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文藝到西北民謠：西北文學的歷史與政治
8月31日，學者王德威在陝西師範大學做了一場名為《現代歷史，西北文學》的講座，這個講座是「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關中·外緣」的一個部分。講座上，王德威提出什麼是西北，什麼是西北文學的問題。以下文字根據王德威教授的演講錄音整理而來，略有刪改。
王德威，比較文學及文學評論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長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
西北文學現代性的源起
西北現代文學可以以陝西作為聚焦點，形成一個概念。在西安討論西北，注意力所及不僅應該包含陝西，還應該延伸至一般容易忽略的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十九世紀以來，西北風起雲湧，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和文學與西北發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西北」的定義至少包含三個層次：「西北」不僅是一個地理所在，也是（流動的）人文、政治的物質空間，更是想像、言說、辨證的歷史場域。尤其西北文化、民族形式和實踐多元雜糅，衝擊了漢族文化中心的論述。文學所指不止限於紙上文章，也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活動。因此從文學角度而言，「西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文化的「感覺結構」。
寧夏黃河灘
西北文學的現代化可以追溯到1906年出版的《三原白話報》等活動。1912年，同盟會會友李桐軒等多人成立易俗社，可以視為標誌性事件之一。易俗社糅合傳統戲劇形式與現代觀念，致力移風易俗，啟迪民智，也因此賦予傳統戲曲新的生命。雖然遠離上海北京，易俗社卻在西北成為民初的一股維新力量。
易俗社不僅搬演秦腔舊戲，同時也推出新編戲曲。影響所及，連當時中國文化領軍人物魯迅都為秦腔的風采所折服。根據魯迅日記，1924年7月14日來到西安，在友人的建議下，16日觀賞易俗社的演出。作為新文化最強烈的倡導者之一，魯迅對傳統戲曲的批判一向不假辭色，卻從秦腔得到新的靈感。他在西安短短一個月，一共觀看易俗社演出五次之多，並給予「古調新彈」的美譽。
戲曲這樣一個文類和中國的現代歷史有著怎樣直接的聯繫？這裡也涉及了我們對文學的定義是什麼。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爆發竟和秦腔不無關係。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楊虎城策劃西安事變的根據地之一就是西安的秦腔劇場——易俗社。事變發生前的三天里，楊虎城坐鎮劇場，以招待蔣介石周遭的親信看戲為名，實為掩人耳目。場內鑼鼓喧天，場外電光石火。彷佛劇場內外，都有了戲中戲的意味。
延安政治與延安文學
1936年，陝西另有大事。在前一年，1935年紅軍長征主力部隊到達延安。這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事件之一，同時也是在文學史的敘述上，不論立場為何，都不能迴避的一部分。
紅軍長征確切人數從八萬到十萬，有待辯論，到達陝北者十中得一。1930年代的延安是一個蕞爾小城，居民三千，一下來了近萬紅軍，為地方文化帶來了徹底改變。到了1943年，延安的人口已經增長到三萬，與此同時，一則關於革命的傳奇興起。
《西行漫記》
除了知識分子的文字傳播，國際記者友人的報道也成為推波助瀾的一部分。他們的敘述是否也應該成為延安文學的一部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讓所寫作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最為人津津樂道。這本書記錄斯諾1936年7月到9月訪問延安的經驗，見證戰時最為艱苦的一面。《西行漫記》成為英語世界的暢銷書，也是使延安故事成為世界革命話語的重要文本。另外一位是特立獨行的女性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的前前後後，她展開和中共綿密的聯繫，報道許多左翼青年、知識分子投奔延安的情況，其中包括丁玲的故事。
那是個風起雲湧的時代。毛澤東在延安這些年裡建立起在黨內不可動搖的地位。對文化、文學史研究者而言，延安時代最為刻骨銘心的一頁應該是毛澤東在1942年5月2-23日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的影響力到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它不僅成為文藝界的操作指南，也滲入了日常生活的實踐。
當時全國各地的青年通過各種方式來到延安。是這些人為延安神話帶來一道又一道壯麗色彩。比如何其芳，1937年之前他名列京派作家，作品充滿唯美感傷的色彩，是一位典型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詩人。1938年，何其芳從他的故鄉四川出發，長途跋涉來到延安。同行的還有沙汀夫婦、卞之琳等人。他們抵達延安，立刻感受到新的氣象，為之砰然心動。
何其芳在延安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毛澤東提議：延安也有一些可以書寫的東西吧。在延安觀察了多日之後，何其芳決定不回去了，他加入賀龍部隊，深入陝甘寧邊區體驗戰地生活。之後他積极參与革命和黨務，曾是延安代言人之一。1949年後，他恢復了文學本業，成為社科院文學所所長。
丁玲也是那時的知識分子之一。她此前創作的《莎菲女士日記》曾以頹廢的的，波西米亞式女性自白，記述在兩個男性之間的徘徊。這部小說於1927年出版，讓她一炮而紅，成為炙手可熱的作家。然而她之後選擇了左翼路線，並為之獻身。1933年，丁玲被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人們一度以為她已被害。丁玲的好友沈從文甚至寫了文章悼念她。但到了1936年，她神奇地出現在了延安。丁玲是怎麼樣逃離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從南京到延安，至今也是一樁公案。而她的故事經過史沫特萊的報道後，成為當時革命女性的一個典範。她日後的遭遇我們則是耳熟能詳了。
蕭軍來自東北，是當時從四面八方到延安的左翼知識分子又一個代表。蕭軍在1938年訪問延安，1940年決定加入革命隊伍。他是一個特立獨行、有強烈的反抗精神的文人。因放言高論，他在當時及日後都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而蕭軍的日記至今沒有在大陸公開出版。這本日記是當時延安知識分子生活的重要文獻。文學、政治、歷史之間的互動，由蕭軍日記可以得見。
這些左翼知識分子和文人來到延安，懷有共同的抱負理想，那就是藉革命推翻現狀。但他們各自的背景習性不同，對什麼是延安生活，什麼是延安精神，則各有各的看法。放言高論的結果是眾聲喧嘩，莫衷一是，讓統治者日益猶疑。於是有了1942年5月2-23日的延安文藝座談。出席座談的有一百多位文藝工作者，聆聽毛澤東三次講話。講話內容1943年10月19日正式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提到文藝工作者的態度、立場、實踐方法等諸多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自此確立；文藝必須成為革命整體大型機器的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
延安講話之後，新的文學和文化政策及實踐方式得以誕生。那就是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展開中國形式、中國作風的文藝實踐。這些實踐的基礎是鄉土表演說唱藝術，經過黨工及文化工作者加工後，形成獨特的左翼文藝傳統。其中包含著訴諸「始源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的力量，一種對鄉土文化創造性轉化的企圖，成效見仁見智，卻不失為反（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文藝。
像是秧歌劇《兄妹開荒》這類演出，或者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或者戲曲《白毛女》（「文革」期間被改為芭蕾舞劇）等作品，都是例證。更易引起注意的是《東方紅》。1942年冬天，這首歌為陝北農民李有源根據民歌《騎白馬》改編，之後多次加工打磨成型，廣泛傳唱。1949年之後，對《東方紅》精益求精的改造一直在進行。1964年《東方紅》甚至被製作成大型史詩歌舞劇，動員3000名演員，而且更攝製成彩色銀幕奇觀。但這部電影1965年首映之後就消失了。「文革」期間，《義勇軍進行曲》歌詞部分因為作詞者田漢的政治問題及其他因素而被消音。《東方紅》幾乎具有了類國歌似的地位。《東方紅》延續了所謂鄉土情懷的「始源的激情」，歌詞內容又與當時最前衛、最革命的思想結合。這是延安文藝的特殊實驗，也是我們反思中國現代歷史與文藝得失時無法規避的課題。
從五四的啟蒙精神，即尋求個體自由解放，到延安的革命精神，即尋求群體意志的發揚，中國的20世紀前半段的現代化進程至此達到高峰。在此之後，我們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們卻要真真實實的面對延安講話帶來的「緊箍咒」。另一方面，講話所發展的政治動能，從日常生活的實踐到政策、意識形態的鬥爭，隨處可見。「文學」不僅反映、批判或創造「現實」。「文學」自身又成為另一種隱喻，指向其他社會、政治、權力鬥爭活動。「陝北」或「西北」在塑造新中國文藝，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命名的過程中居於關鍵地位。
1949後的新中國西北文學
1949年革命勝利，中國文藝迅速更新面貌。陝西文學的變化可以以三位小說作家的遭遇綜述。第一位是杜鵬程，1954年出版《保衛延安》。杜鵬程來自陝北，也是延安時期的隨軍記者，他有感於1947年延安保衛戰的歷史意義，從1950年開始，花費大量心力寫出《保衛延安》。杜鵬程的小說多次修改，終於成書。這本小說是左翼軍事敘事文學的高峰，在當時廣受矚目。但因為歌頌了彭德懷，這本書在1960年代被禁，杜鵬程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極大衝擊。
《保衛延安》再次證明了文學和政治之間的交錯關係。杜鵬程的遭遇表明了作為作家，並不僅僅只是寫作、再現歷史；寫作本身已經是一個事件，參與到詭譎多變的歷史與政治之中。
第二個例子是柳青的《創業史》。這部小說以1929年陝西旱災為背景，以主人公梁三老漢和養子梁生寶為線索，描寫中國社會主義農村改造的歷史背景，和農民思想、情感的轉變。批評者認為這部小說政治正確意味濃厚。這種批評固然有道理，但柳青對風土民情的親近，對人物內心轉折的同情，仍然頗有客觀。他深深影響後來的陝西作家路遙和陳忠實。柳青同樣在「文革」中遭遇迫害。柳青的創作哲學也值得注意。他認為作家不能在書齋里寫作，必須下放到農村，從最艱苦的第一線學習經驗，挖掘寫作材料。柳青有所謂「三個學校」的說法：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
第三個案例是李建彤的小說《劉志丹》。劉志丹是早期革命將領，1936年犧牲。他經歷了很多政治風波，包括高崗建立陝北根據地、王明左傾路線，導致陝北1935年肅反等。1958年黨內認為劉志丹的英雄事迹應該得到肯定，於是由劉志丹的弟妹作家李建彤執筆，屢經修訂後由周揚拍板准予出版。未料康生等認為小說里暗含反黨野心，尤其涉及「反革命」集團的領導高崗問題，竟然因此引發一場冤案。這些案例一再說明文學不是等閑之事，而是以血水換墨水的行動。
新啟蒙時代的西北文學
崔健
1980年代，「西北風」激起流行音樂的狂潮。崔健的「紅色搖滾」尤其引領一代風騷，而西北民謠曲式是這股狂潮的底色。崔健的《一無所有》在1986年推出後立刻風靡一時。在1980年代末的一次集會上，百萬人齊唱《一無所有》，堪稱一段有聲的中國的歷史時刻。西北風不僅僅啟發音樂創新，也為新一代的導演帶來了靈感。陳凱歌的電影《黃土地》為「第五代」電影首開其端，正是根據柯藍有關陝北紅軍採風的文字改編。西安電影製片廠在當時是重要基地，佳作無數，吳天明的《老井》也是其中之一。
在文學界，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路遙的作品，路遙1949年生於陝北，1992年過世。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延續了柳青所代表的那種根植土地的敘事，有社會主義犧牲奉獻的嚮往，卻也關注個人生命里參差交錯的情感體驗，每每透露十九世紀俄國小說特點。尤其《平凡的世界》講述在聖人不在、諸神告別的時代里，一群來自農村的普通人如何歷經城鄉考驗，重新體會「平凡」這兩個字的真諦。這部小說在今天被重新提起，自然有其政治意義。
九十年代初，一群陝西作家引起全中國讀者的注意，形成所謂「陝軍東征」熱潮。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都是當時引起熱烈討論的作品。《廢都》以虛構的西京天降異象開始，描寫作家莊之蝶在1980年代的情色歷險，但更投射了新時期以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廢都」是荒廢之都、頹廢之都、殘廢、報廢之都；相對社會主義「經濟」觀，這樣的「廢」學出現自然有劃時代意義。某些橋段「因色情而被刪去xx字「等的版式設計更勾引出讀者的好奇與慾望。總之，1993年《廢都》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新中國的出版文化、閱讀倫理。不能忽視的是，作者悲憫和寂寞的情懷自在其中。
西北文學在過去的三十年間，是不可錯過的文化奇觀。我們需要思考它的尺度、可能性和局限在哪裡。
陝西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西北文學的作者和作品。在寧夏，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等作品講述一代知識分子在放逐生活中如何找尋心靈的慰藉，這種慰藉不是別的，而是女人。這當然被女性主義者所詬病，但是在1980年代張賢亮曾是人人必讀的「新時期」代表作家之一。又如九十年代末崛起的石舒清，以《清水裡的刀子》一系列作品探討西北質樸的生活和宗教精神面貌。
張承志是另一位描述西北的重量級作家。他的《心靈史》講述近三百年伊斯蘭哲合忍耶教派在中國開枝散葉的歷史，充滿血性和血淚。這部作品雖有信仰導向，但是敘述動人，堪稱傑作。張承志不但是位作家，也曾經是「文革」時代「紅衛兵」這個名詞的發起者之一。1980年起張承志對自己回族身份作出了深刻的思考，之後成為哲合忍耶教派最重要的代言人。《心靈史》一如書名所示，是張承志個人——和他的族裔——心路歷程的記錄。
在新疆，老作家王蒙曾有許多文字記錄在伊犁生活的經歷；年輕作者李娟則從在新疆成長的漢族眼光，描寫地方風貌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關係。前不久去世的陝西作家紅柯也曾在新疆居住，有多篇文字記錄他的經驗。《西去的騎手》講述回族英雄馬仲英對抗盛世才的故事。這些作品不斷延伸出以中原或者漢族坐標以外的文學視野，成為新的「想像中國」的動力。
不得不說的還有台灣作家駱以軍的《西夏旅館》。這部作品引用西夏王李元昊的典故，但以多重跳接後設方式寫出與西夏幾乎沒有關係的故事，充滿幻魅元素。駱以軍以西夏神秘滅亡映射了1949年父輩作為外省人流亡台灣的經驗，和自身作為外省第二代的失落迷茫，也間接投射對台灣當下現況的憂心。
結論：史統散而小說興
陝西安塞腰鼓
陝西是一個具有「詩史」悠遠傳統的地方。但是在16、17世紀之後，詩歌未必是唯一文類傳達歷史現象。馮夢龍曾經說,「史統散而小說興」，這裡斷章取義，我們強調敘事文類在近現代中國和歷史相互為用的過程。就此，我們再次思考，文學如何記錄、形塑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想像？歷史和文學的分野何在？
其次，陝西近現代文學再次提醒我們華夏文明的駁雜多元。胡漢華夷分野何在？我們的文學以及歷史眼光不應該僅僅局限於漢族和中原的文化。我們必須叩問，人種的、政治的、歷史的，文化的分野上，什麼是被我們有意無意排除在外的,律法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作為絲路起點，西安這座城市面向廣大的中國西北，中亞和西亞，本身就已經呈現中國文學現代化現代性的豐富場域。
最後，在西安，在西北，我們不僅可以觀看歷史的文物和古迹，也必須思考什麼是人和土地的關係。這裡的「土地」指的不只是平面的地方或地區，同時也是縱深的、層層累積的垂直空間。就像我們觀看考古遺址，不只是在地上，還有更多的是在地下。當我們行走在這樣的土地之上，千百年的歷史就在我們的腳下，只能體會自己的渺小卑微。當土地上的人在思想、信仰、利益之間你爭我奪，土地之下的一切提醒我們生而有涯，蒼茫深邃的大地承載看不見的一切。面對這樣無限無垠的大地，我們給它起個名字，叫做「西北」。我們對於西北文學、歷史的理解和深切反省，從這裡開始。
（余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