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漫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的「竊電」難題
原標題：【史林漫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的「竊電」難題
北京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擁有電力照明的城市之一。創辦於1905年的京師華商電燈公司，曾是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電力企業。電力照明也是近代北京普及度最高的公用事業，1936年全市用電戶已達到4萬多戶。電燈公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實力雄厚，業務發達，但也面臨著一些相當棘手的難題，其中一個就是長期存在的市民用戶「竊電」——今天的白話叫「偷電」，以及惡意拖欠電費等問題。
一、竊電欠費觸目驚心
從開業時起，北京電燈用戶的竊電和欠費問題就出現了，並且愈演愈烈。到1930年代，竊電案件數量更創新高。1932年至1934年，電燈公司歷次檢查都能發現一千餘起。「截至（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年）十二月底，（竊電）戶數激增至三千零八十五戶，皆晝夜常掛不撤者。其日落後私掛，黎明除去者，仍不在此內」。甚至電燈公司內部估計，「（北）平市住戶達百餘萬戶，其中有十分之二三均系竊電」。這些竊電者中，很多還是軍政機關或社會上的權勢之家。「近年以來，各軍警政機關部隊使用電流，其照章付費者固屬甚多，而積欠不付與任意掛線無償用電者，公司則無法制止」。而且竊電的技術手段也花樣頻出。常用方法之一：用戶直接私接電線。當時技術水平不高，輸電線多為裸線，且距離民房較近，有可乘之機，使電流不經過電錶。不過明目張胆的掛搭電線、擅改電路，電燈公司容易察覺，因此其施行者多為軍政機關人員和有恃無恐的大戶。另一種方法是：私自「撥動電錶，使其不能自由走動」，該做法成本較低，且形式隱秘，故多為平民住戶竊電者所採用。
京師華商電燈有限公司成立
由於能帶來經濟利益，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竊電已經發展成一門頗為專業的「生意」。不少電燈匠（擁有電氣技能，以替住戶裝設電燈電線為業者）都私下代人非法加裝電燈電線。1921年，一位記者寫道：「我朋友是某警區署一名書記，他說他們區上點六七十支電燈，每月才花十多塊錢的電費。記者細細的一問他，原來他們區上雇了一個撥電錶的匠人，這匠人在每個月電燈公司來查完之前先撥一次，在公司查完之後又撥一次，每月二次只掙三元錢，卻給燈戶省幾十元。現在各燈戶多有用這種匠人的，大都是每月六元的工錢，他工作的法子是和電燈公司法子一樣，並且還有一切的器具，也同電燈公司一樣，這種工人在各電料行的非常之多。」
甚至有些住戶安設大規模竊電設備，取得電流後再轉售於附近鄰里住戶，牟取暴利，時人稱之為「副號電燈公司」。1930年報載：「西直門內南小街甲一三八號鴻蚨號洋貨鋪，安有電燈多盞。乃該鋪竟勾結一鄭姓電燈工匠，由電錶木板後方之火線，另結以電鈴細線通至櫃房中，配以插肖，復將電錶保險盒內火線絲撤去，於是安上插肖，電燈即亮而不走表，該鋪安此竊電機關，可任意竊用電流，遂又轉售於附近一帶住鋪，計其鄰鋪東永升車廠燃燈兩盞，每月交該鋪洋一元二角，又福綏境江宅、魏宅等燃燈四盞，共交洋二元四角。」
這種「副號電燈公司」利潤極高。1930年查獲的趙長勝竊電案中，趙某僅是北兵馬司七號的房屋看守人，就通過私改本宅線路，竊取電流並分售於鄰居、對門、隔街棉花衚衕共20餘家，每月獲得電費高達200餘元大洋。
除了暗中逃避繳費的竊電行為外，用戶拖欠電費、公然拒不繳費的情況也十分嚴重。以至於1928年10月，電燈公司要在報紙上刊登「緊要啟事」，稱「首都南遷，市面不振，敝公司營業狀況一落千丈」，「尚祈各界人士，俯鑒艱難，將所欠電費惠然擲下，不勝感荷之至」。
拖欠電費的大戶，同樣集中在政府部門和軍警機關。據電燈公司統計：截至1932年1月，北平市政府直轄各機關及附設各局所積欠公司電費，已達到11.82萬元。而且很多部門本已將電費列入年度預算，但仍故意拖欠不交。「官欠」之嚴重，甚至驚動了「最高領袖」蔣介石。1933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的一次會議上，對各省市軍人擾亂當地公用事業的情況大表不滿，要求「當茲外交緊急時期，國內軍政界應以法自繩」。其間還特別點了北平的名：「（北）平市多數軍人住宅，於水電供給，任意攘取私用，積習成慣，……不獨與經營公共事業及市政所關甚重，且國際觀瞻所系，誠恐予人以口實。」要求有關部門「對於妨害市政不守紀律之軍人，嚴予取締」。
如此大規模的盜用、佔用行為，自然令北京電力事業深受其害。於技術而言，竊電行為消耗大量電力資源，影響了正常用戶的照明。於管理而言，竊電嚴重損害了電燈公司的營業收入。根據統計，1932年，電燈公司「所有全市電燈，共四十餘萬盞，每日所發電量，合工（業用）電在內，共為九萬啟羅瓦特（即千瓦），按其電價，每月收入應在二十餘萬元，但實際收入每月僅十四五萬元。據言損失之重要原因有二，一為『偷電』一為『欠交電費』」。到1935年，情況更為嚴重。「竊電損失約為一百九十萬元之譜，影響該公司營業收入當非淺顯」。
二、艱難的整治
為了遏制竊電行為，維護商業利益，電燈公司對竊電和欠費者都採取了相當嚴厲的處罰措施。北京政府時期，電燈公司就在其《供給電氣章程》中規定：「凡有竊電情事，……照三倍補繳電費作為賠償公司損失及罰繳違約金之費。」1931年，又依國民政府最新規定，改為對竊電者處以「照價追償電費一年」的罰款。同時，電燈公司還通過地方政府，對電料商和裝修電器人加強管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平市裝修電器人管理規則》就規定：「凡電錶封記及電錶貫連匯流排之電線，裝修電器人不得擅自移動，並不得代用戶為侵害電氣事業公司利益之裝置。」如有違反，「處一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罰金，情節較重者，除處罰外，並可由社會局吊銷其執照」。
而如何發現並處置這些竊電、欠費者呢？電燈公司有自己的檢察人員，在北京城內四處巡視，入戶檢查。但面對數以萬計的電燈用戶和數以百萬計的其他市民，只有幾十人的電燈公司檢察員隊伍顯然應付不來。而且電燈公司礙於民營企業的身份，在懲處違規者時也往往力不從心。於是公司轉而求助於地方政府，派出警察協助取締。在政府來說，由於嚴重的盜用行為影響了公用設施安全和城市管理，自然也負有管理的職責。當然，為能讓政府幫忙，電燈公司也付出了不小的酬勞。比如對取締竊電有功的警員進行獎勵。
京師華商電燈公司
除了日常的巡查外，地方政府還會協助電燈公司，發起一些聲勢浩大的取締運動。比如從1929年11月到1930年11月，北平市公用局就組織了官方的電燈稽查隊，對竊電和積欠電費「施行嚴格檢查，以資取締」，不服管理和處罰的直接帶公安局法辦，效果相當顯著。1934年，藉由國民政府公布《取締軍警政機關部隊及所屬人員強用電流規則》的契機，北平市政府又對軍、警、政各機關部隊及所屬人員的違規用電行為加以整頓，並在8-10月間進行了一次系統性的全市大檢查。到當年10月，全市原有掛線竊電的1862戶中，1698戶已經剪線斷電，包括一些「老賴」大戶都被清理。1937年，北平市政府聯合電燈公司再度著手取締竊電。6月初開始大檢查，幾天中就查獲百餘起。為了加強檢查，電燈公司還設立了舉報信箱，獎勵檢舉揭發。此次行動得到當時華北最高行政當局——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支持。冀察政務委員會特別規定，無論平民還是軍人用電戶，都要照章上表繳費，若有違犯，平民交警察部門，軍人交軍政主管機關查辦。
查獲的竊電、欠費者，除要求補繳欠費和課以罰款外，對於情節嚴重或拒不承認的，電燈公司還將他們起訴到地方法院，審判解決。據不完全統計，僅1935年1-11月間，電燈公司就提起了至少7起竊電訴訟。當時，國民政府中央也支持訴訟模式，且主張重判。1933年，國民政府向各地地方法院發出的一份公函中，就稱之前法院審理竊電案件，常「抱息事寧人之旨」，「判罰輕微，遂令不法之徒，無甚畏忌，貪小之人，亦輕嘗試，……其妨害公用事業，殊非淺鮮」，要求各地方法院，「對於處理竊電案件，務須盡法懲辦，毋稍寬縱，俾儆效尤，而維電業」。
在具體的竊電訴訟中，法院多依據《刑法》「竊盜罪」，判處竊電人罰金或徒刑。特別是對於電燈工匠，替人裝設機關竊電，判罰較重。1930年，電燈匠劉華峰由馬路電杆上接線竊電，供自己和鄰居黃耕九使用，被查獲後移送北平地方法院。法院以其利用「電氣手藝，偷竊電流」，情節重大，加重判罰，處以有期徒刑4個月。共同竊電的黃耕九，因不懂電氣，減輕判罰，處拘役40日。1936年，亞光電料行負責人陳少宣改表掛線竊電，並售於鄰居20餘戶牟利。電燈公司將其訴至地方法院。法院審理後判處陳少宣罰金200元（或摺合勞役100天），使用其所售電流的各戶戶主，也各處罰金2元（或摺合勞役2天）。通過訴訟程序，電燈公司往往能獲得更為豐厚的補償。1930年2月，同聚成飯店私動電錶竊電，被公用局電燈稽查隊聯合電燈公司工人查獲。案件送交警察局後，警方判處罰洋300元。但電燈公司認為該飯店竊電總值約在1萬元，堅持向北平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最終法院認為同聚成偷竊電流「甚巨」，應從重處罰，判罰大洋1000元。
經過多方努力，電燈公司和地方政府打擊竊電欠費的行動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每次大規模取締活動後，北京的竊電行為都會短期內大幅度減少。不過，運動式的治理往往是「一陣風」，能維持一時，而無法長久有效。例如，1930年電燈稽查隊裁撤後，查處力度就大為削弱，到1931年7月，竊電戶恢復到333戶。1932年公司調查，「晝間公然常掛（線竊電）者，竟增至千餘戶之多，而日落後臨時掛線，及四郊各地方與夫各機關之掛線者，尚不在內，連同一般用表竊電者，為數當甚可驚」。之後1934年取締竊電的成績，也隨著華北政治軍事形勢惡化，以及地方政權更迭，付之東流。1935年一年時間，電燈公司僅查獲的竊電戶數就驟升到6400戶。1937年6月電燈公司和華北軍政當局的聯合取締竊電計劃，還未大規模展開，7月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地方局勢很快陷入混亂，取締竊電工作也不了了之。終民國時代，竊電欠費問題始終是困擾北京電力事業發展的一大頑疾。
三、「治理難」的背後
竊電治理難，除了工程技術難以保障以及檢查力量不足外，背後還涉及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首先就是電燈公司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電燈公司是民營企業，政府不便直接干涉其經營。於是取締竊電，就成了地方政府與電燈公司利益博弈的一個「籌碼」。1929年公用局組織電燈稽查隊和1937年的全面取締竊電，都是在電燈公司遵照政府要求，被迫實行電費減價之後。1933年蔣介石命令各地取締軍人擅用電流，但北平市政府奉令後卻轉移重心，要求電燈公司先改良營業，制定整頓計劃，否則不予協助。在電燈公司方面而言，竊電這枚「籌碼」也很有效，常被當作借口來搪塞地方政府。1934年前後，北平市內供電不足，燈光昏暗，市政府追究原因，電燈公司多次報稱是竊電消耗過大。而實際原因則是線路設計缺陷，造成末端電壓過低，竊電只是次要因素。政府、公司討價還價「打太極拳」，使取締竊電工作帶有不小的功利性和隨意性，影響了實施效果。
再有，出現竊電和欠費，主要責任固然在某些市民用戶，而電燈公司自身管理不善，設施不良，服務不周，也是重要原因。電燈公司對於竊電督察嚴厲，但對於改良設備和完善服務則麻木拖延。市民用戶對此十分不滿，當時報紙上常以「偷電固然該罰，公司時常滅燈省電，如何辦理」，「只顧查偷電的，電燈自滅數小時，應該如何賠償呢」之類的題目加以質問。1933年12月，電燈公司石景山電廠發電機損壞，市內供電不足，燈光昏暗，用戶嘖有煩言。電燈公司諱言機器故障，便以竊電過多為託詞，其後市政府派人查明真正原因，公之於眾，電燈公司的推脫詭辯行為再度激起市民的憤怒。
石景山發電廠
在經歷了種種糟糕服務之後，一些用戶選擇用欠費的方式表示抗議。當時電燈公司提供的電錶常有走字不準的情況，用戶向公司進行交涉，公司往往態度冷淡、拖延不辦，部分用戶便以拒交電費的方式來維權。公司對此不問是非，粗暴處理，結果矛盾益深。1933年12月，北平市參議員蕭訓等就抨擊電燈公司：用戶電錶不準時，公司「或則藉口用戶稍有積欠，堅決拒絕驗收，如用戶以不繳電費手段，促該公司驗修時，該公司即毫不客氣，派工切線，不予通電，常使用戶無端受很大之損失，而無法補償」，提議將電燈公司收歸市有。更有甚者，欠費抗議往往擴大為群體性維權事件。1937年三四月間，為了迫使電燈公司降低電費，北平市商會公開號召屬下各行業公會和商戶停付電費，幾乎釀成社會風潮，終究迫使公司於5月份實行減價。用戶與公司的利益之爭，加劇了竊電和積欠問題。
電燈公司的失職還在於用人失察。公司檢查人員態度惡劣，以權謀私，久為北京市民用戶所詬病。在普通平民用戶看來，電燈公司只知欺壓良善，而置那些真正的竊電大戶於不顧。「他們對於行政軍警機關，完全唯命是聽，輪到私人住宅或小商店，他們便使用強橫手段，明明沒偷電，他們硬給你加上偷電的罪名，非處罰了你才算完事，不然寧可不供給你電流」。其強橫可見一斑。
而對於一些有「關係」的竊電者，公司檢查人員則上下其手，設法通融。1930年4月，京劇女演員金友琴家中安裝機關竊電，加裝電燈十餘盞，被電燈公司工務員滕某、趙某查獲，將偷電機關、地線沒收，並準備將金友琴之父華少卿帶往警署解送地方法院訊辦。此時，金友琴紆尊降貴，親自出面向滕、趙二人央求，請求通融免究。而「滕某、趙某皆系醉心金伶者，比見金伶出面親來交涉，因此早已軟化，乃允為設法辦理，於是略行敷衍率爾而去」，也未按規定向電燈公司進行呈報，使華、金等人免受公司懲辦。事後，金家請滕、趙二人吃飯，以為酬勞。「滕某、趙某竟受寵若驚，當時因無以為報，遂又將金伶家中偷電機關裝置如舊，以示討好」。
如此明目張胆的舉動，很快被電燈公司查知。於是數日後公司派人前往金家複查，將滕某等所安置之偷電機關，再次查獲。但就在公司檢查員要求金家人接受處罰時，卻遭到了拒絕。藤某、趙某之前的行為，給金家人造成了口實。「金伶家人以該偷電機關係電燈公司人員所安，而電燈公司復派員查獲，顯系別有用意，因此欲向法院控告電燈公司」。使得一起正當、明顯的取締竊電案件，演變成了用戶、公司的權益之爭，電燈公司大為被動。最後只得經人調解，金家繳納部分罰款後，由電燈公司重新接線通電，才了結此事。電燈稽查人員的違規行為，損害了公司形象，惡化了公司與用戶間的關係，更助長了竊電之風。
所以說，民國時期北京頻發的竊電欠費問題，雖算不上什麼大事，卻也頗能反映轉型社會中的世情民風。而企業、政府作為管理者，既要對治理對象大膽有為，也需不斷修鍊內功，誠心自律，高效服務。「身正不怕影子歪」，事業才能更好地發展。
【作者系中央黨校文史部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王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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