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臨城下，咸豐帝「緩兵之計」竟成誤國之舉？

儘管咸豐帝已經在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硃批「依議」，但他深受桂良「萬不可作真憑實據」一言的影響，只是將之當做「緩兵之計」。而當他認真看過兩國條約後，尤其是中英條約，認為不可接受，決計要求修改。對自己剛剛批准的條約即刻提出修改，不太合乎當時的西方今天的世界所通行的慣例，可咸豐帝等清朝中的一大批人士並不以此為非。

《天津條約》的簽約場景

咸豐帝畫像

綜合四國條約，其主要內容為：一、公使駐京，覲見皇帝用西方禮節；二、增開通商口岸，並約定平定太平天國後，長江中下游另闢三埠為口岸；三、外國人憑「執照」可往中國內地遊歷、通商、傳教，「執照」由各國領事頒發，由清朝地方官蓋印；四、修改海關稅則，減少商船船鈔；五、賠款；六、對於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清政府保護傳教等項，各國《天津條約》較之舊條約有更為明細詳備的規定。若以今日國際準則為標準，這些不平等條約損害中國利益最為嚴重者，仍是第四、五、六項，即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降低關稅與船鈔、戰爭賠款等內容；損害中國利益較小者是第二、三項，即增開口岸、允外人內地遊歷；至於「公使駐京」，雖潛含著可直接向清廷施壓的意味，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可在咸豐帝和一大批清朝人士的眼中，情況恰好相反，他們認為最不可容忍的，正是「公使駐京」，其次是內地遊歷，再次是長江通商，又再次是賠款付清後歸還廣州。咸豐帝要求將此「四事」從剛剛簽訂的條約中取消。而對於損害中國權益最大的條款，無論負責談判的桂良，還是咸豐帝等人，都沒有發現任何不妥，開了一個極大的口子，漏了過去。

桂良在京與咸豐帝的商談內容，當時十分保密，但從後來的奏摺、諭旨來看，確實是一項極大的舉措：派桂良、花沙納、何桂清為關稅談判大臣，乘上海談判之機，向英國等國要求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長江通商、賠款付清前佔據廣州之「四事」，作為此四事的補償，清朝對英國等國全免關稅！咸豐帝還一如既往一廂情願地布置了具體的操作辦法：桂良等接見英國等國談判代表時，首先宣布大皇帝的恩典全免關稅，嗜利的「夷」人聞此獲利無窮的重典，必然震懾，必然感恩不盡，必然會思回報，桂良正可要求將「四事」取消。如此一手做下去，定能成功。

花沙納

此真為驚人的誤國之舉！當時清朝的海關年收入為銀數百萬兩，這在財政困難的咸豐朝已是不小的收入。至清朝後期，海關年收入為銀兩三千萬兩，占清朝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強。若此策執行，清朝的財政至同治朝即已崩潰，其命脈也不可能維繫至二十世紀初，而中國的商業利益也將在西方列強進逼下喪失殆盡！咸豐帝雖稱挽回「四事」，但其中也有輕重厚薄，最重最要仍是「公使駐京」，後來在上海的談判大臣恐泄漏機密，上奏時也以「第一要事」來隱喻此事。也就是說，咸豐帝打算以今日看來最大的國家利益關稅，來交換今日看來極為正常的「公使駐京」！

廣東人民出版社委託宣傳

（ 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碩士研究生 謝敏 ）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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