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是誰？——《寫給學生》推介
表面上看，《寫給學生》是一本可愛的小冊子。
說它是「小冊子」，小在幾處：第一，書本尺寸不大，15×13cm，與五指張開的手掌相當；總11萬字，252頁，厚薄適中；但因紙張柔軟，掬於掌上，頗有輕盈之感。
第二，書本由大象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時，印數只有3325冊，近乎限量，相對小眾。
第三，《寫給學生》的封面留白甚多，只見電燈一盞，由細線自上方垂懸而下，映著信箋三張，旁邊小小墨水瓶，斜斜插了一枝羽毛筆。圖案由水墨勾成，線條與墨色變化微妙，恬淡有味；體現的極簡主義風格，有著超越時代的美學效果。
第四，顧名思義，《寫給學生》是一本書信集。寫信的人思路清晰，言語簡潔，下筆乾淨利索，因此書中所收之信，篇幅大都不長，最短的只有三四行。
然而，如同科幻片中的情形，這麼小小一冊書本，其間卻摺疊著好幾層時空，蘊含著偌大一個世界。也難怪，《寫給學生》是作家李輝總編的「大象漫步」叢書之一。李輝在「總序」中說到，大象之漫步，穩重踏實，又休閑從容。由此可見，輕的是外在姿態，重的是內里乾坤。
這樣廣袤的內里乾坤，該從何說起呢？——就從作者開始吧。
《寫給學生》的作者為賈植芳先生。若對中國現代史或文學史不大熟悉，讀者也許會問：賈植芳是誰？
要回答這個問題，僅憑扉頁上賈植芳先生的照片，恐怕是不夠的。不過，想要對賈植芳先生有所了解，倒用不著另尋別處，可以先看《寫給學生》里的序和附錄。
《寫給學生》以《我眼中的風景——賈植芳先生》一文代序，作者應紅為李輝的夫人，李輝又是賈植芳的學生，因此得見賈先生的機會甚多，對賈先生以及他的生活環境和狀態有一定的熟悉度，又保有適度的距離和新鮮感。文章的角度與內容，加上作者細細娓娓的敘述，賈植芳先生的特點鮮明而真實，讀者如聞其音，如睹其容，如處其境，即便第一次知道賈先生，也不會覺得陌生。
附錄「學生眼中的老師」包含7篇文章，由陳思和、李輝、宋炳輝等6名賈門弟子撰寫。其中著名學者陳思和的兩篇最為突出：《殊途同歸終有別——記賈芝與賈植芳先生》主要講述賈植芳先生如何成長、如何四度入獄的傳奇經歷，穿插其兄賈芝先生的相關內容，形成參差對照。文章開篇便是賈芝、賈植芳兄弟乘火車外出求學的特寫，其描繪渲染有著電影鏡頭式的生動。接下來不同時代的一連串事件，作者擴斧刪繁，單挑重要節點講起，曲折跌宕，自有一種緊張的節奏，就連熟悉賈植芳生平（等於已被劇透）的人讀來，也不時替文中的他捏一把汗。
間中也有節奏放緩的時候，比如說到賈植芳創作的抗日獨幕劇《家》，分析他借角色獨白流露出的情感，就深刻沉痛，動人肺腑。此外，文章多用春秋筆法，冷峻而不失深情，溫和中又自有臧否，緊張的「劇情」之外，更多是感慨和沉思，筆墨有此效果，尤顯功力。
另一篇《留給下一世紀的見證》則揭示性格與的命運的關係，剖析更為理性深入。
李輝的《解凍時節——賈植芳和他的家書》猶如一道溫暖的追光，聚焦賈植芳、任敏伉儷之情，文字中再現的點滴舊事，依然真切生動。其它如學者宋炳輝的《編後記》、張新穎的《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和憂憤》、汪凌的《道之傳如涓涓清流》以及柳珊的《平平淡淡總是真——我所認識的賈植芳先生》等，也從不同角度展現真實的賈植芳。如此，賈先生的形象與精神已在讀者心目中立了起來。
到了正文部分，對於「賈植芳是誰」這一問題，還會有源源不斷的解答。
正文由短短長長總共92封信件組成，寫信人為賈植芳先生，收信人是他50年代與80年代的兩批共10名學生（給張德林的一封，收信人是他與妻子陳秀珠）——即便不是班上的學生，如謝天振，與賈植芳先生本是同行朋友，但因年齡關係，對賈先生也執弟子禮。如今的收信人都是知名專家學者，在文學界、學術圈各有建樹。每人第一封信後面，編者或收信人都會提供小注，就其身份、作品以及與賈植芳先生的關係等信息做簡明扼要的介紹。
信件本是心聲最直接自然的抒發。從內容看，為師的不曾倚老賣老，高端架子；學生們自然也沒有畏首畏尾，曲意逢迎；雙方倒更像學友與親人。似這般赤誠相待，暢所欲言，透過文字，我們不僅知道「賈植芳是誰」，還能透徹了解「賈植芳是怎樣一個人」。
首先，賈植芳先生是歷史。可以說「歷史」就是《寫給學生》的中心詞，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歷史的變化，也可以看到歷史與賈植芳千絲萬縷的聯繫。
賈植芳將「歷史」一詞用在自己身上，顯得非常自然。例如得知學者孫乃修寫出自己的傳記（即《苦難的超度——賈植芳傳》），他的反應是：「說來慚愧，我只是一個平常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什麼人物，但透過一滴水也許可以看到一個大千世界，我的生活經歷和遭遇，也許可以作為一點參考資料，幫助人們認識中國歷史和社會，認識在中國這個有嚴重封建負擔的國度里，做人難，做一個知識分子更難的歷史命運」（致孫乃修，第16封）。
又如當《新文學史料》雜誌向賈植芳邀寫回憶錄，他覺得「在來日無多的生命暮年，也應該做這件工作了，這也是我應該做的一份歷史交代」（致曾華鵬，第1封）
更多時候，歷史則是人們審視的客體。1955年賈植芳先生被打成胡風集團分子，入獄25年。1989年李輝編寫的《文壇悲歌》出版，書本系統報道了胡風集團冤案始末，賈植芳認為該書「首次揭開了這幕歷史慘劇的真相，也深入地通過歷次的政治運動，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和命運；他們的優劣，竟如此涇渭之分明，更反襯出傳統文化在他們人格和言行上的深刻作用」（致王聿祥，第3封）。
《寫給學生》收錄的信件，最早的一封寫於1980年8月，最晚的寫於1994年1月，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行之際，與混戰年代、動亂時期大不相同。在新階段說起過去的問題，賈植芳有時覺得「這種為目的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作風，經過接踵而來的反右，以至『文化大革命』，才徹底被老百姓、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看穿了，認識了，這就是歷史的進步，歷史老人的無情又有情」（致李輝，第21封）。
但是，歷史又總有延續或迂迴的部分，彷彿是賈先生磨難重重的前半生傳來的隱隱迴音。比如告知孫乃修有出版社願意承印賈植芳傳記的同時，又不無憂慮：「考慮到內容涉及政治，必須鄭重。這些雖然都屬於歷史了，但現實往往是歷史的延續」（致孫乃修，第18封）。這樣擔驚受怕的流露不止一次，後來還說「這部牽涉到現當代中國歷史現實的書籍，也不可不慎，小心火燭為宜也」（致孫乃修，第19封）。
如此種種，如何應對？賈植芳的經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有用『儒道互補』的辦法，才能比較合宜地取得生存權和勞動權，這是我的生命進入70以後，才更明確地意識到的生活哲理。由於中國社會結構並無深刻的變動，這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生活態度竟還得延續下去。這真是歷史的嘲弄」（致孫乃修，第20封）。——這時候，「歷史」不再是有情的老人了。
《寫給學生》中更顯著的變化發生在經濟領域，學術書籍的出版銷售受到的影響尤其明顯。1989年提到，「目前學術著作銷路陷入低谷狀態」（致李輝，第30封）。1991年又還感嘆「現在書刊銷路，受經濟衝擊，很不景氣，必須多通過媒介力量，廣事宣傳，這也是現在拿筆的知識分子的一種負擔和悲哀！這種現象，在出版史上也算『史無前例』的現象」（致孫乃修，第18封）。
「歷史代言人」的身份之外，《寫給學生》中的賈植芳先生還是活生生的、真實的人。通過《寫給學生》，我們可以零距離貼近學者文人們的日常生活，更能從他們的交往中感受到賈植芳先生的溫度與魅力。
學者的工作在於推進科學文化的發展，使人們不斷拓展和深化對世界、對人類自身的認識。高大上的成就，其基礎往往是點滴瑣碎的工作——尤其在前網路時代。賈植芳的信件中充滿了繁瑣磨人的小任務：找書、購書、跑圖書館、查找資料、抄寫、複印、審校、核實信息、修改、尋找出版社，等等，不單為自己，也常為學生張羅。在當時，每一篇論文、每一本著作的背後，都凝結著無盡的奔波、時間、精力、折騰，而當事人完全浸潤其間，視為家常，並甘之如飴。與此同時，許多在中國學術界與文學界較具影響的文章與書籍，其書寫、譯介與出版的過程，都在書信中一點點展現在我們面前。
1984年，得知李輝意欲編撰《文壇悲歌》，賈植芳向他提供思路：「明朝的東林黨事件後，曾在清朝出現過兩本書《東林始末》、《東林本事》，它的體例，值得參考」（致李輝，第15封）。寫作過程中，賈植芳持續提供回憶材料，信中描述繪聲繪色，活靈活現。1989年《文壇悲歌》寫成，賈植芳閱後發現若干事實存在出入，又寫信一一指出，同時提供更多細節參考——這是「致李輝」的第26封信，也是全書篇幅最長的一封，佔了8頁。
付出甚多，結果仍可能存在變數：《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印了五年才出版，有幾篇譯文還被抽去了，出學術書實在不易也」（致李輝，第34封）；「《悲哀的玩具》……原稿近30萬言，被壓縮成18萬字」（致李輝，第35封）；文章遭到刪除壓縮算輕的，像甘介民翻譯的《東方專制主義》以及賈植芳主編的《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影響（1917-1928）》等著作，因為各種原因出版不了，則更為糟糕。此等無奈，學者也不得不承受。
說起經歷過的諸多磨難，賈植芳話語平實，沒有一味怨懟，頂多做辛辣有力的諷刺，倒更顯分量，因為上升到了語言藝術的高度，且由強大的心靈、寬闊的心境支撐著。
受冤案所累，賈先生的夫人任敏被迫勞改，釋放後在山西生活，1981年將戶口從山西遷回上海，麻煩多多。對此賈先生感慨：「我國的事情，不能計日而待，因此必須爭取長壽，才能眼見為實」（致陳思和，第2封）。1990年與孫乃修談到他們合作翻譯的論文集《中國現代文學主潮》歷時五年才能印出，再次說道：「此事也可證明魯迅先生明智的預見：『要在中國辦成一件事，就得爭取長壽』」（致孫乃修，第12封）。冷笑中對現實進行的鞭笞，入木三分。
此外，從《寫給學生》中我們還能看到賈植芳先生與弟子們的親厚關係。更多時候，賈植芳先生不是以「鬥士」形象，而是作為「暖男」出現的。在許多信件中，賈植芳先生都讓學生注意飲食和休息，因為「身體就是我們的唯一財產啊」（致張德林、陳秀珠）；「我們年紀老了，才深深感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因為它是我們的唯一財富和資本」（致孫乃修，第14封）。不禁令人想起兩句古詩「上言加餐食，下言長相憶」。即便涉及工作，如督促謝天振翻譯《比較文學引論》，對收信人的鼓舞與關懷也溢於言表。
不止言語叮嚀，賈先生還會託人給學生帶去麥乳精等營養品（致孫乃修，第3封）；范伯群的妻子去世後，慰問的同時，賈植芳還邀請他到自己家中小住，改善心情（致范伯群，第2封）。師生情誼若此，大概源於賈植芳深悉友誼力量在人生旅途中的作用——「它是一種人間源流不絕的熱量」（致李輝，第18封）。
當然，與賈植芳在學生眼中的爽朗樂觀一致，信件不時蹦出「賈氏幽默」。除夕期間寫信，他俏皮應景地玩了個文字遊戲：「在這種氛圍中，我們在這東方式的『大家拿』向遠在『加拿大』旅居的您祝福」（致謝天振，第5封）。自己的作品《悲哀的玩具》印刷蹩腳，他如此抱怨：「印刷水平，可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讀物相比肩，而定價卻又有『超前意識』，每本6元」（致李輝，第35封），令人忍俊不禁。出了新書，告訴學生「您回來後再送您拿去玩玩」（致謝天振，第5封）；「那你們拿一本玩玩罷」（致李輝，第35封），則難掩高興，一派率性天真的赤子心懷。
賈植芳對天氣變化也異常敏感，好些信件都提到上海的天氣——夏天冬天，冷熱異常，或者乍暖還寒，陰晴不定。隔了那麼些年再看，讓人恍惚感覺所述不止天氣，似有更深一層寓意。有一段話被編者選登封底，分拆成行，錯落豎排下來，便是現成的一首小詩：「上海這些日子陰雨連綿，又晴雨不定，這樣的天氣，正形成上海人的生活性格，它富於變幻，但從發展觀點看，它缺少停滯不前或保守自封，還有其可取的積極一面，老話說『上海是一個海』，大概就是一種科學的概括，在這裡生活，積極的意義或許就在這裡了」（致孫乃修，第1封）。
《寫給學生》里各篇信札，如同拼圖，拼出一個真實而生動的賈植芳先生，不管青壯年時期如何意氣，如何艱苦，書中展現的老年，悲也罷，樂也罷，憂也罷，喜也罷，冷也罷，暖也罷，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卻是平和睿智，如他1990年底所說：「可堪告慰的是活到今天，雖已是一介老朽，但仍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沒有麻木和僵化，這大約就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唯一收穫」（致曾華鵬，第1封）。語帶輕鬆，不乏自嘲，但「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看似簡單，能做到的又有幾個？
由此可見《寫給學生》的寶貴。
同樣寶貴的，還有一處：謝天振比較文學譯介學研究資料中心所藏的《寫給學生》乃親筆簽名版，由賈植芳先生贈送謝天振教授伉儷存念。賈先生的字別具一格，有著獨特的風骨，拙倔中帶幾分恣意勁兒，卻又維持著微妙的平衡。由字推人，憑信識人，以學生的眼光觀人，要想知道「賈植芳是誰」，《寫給學生》的確是一個理想的渠道。
本文作者：韋錦澤（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圖書信息
書名：《寫給學生》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叢書名：「大象漫步」書系
印刷時間：2000年04月01日
頁 數：252頁
謝天振比較文學譯介學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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