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權的地緣集團向傳統結構轉變-制度選擇
新的官僚體系和自耕農已具備，是否足以構建傳統的制度結構？還是不夠！扁平制度結構還缺君主這最後一環。戶籍和均田改革只是為軍人和自耕農隸屬國家創造了條件，府兵制和地緣集團的構建提供的僅僅是官僚集團，但由誰來代表國家卻成了問題。關隴集團本身是一個帶有分權治理色彩的組織，集團的最高領袖似乎僅僅具備一種「共主」特質，誰成為二十四軍的最高統領，誰就具有成為皇帝的資格。這對於建立扁平制度結構是不利的，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這個組織最終會走向軍事民主制[1]。關隴系國家和秦國雖有很多相似處，但在王室方面卻差異顯著：秦國王室在關中綿延數十代，即便廣納東方游士，甚至外戚執政，其地位依然穩固；而關隴集團「推選」出的皇室，其代表國家的天然正統性卻要大打折扣。這種內在結構特徵，導致關隴集團既有代表國家的一面，又產生軍人政府屬性的另一面。
宇文泰就是在武川系軍官推舉下成為集團核心人物的，他本人並未稱帝，僅僅是作為西魏的最高軍事統帥掌握政權。五胡時期這種例證非常多，劉聰、石虎等都不是合法繼承人，這種現象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漢末曹操。宇文泰之後，其子接受西魏元氏禪讓，而實權卻掌握在宇文泰兄子宇文護手中。君主和帝國最高軍事長官之間仍舊保持宇文泰時期的格局。宇文護幾年間陸續弒殺前兩任北周君主，卻始終迫於集團內部壓力未能篡位，可見關隴集團這種權力分散的公共特性，在穩定國家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宇文護在關隴集團內威信不足，皇族內部也不團結，其最終結局可想而知。宇文護最終被北周第三位君主武帝宇文邕（yōng）所殺，此後正是宇文邕攻滅北齊，開啟中國再統一序幕。宇文邕還對府兵制進行了一項變革，他將府兵制下的軍官更名為皇帝侍官，通過隸屬觀念變化，進一步強化府兵軍官和君主本人的紐帶。現實中，改個名稱就搞定一切當然不可能，但是北周武帝的舉措，實際上走出了改革府兵製為中央官制的第一步。《通考》引唐代杜牧所論：「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是內任官，……漢都尉乃是外任官，……與唐異」[i]。唐代府兵制之所以是中央官制，其淵源就是北周武帝任命府兵軍官為侍官[2]。
在一個權力分享的集團中，宇文護和宇文邕的所作所為，實際上都在向強化皇室地位的方向發展。宇文護的作用在於平衡關隴集團內部各勢力，延續宇文氏帝系，所謂「綱紀內外，撫循文武，眾心乃定」[ii]，《北史》評其「能變魏為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iii]，可謂中肯。宇文護的存在使得關隴系其他勢力無法取代宇文氏，而權力的分散也制止了宇文護篡位。宇文邕則進一步強化了府兵制度的集權特性，加上其攻滅北齊的功績，北周宇文氏達到巔峰。然而，宇文邕在滅齊次年去世，這直接導致四年後關隴集團內另一漢人勢力楊堅的崛起。楊堅禪代宇文氏建立隋帝國，繼而詔令改胡姓為漢姓，發兵吞併南朝，結束了持續幾百年的胡漢對立和帝國分裂狀態。
隋文帝楊堅和煬帝楊廣父子二人的施政方針，本質上和宇文護宇文邕兄弟並無二致。一方面帝國的統治基礎是關隴地緣集團，楊堅父子必須代表其利益；另一方面他們也要維護自身對集團的領導權，壓制集團內部的反對派。楊堅雖是關隴集團成員，但在集團內算不上地位顯赫，登上帝位多半憑藉其外戚身份。對以權力分享為傳統的關隴集團，楊堅父子不可能不警覺。
樹立權威的最佳途徑無疑是對外擴張。討伐南方的陳國一方面是消滅外患，同時也在宣示隋帝國及其皇室的正統地位。這是一個崇尚功勛的集團，一個崇尚功勛的時代，誰征服南陳統一全國，誰就立下了不世之功。楊廣以次子身份即位實在很正常，因為討伐南陳的主帥就是楊廣[3]。楊廣即位有無宮闈因素實在難考，但從關隴集團權力分享的特性去分析，選擇立有重大軍功的楊廣，也不失為保護皇室利益的最佳選擇。從這個角度也容易理解楊廣即位後在西北和東北的急切擴張，以及他那耗費巨資的巡遊，這些行為也許不應單純解釋為楊廣的私慾或者自大。
楊堅執政以來不斷面對集團內部威脅，最主要的反對派當然是支持宇文氏的勢力。楊堅雖然贏了，然而集團權力共享的特性並沒有本質改變，人們也許僅僅注意到了隋帝國疆土廣闊資源富足，卻忽視了楊氏立國的內在艱險。楊氏父子不僅要開疆拓土以宣示正統，更要在制度上有所突破。他們廢除延續幾百年的九品中正制，在府兵之外嘗試全新的科舉制度[4]，這是改變官僚系統的重要舉措。楊廣即位後持續加大開科取士力度，作為其心腹嫡系的南方士子一度佔據朝堂。另一方面，楊廣又在府兵系統之外另立驍果軍制，不用說，這些制度設計都在朝著強化中央集權和帝權伸張的方向邁進。
胸懷秦皇漢武之志的楊廣結局很悲慘，可以說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三次征伐高句麗無功而返且耗盡帝國資源後，隋帝國進入一個快速崩塌模式，戲劇的是楊廣本人最終死於驍果軍官之手。從公元589年到618年，隋帝國統一全中國的時間僅僅維持了29年。
然而此時此刻中華帝國分裂的因子似乎已完全消失。關隴系另一勢力李淵迅速建立唐帝國，憑著李淵的運籌帷幄和次子李世民的奮勇拼殺，關隴集團在新領袖的帶領下，僅用4年時間便橫掃北中國，再6年後中華帝國重歸一統。這期間發生了著名的玄武門事變，李世民殺太子建成和四弟元吉，逼父親李淵退位。和楊廣一樣，擁有重大軍功的李世民以次子身份即位，政變當然是重要因素，然而要是關隴集團沒有那種重功勛的傳統，李世民還有沒有實力和勇氣政變？得位不正的他能否順利統治這個國家呢？
某種程度上，李世民可以說是另一個宇文邕，一個具有關隴集團最高軍事領袖特質的皇帝，這樣一種特質讓集團和國家的結構變得相對穩固。唐太宗李世民時期，關隴集團仍然佔據重要地位，這可從李世民封賞的所謂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窺見——帝國二號和三號人物分別是長孫無忌和李孝恭，鐵鐵的關隴系核心成員。而再往下則有越來越多的外來勢力，加入這個重功勛的地緣集團中。當國家由聚合到分裂又重新聚合時，「關隴集團」這個固有概念實際上在一步步走向模糊。隨著唐代科舉制度逐步成型，以及府兵制自身出現各種問題，以地緣為原理的官僚制度也必然走向終結[5]。
府兵制基於地緣集團而構建，以府兵製為核心形成的政府，最初同樣無法擺脫軍人政府的特性，北周皇室傾軋、周隋禪代、隋的崩潰、玄武門事件，都和這種特性密切相關。然而在一次次的嬗變中，各式各樣的地緣勢力會加入到這個體系當中，關中本位、關隴系集團對國家制度結構的影響力趨於下降，就成為一種歷史趨勢。作為組織國家制度結構的基本原理，地緣和血緣一樣會因為帝國擴張而被沖淡。地緣可以成為帝國制度結構轉變時的過渡性原理，卻不能成為最終原理，這是一個必然走向。府兵制最終讓位於科舉制，正如同秦漢帝國軍功爵制讓位於察舉制，「君主——文官」這個扁平制度結構最核心的部分，就這樣在一片灰燼中浴火重生。
[1]如果用更廣闊的視野去審視，這可能是一個中國制度轉變史上重要的的分叉點——到底是向中國傳統制度方向去，還是走向歐洲中世紀。作為一個以地緣擴散作為組織原則的國家，不同級別的勛貴為什麼就不能構建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制度結構呢？我在解釋西周時曾提出封建制不同於Feudal，因為封建制是按照血緣宗法向外擴散的，而Feudal是一種基於自由契約的制度結構。關隴集團為什麼沒有走向Feudal呢？這似乎是一個極有可能的選項，集團既然具有公共性質，每一股進入體系的集團力量都有可能按照契約原則明確其權利義務。然而最終的結果，中國人沒有選擇Feudal。由於並不了解歐洲人選擇Feudal的所有關鍵約束，我能想到的中國人仍然選擇扁平制度結構的約束條件，大致有三：1、秦漢帝國的典範作用；2、關中地區天然適宜自耕農耕作；3、Feudal也許需要特別的宗教來支撐。
[2]就府兵制當中的侍官制而言，最初的制度設計仍然是從強化君主和軍官之間的私人關係出發的，然而制度發展的最終結果，卻是府兵名義上效忠君主，實際上卻又隸屬於中央政府的十二衛管轄，發展出一套完全獨立於民政的中央集權軍事管制體系。
[3]二十齣頭的楊廣不一定是軍事指揮核心，但平陳的首功無疑會記在他名下，江南諸多勢力也會毫無懸念的歸入他旗下。作為中國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的好大喜功、殘忍暴戾、荒淫無度、恃才傲物，在各類影視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然而從楊廣施政看，此人有功蓋秦皇漢武之志，不僅作為皇子實現傳統中華帝國重歸一統，即位後更是在西北和東北兩個方向開疆拓土。他是史上第一個親臨河西走廊的中華皇帝，對西北的經略比漢武帝更進一步；他也不止一次親自率軍征伐高句麗，這一軍事行動唐太宗同樣在實施。
[4]楊堅楊廣父子所立是否真科舉是有爭議的，不過我認為這對制度長期演變的分析並無太大影響。
[5]科舉制度的勃興，與府兵制度的衰退，似乎有著此起彼伏的替代關係——科舉制直接替代的，也許並非我們想像中的察舉制度或九品中正制。
[i]馬端臨，《文獻通考·兵考三》
[ii]《北史·宇文護傳》
[iii]《北史·周宗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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