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我們看不見他人的苦難|單讀
原標題:許知遠:我們看不見他人的苦難|單讀
除了真人秀的超級明星、著名說唱歌手 Kayne West 的妻子身份,你是否知道,金·卡戴珊其實來自於一個美麗、堅強、卻千瘡百孔的民族?亞美尼亞民族,歐洲南高加索地區的古老民族,他們在一個世紀前遭受殘酷的屠殺,後來卻被歷史迅速地遺忘。
漫步在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的街頭,許知遠感受著這個城市熱情下隱藏的傷痛。正如「誰忘記過去,就沒有將來」一樣,對他人的漠視,也會妨礙我們對自身的理解。
在埃里溫(Yerevan),似乎每個姑娘都像金·卡戴珊。法國廣場的咖啡館、飯店酒吧露台,傍晚的街道上,她們都有深陷的眼窩、厚嘴唇以及豐饒的身形,她們還溫和、甜美,引人遐想。
這位社交媒體上的超級明星,也是最有名的亞美尼亞裔人。在她的真人秀中,在 twitter 上,在雜誌訪談中,她展露關於自己的一切,喝酒、旅行、化妝、社交、爭吵,是這個浮華也淺薄的新媒體時代的象徵,人們為了展現而展現,名聲與實質並無關係。
▲ 金·卡戴珊
在亞美尼亞,她的名聲則帶有另一種維度。「她讓更多人知道了我們的悲劇」,不止一位本地人對我說。2015 年,卡戴珊與她更著名的說唱歌手丈夫從紐約飛到此地,這一年是亞美尼亞大屠殺一百周年。至少 150 萬人被奧斯曼帝國有組織地屠殺,倖存者開始了流亡之旅。
生於美國的金·卡戴珊也隸屬這個流亡傳統。她在童年時就聽聞種種屠殺故事,它是倖存者的必修課。令他們耿耿於懷的是,與二戰時的猶太人、波爾布特治下的金邊、或是 1990 年代的盧安達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僅從奧斯曼帝國演變而來的土耳其政府否認這次屠殺,世界輿論也保持了廣泛的漠視,這種否認與沉默幾乎是另一次屠殺。
這也是亞美尼亞人——不管散落在海外還是繼續生於國內——必須承擔的責任。他們要將悲劇記錄、講述,讓更多的人看到。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也是金·卡戴珊的價值所在,她的名聲讓這場屠殺被更多人關注。
▲大屠殺紀念日時的遊行隊伍
飛機降落在埃里溫的機場前,我對於亞美尼亞幾乎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它在地圖上的位置,有多少人口,歷史源自何時。零星的印象來自偶爾的片段,電視屏幕上的亞美尼亞的大地震與兩伊戰爭、漢城街頭的學生運動,是少年記憶的一部分;研究香港史時,我記得亞美尼亞人建造了半島酒店,在商業世界佔據一席之地,就像猶太人、印度帕西人或潮州人,精於計算;在讀一則關於帕慕克的報道中,這位作家勇敢指出土耳其的屠殺責任引發爭辯……
吸引我到來的是則是幾個月前一場革命。Nikol Pashinyan,一位 43 歲的新聞記者與街頭政治家,在領導了一場持續了一個月的和平抗議之後,迫使已經當政十年獨裁者辭職。
在一份英文報紙上,我讀到這位鬍子拉碴、面帶微笑的抗爭者,他說起甘地的非暴力哲學、曼德拉精神,他的身份戲劇性的從街頭運動者變成了新總理。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金·卡戴珊也表明了立場,她在 4 月 23 日的 twitter 上祝賀和平抗議的成功。
▲Nikol Pashinyan和他的標誌性微笑
穿過自由廣場,一片繁華商業區,再到共和廣場上,你感到一種混雜的情緒湧來。這個城市陳舊又年輕,是蘇聯時代與全球消費主義的混合體,當 Duduk 音調想起時,瞬間又把你帶入那個古老又哀傷的傳統。
亞美尼亞不僅歷史久遠,也曾強盛一時,但過去幾個世紀卻飽受征服與凌辱之痛。1915 年的大屠殺,是連串悲劇的高峰。
人們卻興高采烈。革命成功帶來了的歡愉尚未退卻,倘若問起幾個月前的那場抗議,人人都樂於說上幾句,人人都愛 Nikol Pashinyan。一位 IT 公司的職員說,老闆鼓勵他們把電腦帶到街頭,一邊參與抗議一邊工作;一位年輕的律師說,這簡直不可思議,常年的恐懼消失了。
更為強烈的表達來自於海外,一位法國亞美尼亞後裔說,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屏幕,對故國的變革充滿驚異。他還生出一種少見的自豪,這是近代亞美尼亞曆史的少見時刻,它不是出於災難、而是某種勝利引人關注。
▲埃里溫的共和廣場
對我來說,空氣中漂浮的喜悅,多少像是 2012 年的仰光。儘管前方的道路尚不清晰,卸去重負的輕鬆感卻真實、迷人。就像緬甸模式曾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在高加索一帶、在昔日的蘇聯加盟國中,人們開始討論一種亞美尼亞模式。這些小國都曾生活於俄國的陰影之下,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後獲得獨立,極權之遺產仍作用於它們,一些再度滑回專制統治。
短暫的行程中,我參觀了希臘時代的遺迹,眺望了遠方的亞拉拉山脈,猜測諾亞的方舟停泊的方位,還品嘗了干邑,自 19 世紀末以來,亞美尼亞就以白蘭地聞名,在蘇聯時代,它更是莫斯科主要進口物。我大約知道了亞美尼亞的地緣政治,它與土耳其、亞塞拜然的緊張關係。大屠殺更是給它帶來一個複雜的遺產,300 萬公民住在國內,另有 800 萬後裔生活于海外,它們構築成一個全球網路,對屠殺的記憶處於這個網路的中心。
一個炎熱的周一下午,我去參觀郊外的大屠殺紀念碑。自 1967 年建成,它就成了亞美尼亞公共生活中的中心。每年 4 月 23 日,照例是全國性的哀悼與遊行,它不僅是歷史有關,還作用於現實。分析者推測,上一任革命成功也與此相關,獨裁總統選擇在全國性紀念日到來之前主動辭職,懼怕這個照例的悼念遊行會轉化更大的抗議浪潮。
▲紀念碑內的悼念活動
紀念碑建於山頂的一個巨大平台上,12 塊朝天的石柱象徵了亞美尼亞丟失掉的 12 個省份,它們守護著中心的火焰是對死難者的紀念,自 1967 年就未熄滅過。我在台階上閑坐,一群鴿子以不同的姿態站在石碑上,發著咕咕聲,康乃馨與玫瑰散落在火焰旁,因缺水枯萎。
與奧斯維辛的強烈衝擊不同,紀念碑沒給我太深的印象。只有看到那些具體的男人、女人與孩子的面孔,他們穿過的衣服、說過的話,你才能少許理解他們的感受。很可惜,紀念碑旁的博物館今日關門。
但這仍是難得的體會。在石碑的陰影下,我意識到他人的苦難很少進入我們的意識,甚至自己的苦難,我們也總採取遺忘的方式。來自一個 14 億人口國家的我們也很少考慮小國之困境,它的國土隨時被鄰國兼并,整個民族都因一場災難突然消失,災難的記憶給予他們凝聚力,令他們保持警惕,磨練出一種生存技巧。
在埃里溫的街頭,我看到中國捐贈的公共汽車,車身上塗有一帶一路的標語。這是中國不斷擴張影響力的痕迹,當地年輕人也樂意前往中國讀書、尋找工作機會,跟隨歷史潮流而動,不僅是個人成長的需要,也是整個國家的生存技巧。中國的金錢與影響力正在湧向世界,但中國人的好奇心卻未隨之而來。對他人歷史與命運的普遍漠視,也正妨礙我們對自身的理解。
編輯丨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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