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鴻飛：做民間和社會的《知識分子》，行個人的道德責任
本文根據王鴻飛教授在2018年《知識分子》年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講者 | 王鴻飛（復旦大學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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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剛開始我以為只是來隨便講兩句，就答應了。後來發現是正式致辭，而且專家委員會裡面有那麼多重要的科學家和同行，更應該由他們來講。我沒有做過領導，也沒有專門致過辭，是不太會致辭的。
當然，我想我來講講可能也有一個恰當之處。剛才謝宇老師講得非常好，他講到原來科學共同體實際上並不是官方的東西，它本身是一個由不同的個人組成無形學院，《知識分子》的目的就是要促成這樣的無形學院。了解我的人都知道，過去十年我在科學網上一直號稱自己是所謂的「民間科學家」。因為《知識分子》是民間的一個努力，所以由我來講一些對知識分子的了解和認識，似乎也無不妥。
而且很湊巧，我跟《知識分子》的淵源還比較長。記得大概三四年前的某個時候，饒毅他們在創建《賽先生》之前，我回北京有事去找他，在那裡正好碰到他和別人一起談事情。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在「密謀」什麼，不久之後才知道那是他們不久之後創建《賽先生》微信公號的合伙人。我對《賽先生》的創建非常支持——因為跟謝宇老師講的一樣：我們中國的科學官方的東西太強了，非官方的東西很弱。這當然不是說官方的科學不好，官方的科學非常非常重要。隨著科學的發展，近代的科學離開了政府的官方支持以及在諸多方面的主導是完全沒有辦法去開展的。
我自己在中國科學院服務過十年，在美國的國家實驗室也工作過七年多，對政府和官方支持的科學事業有深刻的認識。另外我還在美國的大學裡面學習和工作過八年，也在美國的杜邦公司工作過大概兩年，所以對工業界和大學這些非官方的機構中的科學事業也有不少的了解。我覺得我們中國真正缺少的應該是非官方的和科學有關係的思想，社會組織或者是團體。這些
（非官方）
是跟官方配合的，並不是要去跟官方唱對台戲。
如果大家記得，在兩年之前《知識分子》的創刊詞中，三位主編對《知識分子》從不同側面各有表述：饒毅老師說「人人可以成為知識分子」；謝宇老師講的是「中國需要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個人」；魯白老師講了很多，包括知識分子的「誠信與社會責任感」，還講了「知識分子作為人類基本精神價值的守護者」的責任。魯白老師講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責任這部分我覺得還值得再特別講一講。為什麼呢？
魯白老師在創刊詞裡面提到羅家倫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後來的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在1942年寫的《知識的責任》這篇文章。羅家倫說有知識的人是這個社會裡面幸運的精英，所以對社會有特別的責任，要傳播知識。羅家倫的思想我覺得很重要。中國古代有一句話，叫做「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所以他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知識分子是肉食者，所以我們要為國家興亡而謀之。但中國先賢還有一句話叫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的意思和角度是不同的。肉食者們常常有一個問題——我們都讀過《春秋左傳·曹劌論戰》，裡面曹劌講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如果只靠肉食者的話，很多事情可能有時候玩不轉的。所以還需要那些不吃肉的人。《知識分子》創刊的宗旨，是要「傳播前沿的科學知識，改善中國科學的文化」，這是非常非常宏大的目標和理想。對知識的態度，一方面可以從國家或政府的角度來看，另外一方面還可以從社會和個人的角度來看。雖然我一直都是在官方的機構裡面，卻自稱是民間科學家，這是讓很多人覺得奇怪的事情。其實這主要是因為我認識到民間和社會的科學力量其實非常重要。也正是我們所缺少的。中國今天能夠允許民間的這些科學力量發展，而且民間的科學力量有社會的支持可以去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知識分子事實上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責任：第一是發現新的知識，這是做為研究者的責任；第二是傳承已經有的，正確的知識，給社會提供一個良好的參照系，這是做為教師的責任。我們的大學、和權威的科學機構裡面，無論是在政府的或者民間的機構，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去承擔這些責任，這是很大的責任。媒體信息這麼多，要讓一個普通人能夠正確地做出判斷和選擇，如果沒有好的參照系，是比較難的，甚至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使某個信息本身是正確的，也很可能和錯誤的信息混淆在一起。所以，饒毅老師講，《知識分子》要做高端的、有品位的科學傳播，我覺得實際上就是要力求為公眾進行個人判斷和選擇提供一個良好的參照系這個意思。
知識做為個人的責任，常常很少被提到。我們經常講知識分子的責任，實際上是羅家倫說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所謂肉食者的責任。但是任何一個個體其實也都有一個求知的責任，這也是所謂匹夫之於天下之責任。20世紀初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很著名的文學教授叫做John Erskine，後來還做過世界上最著名的美國紐約Juilliard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他是192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偉大的書教育運動之父」
（Father of the Great Books Movement）
，開啟了二十世紀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和核心課程教育運動，給二十世紀以來美國的社會和文化帶來非常深刻的影響。Erskine於1915年在Amherst College有過一個非常重要和著名的演講，題目叫做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他說每一個個人實際上有一個道德上的責任要使自己變得聰明，有知識，才能儘可能地發現某個特定的行為會帶來好的或者壞的結果，才能對自己和他人盡到在道德上的責任（Moral Obligation）
。按照柏拉圖的說法，無知是罪，個人的知識和德性是統一的（Sin is but ignorance, and knowledge and virtue are one）
。如果個人沒有知識，就會缺乏德性。求知乃是盡匹夫之責。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認為這是知識的天下觀，是從社會和個人來關照科學和文化。不幸的是，羅家倫1920年左右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各晃悠了半年，然後就去歐洲遊學去了。儘管他沒有了解到Erskine講的這種個人的道德責任，也不能算是他的錯。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非常支持《知識分子》，正是因為它是一個民間的、社會的努力，能夠通過傳播和提供良好的知識與科學參照系，來幫助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儘可能好地盡到自己的道德責任。作為一個「民間科學家」，我自然永遠支持這樣的努力。這樣的努力作為我們國家和政府支持的體制的補充，是我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正是中國這麼多年來非常缺少的。
我的致辭到此，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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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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