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漢朝滅亡的鍋不該漢獻帝背，但該他十八代祖宗背

文/桓大司馬

漢朝滅亡的鍋該不該漢獻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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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獻帝歷來被視為無能皇帝的典範，終其一生完全是傀儡，對政治毫無發言權，最終被曹丕篡奪了漢室江山，這個皇權衰落的鍋並不該由漢獻帝來背，但應該由他祖宗來背。

從東漢的第四個皇帝漢和帝開始，皇權已經旁落，從皇帝手上轉移到外戚手上，但外戚好歹仍是皇權集團的一員；從漢獻帝的哥哥漢少帝開始，皇權則已經衰落，皇權集團的皇帝、宗室、宦官、外戚全部被剝奪了生殺大權，權力落到地方軍閥手中。

漢獻帝即位就已經是一個傀儡皇帝，這時漢室已經衰微，並不是他的責任，他只是沒能重振漢室而已。

漢獻帝從即位就是傀儡

雖然皇權衰落，但是漢獻帝為什麼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樣，當一個虛君，將漢家血脈萬世一系的延續下去呢？這就與儒家思想中思孟一派「民貴君輕」的革命主張密切相關，與皇帝制度的建構和發展密切相關。

所以，我們可以著眼於皇帝制度的發展史，通過皇權的演變邏輯，來解析漢朝為什麼一定會壽終正寢。

皇帝制度對於漢朝來說，其實是一種比較年輕的制度。商周時代，實行的是封建制度，王室將旁系親屬分封到其他地方，建立邦國，同時也承認一些原有的地方強國，予以冊封，當時王室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但實際上對邦國的具體政治管不了多少。

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頻繁的爭霸戰爭和兼并戰爭，以功利實用為導向的理性行政大獲發展，在法家信徒的設計下，國君對社會的管理越來越細密，管轄的地區越來越大。這方面做得最極端的秦國從民間壓榨民力的能力最強，最後統一了天下。

秦始皇自認為「功高三皇，德邁五帝」，上古聖王三皇五帝也無法與自己相提並論，所以自稱「皇帝」。皇帝不再是周王那樣的「天下共主」，而是能夠管理天下一切事務的政治強權。

皇權與政府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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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時皇權政治還剛剛開始，千頭萬緒，皇帝還很缺乏經驗，所以需要宰相的大力臂助，雖然秦始皇自己也勤於政務，但其政策大部分是宰相李斯的手筆。

等到秦朝被六國貴族推翻以後，秦朝那種純用法家的制度也遭到清算，法家強調到變態程度的「君權至上」原則也遭到擯棄，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讓大家意識到皇權肆虐的危險性，法家以外的諸子對於帝國政治的思考得到重視，而他們的觀點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皇權（君道）和政府（臣道）要嚴格的分開。

儒家的荀子說：「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說「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都是說君主選能人當大臣，大臣來辦具體事務的意思；雜家的《淮南子》則明說「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就是說君主不能去處理具體政務，否則一旦出錯，權威就會受到影響；大臣當然也不能竊取君權，不然其施政的權威會更加不足。

而漢初的政治實踐又使諸子的設想得以落實。漢高祖劉邦雖然精通軍事，但對政治卻頗為外行，所以將大政完全交給宰相蕭何；他又是布衣天子，素有遊俠之風，稱帝後厚待豐縣、沛縣的老兄弟，給他們裂土分封，建立很多侯國，因而漢初功臣集團有力量與皇權抗衡，甚至能夠在呂后死後將呂氏外戚勢力連根拔起。

於是漢初的帝國政治，達成了皇帝與宰相（或者說功臣集團）之間的平衡：皇帝是權威來源，但不親自理事，只確定大政方針，以及根據績效任免宰相；宰相總領政事，賞罰官吏，是真正的政府首腦。

這種政治體制下，皇帝不能為所欲為，也不能過多的干涉政治，但正因為不處理具體的政務，皇帝不會出錯（錯誤由宰相買單），所以皇帝的權威很強，皇位穩如泰山；而政府行政因為沒有皇帝個人情緒和慾望的影響，比較能遵循政府機構設計上自帶的理性化原則，可以說這樣的體制是漢初「文景之治」的重要保障，是後人一再追思的經典君相體制。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代，事情不一樣了。

又是你

漢武帝權力欲和征服欲極強，嫌自己不能為所欲為，使用了一系列手段，將政治的主導權從宰相手上轉移到自己手上，全面插手甚至設計具體政治；漢初宰相一般由功臣集團的子弟出任，原本能夠制衡皇帝，但經過幾代富貴，功臣子弟有的敗落，有的成為一無是處的紈絝子弟，對漢武帝的淫威毫無辦法，只能在漢武帝翻雲覆雨下拱手交出政府權力。

漢武帝提拔了一些地位較低的人，比如自己的玩伴或者社會下層的人才，給他們加上侍中、散騎等近侍官銜，在宮中與他們商定政策，然後通知宰相去辦。這樣皇權就侵奪了政府權，宰相失去了兩大權柄中的決策權，只剩下政策執行權。

漢武帝的小夥伴們議政地點在宮中，被稱為中朝，宰相領銜的政府成了外朝。小夥伴們本身沒有地位，只能依附於漢武帝的皇權，做皇帝的奴僕，毫無獨立性可言，這些人在古代一般被稱為「佞幸」。

但光靠這些社會地位不高的佞幸，聲望上還不足以外朝抗衡，於是漢武帝起用紙面上比較尊貴的外戚如衛青、霍光之類出任大司馬大將軍，來當中朝的首領，其地位在宰相之上。外戚的尊貴說到底也是因為妹妹或女兒嫁給了皇帝，因為跟皇帝有親地位才高起來，沒了皇帝他們什麼都不是，所以外戚也依附於皇權。

至此，由皇帝以及權力來源於皇帝的佞幸、外戚、宗室、宦官組成的皇權集團，權力凌駕於政府之上。漢武帝在幾十年的皇帝生涯中雖然建立了很大的功業，但同時也窮奢極侈，窮兵黷武，壓迫社會，殘害人民，皇權之肆虐十分可怕。

然而宰相的權力還在進一步削弱，對皇權的制衡持續下降。到了西漢後期的漢成帝、漢哀帝時期，根據天上的三公星，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把昔日宰相總百揆的權力一分為三，雖然他們的本意未必是削弱相權，但造成了既成事實。到了東漢，漢光武帝鑒於王莽篡漢，連三公也不放心，把三公的部分權力收歸尚書台，尚書台的長官尚書令直接聽命於皇帝。

到這裡，兩漢的皇權已經高度集中，皇帝簡直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樂極生悲，皇帝必須為自己施政中的錯誤買單，民眾的憤怒會指向漢室而不是宰相。另外高度集權的皇權政治對皇帝個人的依賴也太大，一旦皇帝個人不能勝任，皇權集團的其他人就有可能染指皇權。

外戚與宦官是皇權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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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從第三個皇帝漢章帝開始，壽命就都不久長，其子嗣即位時年齡偏小。所以從第四個皇帝漢和帝開始，皇帝多是幼年即位：漢和帝九歲，漢殤帝不到一歲，漢安帝十二歲，漢順帝十歲，漢沖帝一歲，漢質帝七歲，漢桓帝十四歲，漢靈帝十一歲，漢少帝十三歲，漢獻帝自己也是八歲即位。

黃口小兒如何做天子，既然把政治權力集中到了靠世襲的皇家而不是靠選拔的政府，就必然會面臨這樣的困局。

於是只能在皇權集團裡面找成年人來代理皇權，與皇帝關係最近的自然是同姓宗室（也就是劉家人），但是同姓宗室對皇位都有或多或少的繼承權，有篡位的危險，所以只能從皇帝的母家和妻家找成年人了，一般會找太后的老爹或者兄弟來輔政，這就是外戚。

外戚雖然不姓劉，當不了皇帝，但是權力的滋味嘗過以後又豈能放手，於是他們會想盡辦法延長掌權時間，如果皇帝去世，他們會在宗室裡面找年齡儘可能小的孩子當新皇帝，這樣在小皇帝親政之前就可以繼續掌權。可以說，外戚專政加劇了東漢皇帝的低齡化。

但隨著小皇帝慢慢長大，懂得了權力的好處，當然不能容名不正言不順的外戚把持皇權。但是外戚掌權既久，掌控了軍政部門，即便有士大夫等反對力量，皇帝也聯繫不上，所以皇帝只能靠身邊的宦官來扳倒外戚，一般是通過宦官在宮中政變，掌握尚書台、禁衛軍等要害部門，通過政令和軍隊消滅外戚。

按說外戚被滅過一兩個以後，後面的外戚應該警惕掌權太久的危險，積極尋求退路，但此時的皇權已經是高度集權的狀態，他們已經無法退出了。

集權實質上是侵蝕他人的權力，將之集中到自己手上，並藉此逼迫他人就範的一種權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權的人一旦失去權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證，而且集權程度越強，掌權者越危險。所以外戚們實際上退無可退，只能強撐著，甚至像漢順帝的大舅子梁冀那樣鋌而走險毒死不滿的漢質帝，直到被皇帝和宦官收拾掉為止。

為了保證對尚書台的掌控，東漢中後期的皇帝多通過中常侍和小黃門直接給尚書台下令。

中常侍並沒有實職，本來是給貴族子弟的加官，得此官的貴族子弟留居宮中，作為皇帝的顧問。漢光武帝因為中常侍居留宮中，為免生事，全部用閹人充任；

小黃門則一向是閹人擔任，居住在內宮，整理尚書台的反饋，上報給皇帝，也為宮中的公主、太妃之類服務，漢和帝皇后鄧綏掌權時，因是女主，不願跟士人擔任的黃門侍郎接觸，而直接用閹人擔任的小黃門給尚書台下旨。

於是閹人擔任的中常侍和小黃門逐漸成為要職，東漢中後期的皇帝奪權後就借用這條現成的通道，通過自己信得過的宦官來行使皇權。

公公們的惡當然該皇帝背鍋

這樣一來宦官成了權力傳遞道路上的關鍵節點，當然可以利用這個便利上下其手，操縱政治，而皇帝對此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有大臣拚死彈劾就縱容宦官們為非作歹。

畢竟對這些長期權力缺失的皇帝而言，只要皇權在手就可以了，老百姓是不是被宦官欺壓那是次要的。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漢光武帝劉秀為了集權設立的尚書台，實際上成為促進皇權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禍胎。

因為尚書台權力集中，只要控制尚書台就可以行使皇權，而且劉秀有意讓尚書令權力重大的同時官職低微（位卑權重），以便控制，導致尚書台也容易被皇帝以外的其他人控制。所以東漢的高層爭權目標少而固定，比西漢要方便快捷得多，大家自然爭得更加激烈。

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侍中、散騎、尚書、中常侍、黃門侍郎這些官職，原本大多隸屬於九卿之一的少府。少府的職責是掌管皇家財務，離皇帝較近，隨著皇權上漲，少府門下的這些小官的權勢都水漲船高，凌駕於宰相和三公之上，可見皇權對政府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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