇在此期間任臨安府尹，不設通判：「皇太子領臨安府尹……見今臨安府通判及簽判、職官並各廢罷。」［32］卷七六339下九年五月五日即復置。凡本府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知府、通判連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得舉刺。臨安府通判，因都城民物繁阜，府事日劇，獄訟不息，因此，設三員通判，主要精力投入理斷獄訟，所謂「斗決托於分任者為倅。倅號南、北廳，又有員外置（東廳）」［8］卷五〇3797上、3799上、3800上。
通判北廳在府衙南，自紹興初，即分治于于府治之南。通判南廳在府衙南，其廳址常遷徙不定，如乾道時，在府衙東。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方在府治南度地建通判南廳［7］卷二3224下［8］卷五〇3797上、3799上。通判東廳在府衙南。東廳原屬員外編製，「率以處宗室、戚里及有朝跡者」，即屬編外優待宗室、外戚及有朝中背景人的無職事官闕，「官舍無定棲」，自處若浮萍。理宗紹定三年（1220年）始置通判東廳治所，員外通判「自今得安其居。」其《壁記》刻石東廳通判自嘉泰元年（1201年）宗室趙師石始，多為國姓宗室內者充［8］卷五〇3800上。都廳在府治西，臨安府議事堂。北宋時，諸州郡皆有都廳。宣和三年，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禁止，改稱簽廳。南遷後，帥府仍稱都廳。蘇軾於熙寧四年（1071年）六月為太常博士、通判杭州，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六日，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值都堂，皆有題詠，其詩《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系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南宋臨安府都廳保留蘇詩石刻：［33］卷二一599、卷四二1990［8］卷五十三3828下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營（人＋侯）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34］卷三二1723
當直司在府治內，居東。為府幕職官、司理院官輪值訊鞠之所，接收本府訴訟，閱實後白府長貳，然後置於犴狴（牢獄），以候訊鞠。知臨安府宋輝言：「本府日有引問、勘鞠公事，合置當直司。」［8］卷五十三3829［1］9337下
府幕職官——簽書判官廳公事節度判官、節度推官、觀察判官、觀察推官。以京官任節度判官者，為簽書節度判官公事。
簽判、節推、察判、察推，皆在簽廳分案治事，助理府政。本府簿書、案牘、文移付受及催督促等，無不與聞。理斷獄訟雖由府院錄參及左、右司理院參軍承擔，然「剖析民訟」，亦為幕職官職事之一。故當直司，亦須輪值［1］4312下［8］卷五十三3829上。簽廳，別稱使院。在府治後，定安橋西。觀察判官廳、節度推官廳，在府治前近民坊。觀察推官廳在簽判廳西。
錄事參軍——公廨稱府院。治理本府獄訟，統領左、右司理院與諸曹參軍。府院，在府衙門之西，錄事參軍廨舍附之。
左司理參軍——公廨稱左司理院，治獄機構，掌獄訟勘鞠。左司理院，在府衙之東，左司理參軍廨舍附之。
右司理參軍——公廨稱右司理院，治獄機構，掌獄訟勘鞠。右司理院，在府衙之西，右司理參軍廨舍附之［7］卷二3224下，卷五3267上、下［8］卷五十三3830上、3831上。「臨安府所管左、右司理院、府院三獄」，獄訟繁劇，訊鞠綦重。除錄事參軍，左、右司理參軍獄官外，每院配有獄吏：推級四名，推行重祿法；此外杖直、獄子十二名，自乾道七年二月起，每月支錢十貫、米六斗，始推行重祿法［1］4307上。
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孝宗乾道六年，汪大猷曾乞戶曹專主倉庫［32］卷七十八365下。
司法參軍——司三尺之律，職掌議法、奉法、斷刑，糾議獄之徇情枉法者［32］卷七十八362下。
府學教授——二員。南宋初，因戰火正熾，建炎三年罷學，不置府學教授。紹興三年，戰事稍紓，復學置教授。掌府學學生之政令，教誨學生，「凡邦之士，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屬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矩矱，出入不悖所聞」。
主管左右廂公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五月，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所，斷決杖六十以下公事。南宋改勾當為主管，紹興十二年，仿東京開封例，於臨安府城外置主管南、北廂公事所。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又於城內左、右廂增置二員，主管左、右廂公事，分減臨安府在城詞訟。紹興二十七年五月，為侍御史周方崇奏罷。「城內詞訟仍由開封府理斷」［9］卷一七五3354［8］卷一九3541下、3542上。保留城外主管南、北廂公事，掌城外決斷杖六十以下詞訟。
城南廂廳在鳳凰山下外城嘉會門外。城北廂廳在北關門外（近餘杭門）［8］卷五十三3830上、下、3831上［1］3966上、下卷六230-231。浙西路安撫司簽廳在府廨內，位於府治正廳西，緊鄰客司房。因臨安知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故簽廳即在府治內。臨安府為應付彈壓突發事件和撥發公差，許招募禁軍，擁有三千人兵力。如高宗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臨安府即今見有將兵約二千人，不隸將兵一千人。」孝宗乾道七年（1171）正月，臨安府「見管新招禁軍三千人，欲樁二千人教閱外，每月選擇有家累行止一千人輪差。與本府所管軍兵地分巡邏」［1］8661上、8662上。所謂「有行止家累」，是指表現較好、並有家眷在城，可「結罪保明」，以防止巡邏街巷時作過。
參議官、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廨舍，在府治左、右［8］卷十五3514上。
綜上所述，行在所臨安府，置知府事、通判、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左司理參軍、右司理參軍、司戶參軍、司法參軍、府學教授、主管南北廂公事等職事官［2］卷一六六3944。與北宋京師開封府相比，府官設置有明顯差異。臨安府由杭州升格，又未能正稱京師，名義上仍以東京開封為京師，而稱「行在所」，以示「恢復之志」。故爾，臨安府官設置帶有州郡府治之印記。如：臨安知府，正稱「知」，而開封府知府必帶「權」；開封府不設通判，以判官、推官為佐貳，臨安府設通判；開封府不設左、右司理院，而設左、右軍巡院，臨安府設左、右司理院，則不置左、右軍巡院。通判、司理院本為州郡官，北宋京師開封皆不置，臨安府仍保留州官未變。至於府院，開封府為司錄參軍；而臨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稱錄事參軍。至於六曹參軍開封府功、倉、戶、兵、法、士備置，而臨安府僅如州府只置司戶參軍、司法參軍。此外，南宋時刻處於防禦金軍南侵態勢，臨安府知府兼安撫使，為帥臣，故府治內設浙西安撫司簽廳，此亦與開封府不同。
臨安府城內外社會治安，由城內左、右廂都巡檢，與城東、西都巡檢管轄，都巡檢不歸臨安府管領，直接由主管侍衛馬軍司、主管侍衛步軍司統領，屬禁軍軍職差遣。然城內外232個巡鋪，每鋪差軍兵4人，共差軍巡兵1255人，並非全由三衙承擔，「三衙人常是不足，兼多不守行止（作風不好）」，而由三衙與臨安府共同差撥，各佔一半，一季輪換一次［1］8661上、下、8662上。臨安府領九縣［16］卷二44-49［2］卷八八2174。凡九畿甸縣事，歸臨安府管轄。
注釋
①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西泠印社1984年版；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闕維民：《中國古代志書地圖繪製準則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唐俊傑、杜正賢：《南宋臨安城考古》,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徐吉軍：《南宋都城臨安》，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梅原郁撰，何忠禮譯：《南宋的臨安》，收入《南宋史研究論叢》（下冊），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版；迪特·庫恩：《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收入卜正民主編：《哈佛中國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姜青青：《〈咸淳臨安志〉宋版〈京城四圖〉復原研究》所附《京城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復旦學報》2017年第3期。②迪特·庫恩著，李文鋒譯《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第9章《京城的轉變·杭州》，第201頁。③田浩：《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④梅原郁撰，何忠禮譯《南宋的臨安》一《從開封到臨安》，第5頁。⑤徐吉軍《南宋都城臨安》第一章《宋定都臨安》，第28頁。⑥唐俊傑、杜正賢《南宋臨安城考古》，第24頁。⑦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第20頁。⑧闕維民《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84頁；姜青青《〈咸淳臨安志〉宋版〈京城四圖〉復原研究》所附《京城圖》。⑨龔按：《方輿勝覽》卷一《宮闕殿》，作「乾道初」建，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然周必大《選德殿記》作於淳熙五年。似以建於淳熙初為確。⑩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第三章《皇宮與中央官署》一《皇宮與德壽宮》，第44頁。11按：浙江人民出版社《夢粱錄》版本，將「中軍壁下寨」誤為「中軍聖下寨」。疑繁體字「壁」模糊，遂訛為「聖」，簡體轉為「聖」，至貽誤一些關於南宋都城著述，亦寫作「聖下寨」。12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第20頁。13朱溢《南宋三省與臨安的城市空間》，第19頁。14姜青青《〈咸淳臨安志〉宋版〈京城四圖〉復原研究》所附《京城圖》；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度史研究》，第345頁。15姜青青《〈咸淳臨安志〉宋版〈京城四圖〉復原研究》所附《京城圖》。16按：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稱：「戰國時期，楚國滅越後，楚國設立錢唐縣或錢唐城。治所在黃鶴山下的石塘村和劉文村之間。」此可備一說，但尚待進一步徵信，第27頁。17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第27頁。18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史研究》下編《宋代以後都城制度的變革及其重要設施》四《南宋臨安結構和街市的發展》（一）《「坐南朝北」的特殊布局》，第344頁。19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第二章《都城外城》第一節《臨安城歷史沿革》，第31頁。20吳自牧著，梅原郁譯：《夢粱錄——南宋臨安繁昌記》附圖《臨安城門分布圖》，東京：平凡社2000年版，附圖。21加藤繁著，吳傑譯：《唐宋時代的市》，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302頁。22魏明孔：《唐代坊市及其變化》，刊2017年6月26日《光明日報·史學專刊》。23馬繼雲、於雲瀚：《宋代廂坊制論略》，刊《史學月刊》，1997年第6期，第17頁。24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導語》，第112頁。25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第二節《南宋臨安城內的中軸大街——南宋御街遺迹》，第117、146頁。26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第四章《主要街道·臨安城內街道概況》，第115頁；27秦大樹：《對南宋臨安城研究的總結性著作》，刊《光明日報》，2017年6月6日「光明閱讀」。28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第四章《都市建築與交通》三《京城坊巷》，第100頁。29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管理制度》二《廂制》，第133、142、158、159頁。30按：《宋史》卷八六《地理志》四《臨安府》，作「大觀元年為帥府」，見第2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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