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咸豐帝玩文字遊戲，桂良、何桂清能化解難題嗎？

自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咸豐帝的脾氣變得十分乖戾。他只是固守定見，不再考慮下級的實際操作困難，也不幫助下級解決具體問題。他的這種苛刻的要求，有時也能使懈怠的官員振作精神，一些叫嚷多年的難題輕鬆化解。而這種不時出現的效果又使之更為苛刻，許多官員由此琢磨對策，以應付咸豐帝催命般的諭旨。桂良、何桂清都是官場老手，深諳政治操作之訣竅。他們已經看出，咸豐帝雖言「四事」，實際上「公使駐京」為「第一要事」；而「公使駐京」僅入載《中英天津條約》，法、美、俄三國條約皆規定「有事進京」；於是，他們專在「公使駐京」一事上下工夫，專在英國專使額爾金身上下工夫。至於咸豐帝不斷提及的其他三事，對照英方文獻，他們從來就沒有正式提出過。

《中英天津條約》中文本規定：「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總候奉本國諭旨遵行。」桂良派員解釋，文中的「或」字表示選擇，表示可能，因而希望英國去掉「長行居住」，改為「隨時往來」。由於先後出任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的徐廣縉、葉名琛、黃宗漢對外持強硬態度，廣州民眾自鴉片戰爭以來與外國人交仇甚久；由於江蘇官員歷來對外主和，已經設置租界的上海不僅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通商口岸，而且在眾多方面成為對外交往的「模範區」；桂良為使各國公使不致再在廣州處處磨難，準備改上海為對外交涉之地，也就是說，將原由兩廣總督例兼的管理通商事務欽差大臣一職，改由兩江總督例兼，由兩江總督在上海代表清朝與各國公使打交道。

徐廣縉雕像

葉名琛

桂良的交涉一開始並不順利，英國專使額爾金明確照會，《天津條約》一字不易，北京方面卻不斷傳來廢約再戰的聲音。桂良婉轉地提醒咸豐帝，清朝此時尚無與英、法對抗的武力。何桂清此時也在奏摺中反話正說，其本意是讓咸豐帝儘快批准他們在上海進行的談判，並曲折地示意咸豐帝，欲改條約，須有武力。他同當時的許多官員一樣，當遵旨辦事遇到困難時，行延宕之計，力求先將事情拖至明年。咸豐帝並未看出此層意思，反在該折中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折頗有關係，著悉心商酌。昨日惠親王面奏辦法，事屬可行，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僧格林沁報告大沽等處的炮台建設情況，又使咸豐帝的態度趨於強硬。

僧格林沁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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