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科學鹽鹼地
2018-08-14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好文《劉亞東說科學精神：中國1919年缺乏，2019年依然缺乏》，真的是分析得十分透徹清晰，跟我前幾天聽諾貝爾獎獲得者Hell教授的講座時的感想很一致，只不過我想的題目是《開發科學鹽鹼地》，正好乘機寫一寫科學精神的建設。
那天聽的Hell的Post Nobel講座，感觸很深，是因為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Hell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極限科學問題，他當初在博士初出茅廬的時候提出挑戰解析度極限的問題是因為這是當時人類的認知極限，他希望突破，提出的方法大家都不認可，也沒有關係，因為他堅信自己提出的方法是有科學理論依據的，所以他堅持自己做，一定要攻克這個極限；
Hell的落腳點也很單純：就是要攻克人類認知的極限，2008年取得了初步成果震驚世界之後，2014年憑藉這樣的成果拿到諾貝爾獎，但是還沒有達到他的落腳點：還沒有達到他認為的1nm極限，從科學原理分析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包括他的方法和別人的方法，所以他選擇繼續前進去達到他的落腳點！他不是不獲諾獎誓不罷休而是不達到人類認知的極限而誓不罷休！
HELL的感人之處既不是他獲得了諾貝爾獎也不是他取得了多少的驕人成果，而是他身上體現出來的科學精神：批判質疑、求真務實、不懈探索、勇於創新等等，所以，我當時坐在台下就想這種科學精神正是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
批判質疑：首先是敢於批判和質疑，只有這樣才能提出真正的科學問題，不僅是HELL而是很大的科學家都是從這裡開始的；反觀我們的學術界，到處流行「大師一言堂」，某某院士或者官員坐鎮學科，下面都噤聲一片，是嚴重影響科學發展、十分有害的；
求真務實：就像HELL說的那樣，2008年我們做到了20nm是很了不起，但是它沒有達到1nm的極限！其實科研成果都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判斷標準，更不是各種獎項可以替代，尊重客觀結果，沒有達到就是沒有達到，「畝產萬斤」永遠都不應該是科學家的選擇；
不懈探索：追求1nm是Hell的目標，他為之不懈努力難能可貴；而反觀很多我們周圍那些曾經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悉數後來都華麗麗轉身成了萬金油一般的科技官員，遠離科研一線和科學問題，更可怕的是這成了一種顯性的引導和影響，還有幾個人有心思做探索？
勇於創新：敢於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和見解，而且要勇于堅持才有可能解決真正的科學問題，而我們的各種科研考評機制基本是「靠短平快的數量致勝」，因此很難出現原始創新和產生真正影響深遠的成果；
當然還有兼容並蓄和寬容失敗：有創新就一定無法避免失敗，你提出一種方法就一定有別人提出其他的方法，必須要尊重理解、公平競爭，不能靠「非科學手段」競爭和打壓競爭對手，更不能嘲笑失敗，只有那些跟科學問題死磕到底、百折不回的精神才會有真正的科學發現！！！而反觀目前我們在飛速發展中是在表面上取得了非常明顯的進步和一定的科研成果，可是多數是被考核和名利綁架下催生的錦上添花，而並不是解決真正的科學問題！
從德先生、賽先生初扣華夏大門的1919年到現在改革開放蓬勃發展的2019年，100年過去了，賽先生代表的「科學精神」在華夏大地的傳播和發展真的並不樂觀，在中國做科學研究依然像是在鹽鹼地上種莊稼--環境變化不大！所以那天我坐在台下就在想：謝曉亮這樣一批年富力強的世界一流科學家回歸祖國，一定是要儘力改善一下這科學鹽鹼地的土壤啊！只有這些基本的科學精神能夠滲入到科研人員的心中、貫徹到科研活動中去，慢慢普及到課堂影響到社會，中國的科學鹽鹼地才可能改良，只有土質改良了，才有可能長期不懈地大面積開出科學之花，而不是個別精心培養的溫室之花！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科學之路才剛剛起步，還是屈原那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標題：劉亞東說科學精神：中國1919年缺乏，2019年依然缺乏
科技日報8月13日消息，剛剛過去的周末，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的」2018世界科技創新論壇「，匯聚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企業家、國際知名智庫成員等，把脈中國和全球創新議程。8月12日上午，科技日報社總編輯劉亞東應邀在大會上做了題為「用科學精神引領創新」的主旨演講。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明年是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周年。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對科學的呼喚已經回蕩了整整一個世紀。說起科學，人們很容易理解為科學知識，其實它還包括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其中，科學精神是統領，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和理念。在我看來，1919年的中國缺乏科學精神，2019年的中國依然缺乏科學精神。
為什麼這樣說？今天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由科學精神缺失造成的。
就拿科技界來說，我們的原始創新能力低下，基礎研究薄弱，重大理論突破和原創引領性成果乏善可陳。你可以找出一千條原因，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科學精神缺失。與科學精神缺失伴生的還有學術腐敗、造假，浮誇浮躁等很多醜陋現象。
科學精神缺失的影響決不僅限於科技界，而是全社會的。比如，與健康有關的謠言層出不窮，而且在中國特別容易流傳。《科技日報》每個月底拿出一個整版來闢謠，還是辟不過來，因為謠言太多了。可謂謠言滿街跑，真相還沒穿上鞋呢。公眾寧願盲從某些「名嘴」關於敏感問題的臆斷，而不願尋找和相信科學的答案。
誠信問題深深地困擾著我們的社會，而始作甬者也是科學精神的缺失。大家知道，訂約和守約是人區別於動物的一個重要標誌。能夠訂約和守約的人必定是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而能夠對自己負責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人。那麼，什麼才能造就獨立人格？古希臘人給出了經典的答案：科學。獨立的人格來自於被科學武裝起來的強大內心，依託於在自然規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特質。可以說，契約精神與科學精神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有著一種密不可分的天然聯繫。
《科技日報》2018年5月28日頭版頭條推出新專欄「科學精神面面觀」。開欄篇是本報記者的一篇報道《60萬元「土豪保鮮針」扎出無知和愚昧》，並配發專家點評，我寫了開欄的話。此後，我們又相繼推出了「科學精神論場」「科學精神名家談」「科學精神連著你我他」等一系列相關欄目。
科學精神是人們在長期的科學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共同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的總稱。
科學精神是一種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它由科學性質所決定並貫穿於科學活動之中。它一方面約束科學家的行為，是科學家在科學領域內取得成功的保證；另一方面，又逐漸地滲入公眾的意識深層。
科學精神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它包括批判質疑，求真務實，不懈探索，勇於創新，兼容並蓄，寬容失敗等等。特別要強調兩點。一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成果劃等號。從長遠看，科學精神和科學成果肯定是正相關的，但在較短時期內卻不一定。缺乏科學精神的支撐，你或許可以暫時取得一些科學成果，但註定不會走得久遠。二是科學精神不能和科學家劃等號。即便你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崇尚、踐行科學精神，也不能成為科學精神的化身。因為在一定條件下，你依然可能做出違背科學精神的事來。
科學是舶來品，不是我們的土特產，在中國從一開始就水土不服。「西學東漸」也是一個外來詞，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文化兩次傳入中國的艱難曲折過程。
明朝萬曆年間，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此時，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西方開始迅猛發展，而中國尚處於蒙昧狀態，從而形成巨大勢差。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教義的同時，也傳播科學和技術，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有所觸動。但總體上講，中國從士大夫到平民的各個階層，對宗教和科學都是不買賬的。到了清雍正時期，開始禁教。乾隆皇帝更絕，乾脆把傳教士趕出了中國。就這樣，歷時150年的第一次西學東漸無果而終。
和第一次西學東漸相比，第二次西學東漸來得可不是那麼和風細雨、潤物無聲。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開路，把鴉片和科學一起打包，硬塞給了中國。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魯得很！中國社會開始逐漸接受西方學術思想。這一方面是懾於淫威，另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知識的力量」。
清代啟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所謂「師夷」，就是向西方學習。今天看來，這是很普通的主張，但在那個時代，這可是石破天驚之論，因為人們滿腦子都是「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觀念。
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推翻帝制到五四運動，在近80年的時間裡，東西方文化在中國劇烈碰撞。這次西學東漸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之大，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可以與之媲美。經過西學的洗禮，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開始改變，社會變革也隨之發生。在此過程中，一些思想先驅應該被人們銘記。他們是林則徐、魏源、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胡適、魯迅、陳獨秀……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科學精神的認知也在探索中不斷加深。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令，其後國家又出台了發展科學技術的「12年規劃」，並且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些重大科技成果。然而，那個時期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是工農兵。特別是「文革」十年內亂讓中國現代化進程遭受最嚴重挫折，科技事業也走進了嚴冬。
1978年3月的全國科學大會給中國帶來了科學的春天。就是在這次大會上，鄧小平強調「中國的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且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著名論斷。1988年，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鄧小平提出這些論斷，無疑表現出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巨大的理論勇氣，並且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今天看來，其中一些概念有必要討論和釐清。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們既有結合的一面，也有分離的一面。漢語里合二為一的簡稱「科技」帶來很多麻煩，把人們搞糊塗了，認為科學和技術差不多，沒多大區別。不僅普通老百姓這樣認為，一些政府官員，包括科技系統的管理工作者也這樣認為。
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它們的目標任務不同，途徑手段不同，因而管理方法也不同。
用管理科學研究的辦法管理技術開發，或者用管理技術開發的辦法管理科學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這兩個概念，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我們國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
說技術是生產力，沒有問題；要是說科學是生產力，它就有一些限制條件。
首先，在數千年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儘管人類始終在孜孜以求探秘科學，對自然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但是我們很難找到科學發現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例證。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時代如此，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的時代也如此。一部分科學變成了生產力，那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迄今不過兩百年。
其次，科學是分學科的，也有應用科學和基礎科學之分。有些科學是生產力；有些現在不是，將來有可能是；還有一些永遠都不是。比如，數論研究的很多問題，如果從實用角度看是沒有價值的。我們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孿生素數猜想「一旦被證實，會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什麼實質性改變。但這些數論研究是不是科學？當然是！很多科學研究只是為了揭示自然規律，探索自然奧秘，它們並非以促進生產力為目的，也不可能轉化成生產力。開展這些科學研究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事實上，促進生產力只是科學發展的一種派生效應。如果只是從生產力的視角審視科學，那是對科學的矮化。
舉個例子。從公元5世紀到15世紀的一千年里，由於封建割據和天主教對人民思想的禁錮，中世紀的歐洲貧困、落後、愚昧。那時候的歐洲人把自然界許多無法理解、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都歸因於魔鬼或天使，因而常常感到焦慮、恐懼和不安。
文藝復興以後，歐洲又爆發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是理性主義，科學隨之興起。科學興起的結果是祛魅。這個詞在英語里也很生僻，叫Disenchantment。所謂「祛魅」，用我們的話說就是破除迷信。把魔鬼、天使趕走，用理性解釋世界，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從此之後，歐洲人的世界觀煥然一新。正是由於啟蒙運動中的理性崇拜和科學興起，直接推動歐洲國家從宗教神權社會轉型為世俗社會，並開啟了它近四百年的現代化歷程。
由此可見，生產力這個「筐」里遠遠裝不下科學。今天的人們更應該超越對科學的這種功利化的膚淺理解。科學能夠做什麼？它能帶來人的全面發展，進而推動了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
大家經常說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識。其實，更重要的是尊重科學。你尊重了科學，自然也就會尊重人才和知識。這是一個標和本的關係。
弘揚科學精神絕不僅僅是科學共同體的內部事務，它關乎我們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們說，在科學精神指引下的創新活動，才是富有活力、充滿希望的。
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倡導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這是《科技日報》的辦報宗旨，我希望它也能成為我們的國家意志和全社會的共識。
來源：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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