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殺害的天使們（三）—— 真實的「小偷家族」
大家好，今天是這個兒童侵害系列的第三篇。
在前兩篇中，我介紹了「被鄰居殺害的孩子」，以及「無差別殺童案」。各位讀者的討論也非常精彩，很多朋友已經能夠從「殺人的是變態」這個最表面的現象，開始看到一些與社會、心理相關的深層次問題。
今天這一篇，我來介紹一起讓人一言難盡的案子：
《桶川兒童餓死事件》
桶川這個地方，公眾號的老讀者們肯定不會陌生：這裡曾經發生過一起《桶川跟蹤狂殺人案》，並且由於這個案子的影響，使得日本社會開始關注跟蹤狂的惡性犯罪，並最終制定了一系列規制跟蹤狂行為的法律。
桶川位於埼玉縣的中部，人口大約7萬5000人。由於當地幾乎都以農地和住宅地為主，缺乏本地工商業，因此絕大部分的居民都在埼玉和東京工作。然而，此地距離東京的通勤時間達到了1小時以上，很多人只是看上了當地的低房價，從而犧牲了地理上的便利。
儘管每天在桶川車站乘車的人數僅有2萬6000人左右，但桶川車站近10年的卧軌自殺人數，卻在日本全國521個JR車站中，排名第二，平均每年34人。距離排名第一，每年自殺人數39人的「西八王子車站」，也僅僅相差5人而已。
從自殺心理的角度來說，在車站中卧軌自殺，大部分出自自殺者的衝動行為。而促使這種衝動發生的因素，主要來源於兩方面：其一是由於生活和工作中壓力所導致的抑鬱症、慢性病等等健康問題，其二則是在工作中的人際關係、業務負擔等等，與工作相關的糾紛。這兩種成因，構成了約85%的卧軌自殺動機。
從邏輯上來看，這個現象可以解釋為：由於生活開銷問題，一些收入不高的人群只能選擇桶川、西八王子等等這些距離城市中心較遠，但是交通方便的遠郊區。然而，由於在工作中日積月累積攢下的壓力，以及未來發展的迷茫，最終促成了這些勞動者儘管拚命勞動，但也絲毫看不到生活改善的跡象，最終在某些事件的推動下，選擇了衝動自殺。
因此，相信大家也都能體會到，住在這樣地區里的人們，是生活在怎樣的一種孤獨、壓抑、絕望的氛圍中吧。
2017年10月9日晚上22點20分左右，埼玉縣桶川市的119消防電話接到了一起報警：「我家的小孩好像快死了！」
在日本，救護車的呼叫也都是通過119進行的，消防署在接到報案後，會對派出車輛和人員進行判斷。形成這一機制的原因是，在火災發生時，很多情況都需要消防車和救護車同時出動，統一通過119來報案可以節省報案人的時間。
接到報警後，上尾消防署向報警的男性詢問了具體的情況，然而那名男性只是說小孩好像是睡著了，但是一整天都沒有反應。於是，消防署迅速派出了救護車，前往報警地點。到達了這間位於桶川市的公寓後，救護人員們帶著擔架和急救工具進入了報警地所在的房間，卻發現孩子早已死亡。
然而，在這間兩室一廳的公寓中，救護人員們卻發現了很多不太正常的情況：孩子的父親只是閃爍其辭地回答著救護人員提出的問題，例如孩子最後清醒的時間、上一次吃東西是什麼時候、孩子最近接受的醫療治療等等，基本上是一問三不知的情況；而母親則坐在卧室里，一言不發，以淚洗面。同時，在這間公寓中，還有兩名分別是4歲和3歲的男孩，只是自顧自地在一旁玩耍著。
對於這樣的一個五口之家，兩室一廳的住房雖然不算寬裕，但是在屋中堆積如山的垃圾袋，還是引起了救護人員們的注意。垃圾袋中，各種生活垃圾、包裝盒和包裝袋、小孩的紙尿褲等等，完全沒有分類地被胡亂裝在一起，袋子內外都爬滿了小飛蟲，散發出陣陣惡臭，堆滿了整個客廳。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父母二人還能帶著三個孩子在屋裡生活，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綜合了這些可疑的情況之後，救護人員們決定報警，交由警方來處理此事。
而隨著警方的介入，一起牽扯到三代人的家庭悲劇的全貌，才逐漸浮出水面。
死亡的孩子名叫山邊晴，男孩，出生於2016年9月，死亡時剛剛滿13個月。根據屍檢結果顯示，山邊晴的死因是：餓死。
在屍檢報告中，山邊晴死亡時的身高為60公分，體重僅為3.8公斤 —— 而13個月的嬰幼兒，平均的身高為71公分，平均體重為9.5公斤。也就是說，山邊晴在死亡時，身高僅為普通同年齡嬰兒的85%，體重只達到了40%的程度，屬於極其嚴重的長期營養不良。
作為比對，我國新生男性嬰兒的體重為2.86-3.48公斤。也就是說，作為13個月大的嬰兒，山邊晴的體重，其實與剛剛出生時幾乎沒有區別。
由於山邊夫妻兩人都對小晴的情況絕口不談，警方只得求助於桶川市的政府工作人員。按照日本法律的規定，新生兒需要定期去醫院進行體檢。然而通過市政府兒童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員，警方了解到，自從2016年11月開始，山邊一家便從未帶著山邊晴前往過醫院進行過體檢。
由於連續三個月都沒有進行過嬰兒體檢，於是中心的工作人員便帶著醫院的醫生，前往了山邊家進行家訪。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每次醫生們前往家訪時，母親山邊仁美便以各種原因，阻止醫生們進門面會。在堅持了幾個月後，山邊仁美甚至提出以「騷擾」的名義報警。生怕產生糾紛的醫生們，於是便乾脆放棄了堅持去山邊家進行家訪的念頭。
就這樣，自從出生後2個月，便沒有人再見過山邊晴。
另一方面，在父親山邊拳士郎，和母親山邊仁美的 Facebook 主頁上，與大多數的父母不同，兩人都幾乎沒有發過任何與孩子有關的照片，甚至沒有向朋友們報喜孩子誕生的消息。這也令警方和知曉事件的媒體們感到很奇怪。
山邊拳士郎，25歲，1993年4月26日誕生於九州福岡縣飯塚市，2011年自高中畢業後，前往東京打工，從事土木工、建築工人為生。在2012年5月，他與仁美相遇（原名：石井仁美），並在8個月後的2013年1月結婚。
根據市役所的信息顯示，山邊拳士郎和仁美共育有三個兒子，其中長子誕生於九州飯塚市，次子和三子都誕生在桶川。然而，根據事發之後，兒童保健中心的工作人員調查，山邊家的長子和次子都沒有任何的健康問題，也沒有發現虐待的情況。對周圍的鄰居進行走訪後，警方發現兩人除了有時會在家中打罵孩子時，被鄰居聽到之外，似乎並未出現過嚴重的問題。
警察們隨後前往了山邊拳士郎所工作的建築公司。據了解，拳士郎在2014年秋天開始在這家公司工作，工作表現中等，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在問道拳士郎對孩子的情況時，公司的同事們卻紛紛反映，從未聽他提起過自己的孩子們。
另一方面，孩子的母親山邊仁美，是一個身高150cm，體重不足35公斤的極為瘦弱的女性，與丈夫同為25歲。儘管生在桶川長在桶川，然而仁美似乎並沒有什麼來往的朋友。在她的 Facebook 頁面上，儘管註冊於2009年，但她也僅僅有6名好友。在鄰居看起來，山邊仁美似乎是個與任何人都不來往的人。平時就算在樓道里碰面，但她也幾乎不打招呼，躲避開人們的視線，低著頭與鄰居擦肩而過。
警方的調查，似乎開始碰到了一面看不到的牆：夫妻兩人儘管有些古怪，但是由於兩人都太過於不起眼，與社會的交集非常少，所以警方能夠了解到的信息也極其有限，甚至無法弄清夫妻兩人的關係如何，又是怎樣生下不幸死亡的山邊晴的。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山邊仁美的父親石井仁在考慮再三下，接受了媒體的採訪之後，才讓我們對這起事件背後的故事，有了一覽全貌的機會。
事件中的母親山邊仁美，1993年出生於一個幾近崩壞的家庭。
做為家中的長女出生的仁美，她所度過的童年，與自己的孩子們極其相似。在生下了三個女兒後，仁美的父親不堪生活的壓力，曾經嘗試過自殺。三次自殺未遂後，痛苦的石井仁提出了與妻子離婚。在仁美8歲這一年，父母正式離婚，法庭判決由母親帶著三個女兒生活，而父親則需要每月支付15萬日元的撫養金，直到三名女兒都年滿18歲後結束。
離家後的石井仁，開始了四處奔波打工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母親渡邊尚子也開始了精神崩潰的徵兆。申請了政府的最低生活補助之後，加上孩子父親每月支付的撫養金，整日無所事事的尚子，常常將孩子們鎖在家裡之後，自己獨自一人去玩小鋼珠。在仁美的回憶里，妹妹們被整天整天地關在陰暗的公寓里，每天只能用零食當飯吃。自己從學校放學後回到家中，往往要等到夜深之後，才能夠見到醉醺醺的母親從外面回來，帶回一些食物讓孩子們果腹。
因為這樣的原因，石井仁美從小就非常瘦弱。當別的孩子衣著光鮮地去上學時，她穿的衣服卻總是臟髒兮兮。不久之後，仁美便成為了班裡孩子們霸凌的目標，同學們常常大喊著「她好臭啊」，一邊把她推進廁所的單間里鎖起來。
由於沉迷於賭博，母親的收入開始入不敷出。為了繼續玩小鋼珠賭錢，她開始通過「消費者金融」借高利貸，不斷變賣家中的物品。由於生活所迫，母親尚子開始從超市、商店裡偷東西度。被多次抓獲後，尚子開始教唆自己的三個女兒去超市裡盜竊。由於女兒們不情願，她甚至拿出了菜刀，強迫著女兒們把想要的東西偷回來。到了後來，她給每個女兒都下達了「KPI」，不偷夠足夠的東西，就不給飯吃。
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母親渡邊尚子每每有不如意，便會虐待仁美和她的妹妹們。在學校仁美在初中起便患上了對人恐懼症，無法直視他人的目光，更懼怕與陌生人的交流，同時也患上了哮喘。而這，也解釋了為何仁美在Facebook 上，只有寥寥幾名好友的原因。
因為病情嚴重化，學校方面也覺得讓仁美繼續在學校就讀，只會加深她的病情。於是在初三這一年，仁美在學校辦理了休學。另一方面，仁美一家異常的情況，也被桶川市市役所的工作人員得知。在進行了多次家訪之後，市役所認為母親尚子已經不具有繼續養育孩子們的能力，便聯繫了仁美的父親，希望他可以接手三個女兒的撫養。
禍不單行，就在石井仁同意了撫養三個女兒之後不到一個月，他所經營的小公司卻突然因為經營不善而破產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石井仁只好聯繫了桶川市的工作人員，如實反映了自己的情況。最終，市役所只好將仁美三姐妹送入了兒童保育設施，也就是所謂的孤兒院。
另一方面，仁美的母親尚子由於嚴重的酒精中毒和精神壓力，已經出現了幻聽幻視等等精神分裂症的癥狀。作為精神病患者的處置措施，她被送入了精神病治療機構。
在兒童保育設施中，仁美也並沒有迎來人生的轉機。儘管已經16歲，但仁美的體重也僅僅有30公斤，於是在設施中她再次成為了其他孩子欺辱的對象。為了活下去，仁美悄悄從這間孤兒院里逃走，開始了在街上流浪的生活。她找到了一輛被廢棄的麵包車，在車上為自己安排了一個「家」，吃住都躲在車裡。
半年之後，因為實在走投無路，仁美再次回到了這間孤兒院。2011年年初，石井仁還完了自己破產後的借款，將仁美三姐妹從孤兒院中接了出來。
2012年4月，19歲的仁美開始打工，每天往返於桶川和東京之間。儘管她還是有著嚴重的哮喘和對人恐懼症，但為了維持生活開銷，她還是選擇了走出家門工作。也是在這段時間裡，她開始嘗試從網上結識朋友，因為她覺得從網上接觸的人並沒有現實中那麼可怕。
在她20歲那天的生日，她遇到了山邊拳士郎，兩人的關係迅速升溫。在2013年1月，已經懷有身孕的仁美帶著拳士郎回了家，向父親提出要與拳士郎結婚。
而那時的拳士郎，其實也並沒有一份收入理想的工作。還在一家建築公司干小工的他，其實是在網上約炮中遇到的仁美，卻沒想到就此讓仁美懷了孕。他最初向仁美提出想要她打掉肚子中的孩子，然而在醫院體檢後，醫生卻提出仁美的身體過於虛弱，實施流產的話恐怕會危及生命。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拳志郎才答應了仁美結婚後把孩子生下來的要求。
仁美的父親對拳士郎並不滿意，然而考慮到自己女兒的身體境況，以及自己窘迫的家庭經濟狀況，他提出要由拳士郎將仁美帶回九州，在拳士郎的家中照顧並生下孩子。於是在2013年1月，兩人剛剛登記結婚過後，仁美便隨著拳士郎回到了九州福岡的飯塚市。
在九州的婆家，拳士郎和仁美的日子過得也並不好。由於拳士郎的哥哥一家也在父母家中寄住，家裡的經濟情況也屬於捉襟見肘。而相對於東京來說，拳士郎在九州本地打工的收入也低了不少。生下了長子之後，仁美對人充滿強烈恐懼的性格，讓她與婆家的關係非常不融洽。夫妻兩人考慮再三，只好搬回了埼玉縣桶川。
2014年春，回到桶川的山邊一家，在仁美父親家附近找到了一間兩室一廳的公寓住了下來，月租6萬日元（3600人民幣左右）。當年，仁美又為拳士郎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因為身體瘦弱，加上哮喘病的緣故，仁美在生下這兩個孩子的時候都選擇了剖腹產。然而，從拳士郎這段時間在 Facebook 上所發的狀態來看，他其實早就厭倦了這樣的家庭生活。
從2014年4月起，他便多次在網上感嘆道生活沒有意義，非常空虛，而且從來沒出現過他和妻子在一起外出的照片。
與之相對的是，拳士郎卻在妻子懷孕待產期間，自己獨自返回了九州，與高中的朋友們一起在九州北部玩了半個月的時間。
2014年12月，仁美得知了母親尚子已經從精神病院出院，自己獨自居住的消息。於是她瞞著父親，自己一個人悄悄地去探訪了母親。沒想到的是，當她打開虛掩的房門，卻看到了母親上吊自殺的屍體。在這件事之後，仁美收到了強烈的精神刺激，對生活也喪失了繼續下去的信心。
2015年，山邊拳士郎和山邊仁美夫妻，因為合夥在超市多次盜竊，被超市抓獲。由於怕被通知公司後自己遭到解僱，拳士郎提出與超市和解，條件是夫妻兩人支付合計100萬日元的賠償金。為了湊上這筆賠償金，兩人向小額信貸公司借了100萬日元的高利貸。
生活可以說是被這夫婦兩人過得一團糟。
為了維持生活，夫妻兩人只好將兩個兒子都寄住在老丈人石井仁的家裡，靠他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仁美徹底放棄了生活的希望，每天都蝸居在家裡。拳士郎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去夜店打工，結果卻慢慢染上了夜店的習氣，與幾名打工的女性鬧得不清不楚，經常夜不歸宿。
然而此時的仁美，卻發現自己又有了身孕。
2016年9月，仁美產下了第三個兒子山邊晴。由於早產，山邊晴在生下來的時候只有2.4公斤。在石井仁的要求下，山邊拳士郎開始回到家裡住，長子和次子也被送回了拳士郎和仁美身邊。
此時剛剛完成生子的仁美，卻意外地得知了一個令她更加崩潰的消息。
她的丈夫拳士郎，染上了淋病。
（淋病是一種常見的性傳播疾病，圖片太噁心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查。）
在她的逼問之下，拳士郎承認了自己在仁美懷孕期間，在外面與其他女子有染，最終被傳染上性病的事實。已經為拳士郎生下了三個兒子的她，此時陷入了嚴重的抑鬱之中。而幾天後，她發現比自己年幼3歲的妹妹愛美，也得上了淋病。
石井愛美，比姐姐仁美小三歲，自幼患有智力發展障礙，只具有大約7歲兒童左右的智力。在妹妹也患上淋病之後，仁美和父親石井仁以報警相威脅，最終從拳士郎的口中得知了真相。拳士郎用哄騙的方式，與愛美在2016年夏天發生了肉體關係，並將性病傳染給了她。
真相大白之後，仁美的抑鬱症讓她徹底變得對生活麻木不仁，對三個孩子也開始不聞不問。石井仁對女婿拳士郎的做法也相當惱怒，然而考慮到三個外孫的生活，不得不先將怒火壓了下來，希望能夠不將家醜外揚，勉強讓拳士郎和仁美維持夫妻關係。
在這樣的家庭里，完全喪失了希望的仁美開始選擇逃避。對於剛出生的小晴，她只在孩子哭鬧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時，才給他餵奶。而拳士郎也繼續開始了夜不歸宿的生活，每周僅回家幾次探望。兩個稍大的兒子還知道在餓急了的時候，跑到外公家裡找吃的，而被剩下的小晴，就只能每天聲嘶力竭地哭喊著，想要讓父母給他一點食物來充饑。時間一長，小晴也就慢慢沒有了哭喊的力氣。
2017年10月9日，山邊拳士郎再次回到家。他發現了早已冰冷下來的小晴的屍體，在驚慌之中便撥動了119的電話。而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本篇開始的一幕。
根據法醫驗屍的結果，山邊晴的死亡時間，是在拳士郎報案之前的48小時。他的胃空空如也，而且已經發生了萎縮，被證明是長期得不到食物，嚴重營養不良所致。據法醫回憶，山邊晴的屍骨看上去猶如乾屍一般，瘦得皮包骨頭。
2017年10月12日，事件被警方發現後的第3天，山邊拳士郎所倖存的兩個兒子被政府接走，送入了兒童保育設施。
2018年5月16日，埼玉縣警方以「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對山邊拳士郎和山邊仁美，進行了正式的逮捕。
目前本案正在等待開庭審理中。
為了防止山邊仁美多次出現過的自殺企圖，在看守所中警方對仁美進行了24小時監護。
山邊拳士郎目前為止對餓死親生兒子小晴的事實，未表達出任何的態度。
山邊夫婦的其他兩個兒子，仍然寄養在孤兒院中。等他們從孤兒院中畢業後，又有怎樣的人生等待著他們呢？
由於罹患慢性病和癌症的緣故，石井仁無法接替山邊夫婦，對兩名外孫進行撫養。
山邊拳士郎的父母也主動提出，放棄了領養兩個孫子。
山邊仁美的母親所放棄的養育責任，直接導致了仁美的人生悲劇。而仁美的悲劇，又導致了山邊晴的慘劇的發生。
悲劇一般輪迴的命運，如同詛咒一般地籠罩在這家人的身上，是不是又會降臨在那兩個倖存的孩子的身上呢？
依據日本近10年來的判例，保護責任者遺棄致死罪的量刑，視情節輕重，基本上在5-10年有期徒刑之間。如果作為加害者的父母，受到精神疾患、藥物中毒等情況的影響，處於部分行為責任的狀態之下，其罪責會相應地減輕到有期徒刑3年左右。
而另一方面，根據埼玉縣的官方統計，在2017年遭遇到家庭暴力、虐待、性侵、遺棄的，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達到了7980人之多，其中被父母放棄撫養，進行遺棄的兒童人數為1107人。根據同期人口統計，埼玉縣的18歲以下人口為135萬人，也就是說在1000名兒童中，就有6名兒童在家庭中遭遇了不公正的對待，這已經成為了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出於對個人和家庭的隱私保護，在大多數的兒童虐待、遺棄事例中，兒童保護機構的工作人員並不能直接地接觸到可能受到侵害的兒童。而這也就使兒童們遭遇侵害之後，並不會立即被相關機構得知，使他們侵害的程度更加嚴重、更加隱蔽。
出於保護兒童的目的，一些群體已經向政府建議，要求政府定期對所有適齡兒童進行強制性的會面，以保證這些孩子的安全和福利。
儘管在《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嘗試用充滿溫情的劇情，來讓我們看到那些已經「崩壞」的家族中，仍然有著希望的光芒。然而在現實中，孩子們所面臨的問題，恐怕更加嚴重。
下一篇我來寫是枝裕和導演在14年前拍的另一部片子，《無人知曉》的案件原型：《巢鴨兒童遺棄事件》，以及另一起作案過程相似，但造成了更加悲劇性後果的《大阪兒童遺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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