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四十年前的北京城嗎？而現在只能稱之為「北京」卻不是「城」——作者：張樺

最新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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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將軍徐達率軍北征，攻陷元大都，由於對元朝過於痛恨，將大都幾近焚毀。朱元璋將大都改名為北平，取「北方和平」之意。

元大都復原圖

至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時，都城還在南京。他打算在北方重建一座京城，就找來軍師道衍和尚姚廣孝商量選地。

姚廣孝說：「就叫猛將軍鄭亨辦這件事吧。」鄭亨奉詔而至，姚廣孝告訴鄭亨：「憑著你的神力往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兒京城就建在哪兒。」

鄭亨應聲走出殿外，揚面向北，張開了千斤銅弓，搭上雪翅金箭，「嗖」的一聲，一道白光破雲而去。姚廣孝領人登船，順著大運河北追而來，直至北平，朱棣遂遷都至此，更名北京。

明朝初年北京城初建時復原圖

如今，在北京鐘鼓樓附近的後門橋下，立著一塊大石碑，碑上方方正正地鑿著三個大字：北京城。傳說這就是金箭入土的地方。

天蒼地茫，上下三千年，北京，迷人的北京，作過六朝都城，有著如此神話傳說的北京。古老北京氣象非凡的背景，令人驕傲，使人自豪，是昂立在東方大地一組最偉大的群雕，是釀就中國古老文化精華的靈魂。

故宮，長城，雍和宮，頤和園，太多太多，皆如夢幻一般展現在我們面前。然而，北京城給我們留下最多的卻是遺憾。

北京故宮

多少年來，人們不分晝夜地建設它，又隨心所欲的毀壞它，在它身上發揮著驚人的智慧，也施放著同樣程度的愚昧。抱怨！從上到下，從老到幼，從過去到今天，人人都滿懷著對它的熱愛和眷戀抱怨它。

70年前，瑞典地理學家喜仁龍來到北京，他留下了這樣一段美妙的文字：

掩映在萬綠叢中，黃色屋頂閃閃發光的故宮和廟宇；覆蓋藍色和綠色琉璃瓦的華美住宅；半掩於百年古樹下的灰色矮小平房；橫跨有綺麗牌樓的商業繁華的大街；以及一片片有牧童放羊的開闊場地。城內種種景象，無不盡收眼底……

1949年解放軍進駐北京

1949年1月中旬，數十萬解放大軍突然包圍了北京，為了保護這座古老美麗的城市，攻城部隊事先精密地調查了全城的每一處古建築，規定哪些建築區域絕不許動用炮火。從望遠鏡里遠眺北京的共產黨人清楚北京的價值，更清楚北京的歷史，他們絕不想像蒙古的騎兵和朱元璋的紅巾軍那樣，渴望用一把火把一切過去都燒成廢墟。

感謝他們的清醒，也感謝傅作義將軍的清醒，北京倖免了第三次被摧毀的厄運，而且順理成章地作了新中國的首都。

然而，歷史的發展幾近乎殘酷，它似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放火或許有放火的好處，燒掉了古代文明固然是愚昧，卻可以給新時代的文明騰出一塊凈土。

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

1949年5月，在剛剛成立的都市設計委員會的辦公桌上，鋪開了第一批關於北京城的設想方案。他們奇異多狀，有的把北京設計成一塊單調而又絢麗的魔方，有的像一輪光芒四射的太陽，有的像娃娃玩的小風車兒，有的則像一個頭尖底圓的大鴨蛋。

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是當時最大膽，也最保守的一位。他重彈30年代提出的「舊城惟上」的老調，堅決主張在京西五棵松一帶重建新城，它南起丰台，北至圓明園福海，形成一條新的南北中軸線，與老北京的舊中軸線比翼雙飛，長安街則像一根巨大的扁擔，把它們挑在大地的肩上：一頭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心臟，另一頭是古老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但是，梁思成的設想被否定了，理由是沒錢。其實這大概只是原因之一。

開國大典油畫

對於剛剛解放的北京人來說，能夠豐衣足食，擺脫貧困是叫人渴望的目標。他們像群孩子一樣熱情地擁進天安門廣場，仰臉向居高臨下的領導者發出衷心的歡呼。這的確是令人陶醉的時刻，尤其是對那些從窮鄉僻壤出發，走過，30年槍林彈雨，最後終於登上天安門的政治家而言，俯瞰著古老而新生的北京，他們的胸懷很像開國君主，又遠比開國君主雄闊。

惟余莽莽，頓失滔滔，是破除一個舊北京，建設一個新北京的時候了。毛澤東同志甚至興奮地說：希望站在天安門上放眼一望，對面都是濃煙滾滾的高大煙囪。而這正是當時人們所夢想的工業社會的最佳藍圖。

當然，在中國，那時還不知霧霾為何物……

大躍進時的北京城

於是，都市設計委員會所提出的全部方案，起碼在兩點上保持了絕對一致。第一，認為北京不僅要成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還應該成為一個巨大的工業基地。第二，北京作為「中央之國」之「中央」，規模絕不能小，城區人口應該從一百多萬增至四百萬。

短短几年，重工業產值指標迅速上漲，不僅超過了天津，甚至超過了上海，終於成為僅次於瀋陽的第二重工業中心。

從這裡開始，北京的命運，雕鑿它的是政治，欣賞它的也是政治。只有政治，才是北京真正的上帝！

「人民公社」運動遊行

工業的確給北京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帶了同樣的災難。

僅1958年一年，在北京城區內，就建立了700家街道工廠和兩千多座大轉爐，煙塵蔽日，機聲隆隆。從此，新建的住宅區內明確規定了增加街道工廠用地，而同時，住宅里的廚房卻一律被取消，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到公共食堂里去用餐。

1958年至1960年這三年間，北京新建工廠廠房近300萬平方米。然而這三年間，居民住宅每年坍塌都在千間以上，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解放時的4.75平方米下降到3.24平方米，減掉的這1平方米半恰好是一個老百姓睡覺所需要的面積。

人口也以大躍進的速度暴漲。在「學習大慶人，建設干打壘」的大紅橫幅下，十幾萬米簡易樓房平地而起。

六十年代初的工業北京

沒有上下水道，沒有暖氣煤氣，有的連廁所都沒有，至於窗戶，只不過是在磚牆上掏出來的一個洞而已。近萬戶居民就龜縮在這樣的房子里，在煤煙熏黑的樓道里做飯，沿著陡窄的樓梯到樓下去倒水打水上廁所，這就是那時北京居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實際上，這條粗重的曲線所蔓延的範圍遠不止此，北京這部形象的中國文明史教科書突然被貼上了「象徵封建皇家統治」的大白標籤，一次次沒有計劃，卻有明確目的的篡改在許多古代文化建築周圍悄悄地進行。

西南城古老的天寧寺塔旁，昂然豎起了180米高的大煙囪。宣武區報國寺的大殿里支起了車床，噴動了氣焊。白塔寺的山門不見了，代之以一幢灰濛濛、木獃獃的方框大樓。

拆除北京城牆

最大的損失，莫過於那古老的城牆和城樓了。

北京的城牆，歷史悠久，多次變遷，最終定於明代。它全長約35公里，它宛如一條連綿不絕的長城。「下石上磚，共高三丈五尺五寸，堞高五尺八寸，址厚六丈二尺，頂闊五丈，設門十六，門樓如之」（《順天府志》）。

然而，解放後，城牆的去留卻成了一場政治爭論的焦點，一些認為必須要「徹底革命」的人認為，城牆的存在就是封建的延續，必須要拆，而且要拆得一寸不留！

周恩來與建築專家們探討北京建設

當然，「除了沙漠，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依舊是梁思成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議，利用城上馳道廣修花壇藤架，使之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上花園」。

但是，胳膊扭不過大腿，學術得讓著政治啊，梁思成的「城上花園」同他的「新舊北京」一樣受到了冷落。儘管年過花甲的他為此聲淚俱下，但仍然無濟於事。周恩來總理握住他的手意味深長地說：「你的想法還是好的，不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呀……」

爭論在持續，城牆卻一點兒一點兒地在變短。

最後被拆除的北京外城西便門城牆

其實，原來的北京總共有四道城牆，分為宮城、皇城、內城和外城，整個輪廓從空中俯視像一個「凸」字，從宮城、皇城、內城到外城，每座城池都有城門，宮城有4座城門、皇城有4座城門、內城有9座城門、外城有7座城門。

而今，北京城保存下來的城門，今天僅存「一對半」。「一對」是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半」是德勝門箭樓，角樓只留下內城東南角的箭樓，皇城就不用說了，內外城城牆總共只剩下不足400米……

北京城內城正陽門城樓

回到1969年，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發表以後，北京古城牆的末日來臨了。成千上萬的戴著紅袖章的人，扛著鎬頭鐵鍬登上已經被拆得支離破碎的城牆，把一塊塊城磚撬下來，背回去修防空洞。儘管時而總有人被砸死或者摔傷，人們依舊幹得熱火朝天。

在北京，真正的古建築遭到冷淡、破壞、甚至毀滅，而一座座拙劣的仿古建築和所謂的創新建築，卻旁若無人地拔地而起。

中華世紀壇

當然，現在的北京，建築繁雜，諸多另類，不勝枚舉，早已令人眼花繚亂。不說「水煮蛋」國家大劇院，也不說「大褲衩」中央電視台，更不說「土蛤蟆」中華世紀壇。單談談三十年前建的，與首都體育館隔路相望的北京圖書館，想必大家應該對它比較熟悉。

剛剛建造它時，一堆灰白色的鋼筋水泥構架，懸在上面的十幾塊紅字木牌顯得格外醒目「戰風雪，斗嚴寒，力爭『七一』把禮獻」。這種像順口溜，而又遠比順口溜嚇人的口號，在過去那些年代，一般都意味著表決心時的吹牛X，而這那次真的不是。當它第一次完整的屹立在我們面前時，投資了2億3千萬元，每平方米造價高達1642.9元（80年代中期的物價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相當於當時一般居民樓價格的10倍。

後修建完善的北京圖書館新館

不用說美醜，看過的人都知道。就是現在，周圍高樓林立，也遮掩不住它那「天龍八部」般混搭的建築風格。

幾乎所有的建築師，不分年齡，不分派別，都對它表示異議。他們當中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這樣一座復古主義的活樣板，竟會出現在80年代的北京！自然，他們之中很多人也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

原因很簡單，1974年，當它的圖紙剛剛問世時，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在上面簽了字。很多年過去了，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那位領導人也早已故去，但是，他的簽字沒變，於是，圖紙不能變，一切都不能變。

70年代末的北京天安門

有位領導人在談到建築時曾開玩笑地說：「建築好比炒菜，我不會炒，我還不會嘗嗎！」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對於中國人來說，如果高級領導喜歡吃甜，那下面的人都得陪著他一起喝糖水，如果他明天又改吃酸了，下面的人也得陪他一起喝陳醋。

一路向東，凝視一下聳立在天安門廣場正中的毛主席紀念堂吧，它與北圖新館恰好相反。前者是土中含洋，而它是洋里藏土。

那時，它剛剛開始破土動工時，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捐獻過自己最具特色的物產，北京有上百萬市民曾自願到工地去參加義務勞動。

修建毛主席紀念堂時的情景

翻翻當時的報紙，有多少整版對它的報道，讚美它如何壯麗輝煌，如何莊嚴肅穆，是無愧於我們時代的一座偉大建築。然而，當1977年夏天的某一個清晨，它四周的木板隔牆突然撤去時，圍觀的人們卻都迷惑地眯起雙眼：沒人敢說它不好，可是又不知該說點兒什麼，流過心底的是一陣長長的惆悵。

當時參加紀念堂設計組的著名設計師，吳觀張和馬國興曾苦笑著回答，這完全是那個年代必然中偶然的產物。

本來，按照吳觀張的設想，應該像北大校園內的斯諾墓一樣，在一個風景秀麗之地為毛主席立一塊潔白的石碑，樸素而又肅穆。然而，他的建議立刻就遭到了否定，毛主席是不能被埋在地下的，雖然他老人家已經去世，也必須像活人一樣，要住在房子里，而且還得住在人民中間，讓群眾常能見到他。

毛主席紀念堂即將竣工

於是便決定建陵，這是最高的規格。可是陵該建在哪兒呢？十三陵不行，那裡是封建皇帝的墓穴，況且離北京又太遠；香山也不行，在那兒建陵將與中山陵過分相似；玉泉山也不行，那裡中央首長的住房太多，地下還儘是洞；景山也不行，雖說它地理位置適中，卻是崇禎皇帝上吊的地方……

建陵不成，於是又決定建堂。可堂又建在哪兒合適呢？有人建議建在午門前的空地內，這顯然不行。有人甚至建議就建在天安門上……

議來議去，最後決定堂址選在北京兩條中軸線的交叉點上，這裡雖然不能造陵，有點兒委屈他老人家，但卻符合兩大政治條件，一是可以蓋座房讓老人家住，二是居於市中心，確實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當然，這中間也許還有一個潛在的心理因素，那就是它相距故宮太和殿皇帝的寶座不過數百米，而且同在一條皇城中軸線上，南北相對。當然，也許最終批准它的人沒這樣想過，可許多老百姓想到了，而且他們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